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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作者:佟大群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5-01
开本: 16开 页数: 275
本类榜单:社会科学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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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版权信息

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本书特色

考察民国时期的文献辨伪,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否则不足以得出较为真切的认识。在全面回顾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佟大群著的《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分九章,对这个牵涉颇广、意蕴丰富的学术现象进行了系统探究。其中既有人物研究,也有学案研究;既有部类文献研究,也有代表论著研究。本书的篇章架构和内容,兼顾了人物与事件、专题与个案、纵向与横向、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从文献辨伪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文化转型之间关系的角度,探究民国学人,如何在文献辨伪活动中,实现思想和学术、传统和现代、继承与创新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从而推动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进步。

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内容简介

民国时代是中国文献辨伪学发展史上一个异常活跃的阶段。民国文献辨伪学是一个颇受学界关注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未见有人真正从“文献辨伪”的角度,解读这个广为人知的“文献辨伪”问题。本书是国内**部系统研究民国文献辨伪问题的专著,是作者《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的姊妹篇。本书在全面回顾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理论方法,从文献辨伪与时代变迁、社会发展、文化转型之间关系的角度,探究民国学人如何在文献辨伪活动中,贯彻其融合古今、中西的“文化自觉”。本书篇章架构和内容,兼顾了人物与事件、专题与个案、纵向与横向、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 作者提出,民国时代的文献辨伪,既非单纯的文献整理问题,也非单纯的学术思想问题。在思想上是叛逆与救赎之间的博弈,在理论上是技法和心法之间的纠结,在方法上是证真与证伪之间的彷徨,是一场影响深远、发人深思的文化运动,是一次试图沟通整合古今、弥缝中西而未竟的文化革命。认识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评估这场立意高远的文化“破坏”、接续这条已然断裂的文化传统,是一个严肃的“世纪命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目录

前 言

**章 世纪命题

一 覆古思潮

二 科学主义

三 考古新风

四 时代使命

第二章 梁启超与辨伪学

一 主要论著

二 主要成就

三 理论别说

第三章 胡适的文献辨伪

一 学术主张

二 辨伪实践

三 辨伪得失

第四章 钱玄同的文献辨伪

一 思想主张

二 钱顾夤缘

三 经籍辨伪

四 辨伪思想

第五章 顾颉刚的文献辨伪

一 著述考论

二 辨伪实践

三 辨伪成就

第六章  “刘歆伪作说”驳议

一 公案始末

二 代表论著

三 旧说驳议

四 是非得失

第七章 诸子文献辨伪

一 辨伪源流

二 考辨名家

三 学案举隅

第八章 辨伪集成之作

一 撰写始末

二 主要内容

三 学术成就

第九章 传承的迷思

一 重要成就

二 主要局限

三 文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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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节选

  《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四 是非得失  (一)“伪作说”的方法局限  作为“刘歆伪作说”的集大成者,康有为以一部《新学伪经考》而青史留名。康有为在论成“刘歆伪作说”的过程中,基本使用了所谓“《史》《汉》对校”的方法,或称“班马异同法”的方法。文献互勘,或称“以古书论古书”①,古往今来,都是学术研究中*为广泛使用的一种办法。只要运用得当,就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康有为等人“刘歆伪作说”的成功,缘于此;失败,亦缘于此。  有关康氏方法论的局限。钱穆说道:“今文学家遇到要证成刘歆伪作而难说明处,则谓此乃刘歆之巧,或遇过分矛盾不像作伪处,便说是刘歆之疏或拙。”②这是一种“左右逢源”,厚诬古人的做法。  钱穆又说道,究其实质,这些今文学家,“先存一个刘歆伪造的主观见解”。故而,一见刘歆主张“汉应火德”,便疑心汉初的“尚赤”是刘歆的伪造,并根据五行生克,推测秦人的“初祠白帝”也是刘歆伪造的;又见刘歆说少昊为五帝之一,便怀疑凡是述及少昊的文献,尽是刘歆伪造。进而认定,《左传》《国语》《吕览》《淮南子》以及《史记》等一干传世文献,“全靠不住了”③。  总而言之,在钱穆看来,康有为学说中,一个*严重的逻辑缺陷,就是“事先假定”刘歆作伪,进而把“刘向云云”一概认定为刘歆之假托,从而“把刘向以前的一切证据一概抹杀”,将所有“罪状”统归于刘歆一人。这就是康有为等人主张的“今文家法”④。  钱穆的上述质问,直指要害。想必康圣人再世,也百口莫辩。如果对于钱穆的诸多质疑,一时难得其要领。我们不妨参看杨宽先生对“《史》《汉》对校法”的批判:这是“意为进退,初无所据”⑤的“玄学之考证方法”①。康有为当时为证成己说,不惜断章取义、先人为主的做法。实际上,已不是“文献互勘”的局限,而是其学术思想的局限。  (二)“伪作说”的思想局限  人们有关“刘歆伪作说”思想局限的讨论,大都集中在刘逢禄、康有为二人身上。以刘逢禄力证《左传》之伪为例。刘逢禄通过证《左传》之伪的方式,鼓吹“公羊经学”的思想色彩极为鲜明,这是人所共知的一个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清代的文献辨伪学“几乎脱离了学术的正轨,如野马之狂驰肆骋”②,刘逢禄应对此负责。  笔者以为,如是批判,颇值得商榷。无独有偶,康有为的证成“刘歆伪作说”,其通过文献辨伪而实现政治目的的旨归,也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对此,钱玄同、顾颉刚等人都曾言及。这也是康有为学术中*为人所诟病的问题。  即便如此。我们应该对“刘歆伪作说”的“思想局限”,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应该说,有价值述求的学术研究,是古今中外都曾存在的文化现象。纵观中国文献辨伪学史,这个现象依旧存在。  笔者曾在《清代文献辨伪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对清以前及有清一代近两千年间“文献辨伪”中的“卫道”问题,给予了格外的关注。经研究发现,以辨伪“说法”,以辨伪“卫道”,是中国文献辨伪学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  如果说,“准以六经”,以辨伪“说法”,以辨伪“卫道”,是中国古代文献辨伪学的局限,那么应该说,以辨伪实现“批判封建”,以辨伪从事“文化重建”,无论是现象抑或实质,均已超出了“纯学术”本身,而颇有“卫道”的意味。  ……

民国文献辨伪学研究 作者简介

佟大群,男,1979年生,辽宁锦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员,国家公派留学归国人员(早稻田大学),曾获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等奖励和称号。多年致力于清史及文献辨伪学史研究,已出版论著多篇(部)。2010年,得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义先生、南开大学白新良先生推荐,作者的同名博士学位论文——《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获“清史纂修工程?研究丛刊”立项资助,201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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