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光临中图网 请 | 注册
> >
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

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

作者:陈培浩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12-01
开本: 16开 页数: 269
本类榜单:文学销量榜
中 图 价:¥56.2(7.2折) 定价  ¥78.0 登录后可看到会员价
加入购物车 收藏
运费6元,满39元免运费
?新疆、西藏除外
本类五星书更多>

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 版权信息

  • ISBN:9787520337496
  • 条形码:9787520337496 ; 978-7-5203-3749-6
  • 装帧:一般轻型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 本书特色

★这本书的意义,是敞开了中国诗歌现代性转型之路的复杂性;重新定义了歌谣之于“新诗”的基本性质;深入探讨了“新诗”运动取法歌谣的特点与问题。歌谣作为一种资源,并非静态自明地被启用,而是体现着具体历史语境下不同话语权力的博弈,包括美学的、学术的、民族的、阶级的诸多诉求。应该特别重视作者命名和梳理的“新诗歌谣化”问题,它昭彰了人们在这一历史现象中对“新诗”实践和歌谣现代化的双重误解。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光明 ★《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开掘了一个值得学界关注的学术论题。对“马凡陀山歌”、《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作品的分析,都饶有新意和创见;也提出诸多值得反思的议题,有助于诗歌研究界重新审视与歌谣相关的诗歌历史实践以及现代诗歌史本身的问题空间。本书同时把新诗歌谣资源置于一个更大的时代认知范式中加以探讨,具有高屋建瓴的历史视野。视野开阔,问题意识突出,显示了作者进入历史、深入探究的能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晓东

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 内容简介

  歌谣是行走于民众口中的诗,新诗是汉语现代转型过程中打开新世界、化合新经验催生的文体,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20世纪中国新诗进行了多次以歌谣为资源的努力求索。  《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对20世纪新诗化合歌谣的多次实践进行历史追踪,并重点聚焦于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在国统区、解放区两种不同文学制度下的丰富实践,通过细读何其芳、艾青、袁水拍、李季、阮章竞等人的代表诗作,展示了新诗与歌谣不同的文体边界以及歌谣进入新诗的复杂历史语境。

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 目录

引言

**章 新诗“歌谣资源”的发现与发生(1918-1927)
**节 1920年代新诗歌谣资源的探索
第二节 “文艺的”与“学术的”:歌谣现代文化身份的生成

第二章 “新诗歌谣化”的阶级路径(1928-1936)
**节 “文艺大众化”与“新诗歌谣化
第二节 阶级文学的内在困境:《新诗歌》的两种读者反应
第三节 歌谣的阶级化:何谓旧形式的”改革“?

第三章 “新诗歌谣化”及其多重文化动力(1937-1949)
**节 “旧瓶装新酒”诗歌及“民间形式”话语
第二节 不可抗拒的转型:新文学话语及其消解
第三节 人民性的召唤和歌谣体的改良:阶级民族主义话语催生的诗歌

第四章 无法完成的转型
——何其芳与新诗歌谣化“
**节 “虽有旧梦,不愿重温”:民间资源压力下的搁笔
第二节 艰难转型:“自我”和“大我”的交战
第三节 “自我抒情”与“格式诗法”的冲突

第五章 走向山歌
——1940年代袁水拍诗观转化的历史语境与动因
**节 一次偶然的交集?
第二节 “对于歌谣,我有了偏心”
第三节 重建“人的道路”:一种历史透视法
第四节 人民性与歌谣的无缝对接

第六章 革命文学体制与民歌入诗
——《王贵与李香香》的阶级想象及经典化
**节 过滤与重构:阶级想象与民间意识的更替
第二节 革命期待下的经典化接力

第七章 重识民歌诗的“革命”与“现代”
——《漳河水》的诗法政治和神话修辞
**节 “诗法政治”与“诗歌想象”
第二节 “妇女解放”的神话修辞术
第三节 重返古典之文:革命神话的观念基础
第四节 革命民歌诗:作为一种特殊的“现代”诗

第八章 歌谣:作为新诗的资源难题
**节 “可歌性”与“去音乐化”:政治与文艺两种立场的争辩
第二节 “设限”或“去限”:两种限度意识的对峙
第三节 “资源”的难题:新诗与歌谣的纠葛与迷思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展开全部

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 节选

  《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  新文学立场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  如果把何其芳的观念放置于三四十年代之交的论争,便会发现它并非偶然,也不是何其芳独有的观念。而是当年文艺场域中带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话语。是一种从五四立场来思考“大众化”“民族形式”的典型思维。大众化的结果自然导向对传统民间资源的激活和启用。于是便产生了对大众化、旧形式、民间形式的各种不同立场:进而产生了新形势下如何评价旧形式与五四新文学、如何评价五四新文学与“民族形式”关系的争论。新文艺的文化信仰者更愿意相信“大众化”是特殊环境下的暂时、权宜之计;更不认可旧形式相对于民族形式的代表权。在“民族形式”论争中,正是这种声音跟“民间派”的论争构成了讨论*重要的两极。在1942年以前,从新文学立场出发探讨“民族形式”的主要人物包括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王实味等。有趣的是,这些人的思想同样存在着相当差异,彼此间也发生过争论(如胡风和周扬,王实味和胡风)。1942年之后,周扬逐渐成为毛泽东文艺路线的阐释人。然而1942年延安文艺讲话之前,他在民族形式问题上却依然保留着某种程度的新文学立场。1942年之后,“民族形式”论争的结束实质是这些异质性声音的消弭和统一,论争中的这些新文学声音揭示了1942年之前延安文艺界思想上的内部张力。  在阶级立场出发批判五四新文学是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论争、文艺大众化论争的主要命题。五四白话文学被斥为“新文言”,承接着对新文学的阶级批判,向林冰诸人直接宣告五四文学资源在缔造民族形式竞争中的出局。然而,这种观点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却引来了多番批驳,就是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主将郭沫若、30年代文学大众化论争主将周扬都对五四新文学持有更加客观的判断。作为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重要成员的茅盾、以五四精神传人自居的胡风对此更是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1940年6月9-10日两日,郭沫若在重庆《大公报》连载长文《“民族形式”商兑》,对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拒绝外来资源的自闭倾向提出商榷。郭沫若无心“袒护新文艺,以为新文艺是完善无缺或者已经有绝好的成绩”,在他看来新文艺“*大的令人不能满意之处,是应时代要求而生的新文艺未能切实的把握时代精神,反映现实生活。”“第二个令人不能满意的缺点,便是用意遣词的过分欧化。”①在郭沫若看来,破解此两个新文学弊端的方式是作家对大众生活的亲历,“是要作家投入大众的当中,亲历大众的生活,学习大众的言语,体验大众的要求,表扬大众的使命。”②郭沫若把作家与大众的关系定义为一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但前提是作家从思想到生活必须“大众化”,因此才能获得对大众生活的代表性和表述权。因此,在他这里,作家的主体性是非常明显的。他特别警惕把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等同于中国民间固有的“习闻常见”的形式。“工厂,公司,轮船,铁道,汽车,电信,电话,电灯,电梯,自来水,学校,政党,声光化电,朵列米伐,上至大总统,主席,委员长,中华民国,那一样式‘中国老百姓所习见常闻’的?如这一切都要从新来过一遍,以某种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为‘中心源泉’,任何人听了都会惊骇,何独于文艺而发生例外?”③郭沫若在社会现象跟文艺现象之间进行直接类比,虽然并不妥当,但是他显然凸显了民间形式中心论者在现代性与民族性发生矛盾时的偏执。抱着某种文化进化论的思想,郭沫若相信民间形式终究是一种落后的形式,它之使用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们在这时就必须通权达变,凡是可以杀敌的武器,无论是旧式的蛇矛,牛角叉,青龙偃月刀,乃至镰刀,菜刀,剪刀,都可使用”。④他相信落后的形式在进入正常时间轨道之后,必然会被淘汰,“抗战前差不多绝迹了的手摇纺线机,自抗战以来四处复活了。这也就是权。这种一时的现象,在抗战胜利以后,是注定仍归消灭的。我们当然不能说,将来的新纺织工业形式会从这手摇纺线机再出发。”  ……

歌谣与中国新诗-以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倾向为中心 作者简介

  陈培浩,男,1980年出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韩山师范学院副教授,诗歌创研中心主任,新诗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广东省作协签约评论家,入选2015年广东特支人才计划·青年文化英才,2015年广东省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近年已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南方文坛》《当代文坛》《文艺争鸣》《中国文学研究》《人民日报》《文艺报》等重要学术报刊发表论文几十篇。论文多次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已出版《迷舟摆渡》《阮章竞评传》《互文与魔镜》等著作。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年度优秀论文奖、首届广东青年文学奖文学评论奖等奖项。

商品评论(0条)
暂无评论……
书友推荐
本类畅销
编辑推荐
返回顶部
中图网
在线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