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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全12册) 版权信息
- ISBN：9787545821420
- 条形码：9787545821420 ; 978-7-5458-2142-0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全12册)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大众申报馆剪报资料，被专家、学者誉为继《申报》后又一民国大型史料宝库。本书为《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的《新闻出版专辑》，专门收录了20世纪30、40年代关于上海各大报馆、新闻报纸、出版机构以及与新闻出版密切相关的社会重大事件、报人、出版人传记和活动等方面的剪报资料，按照年月日的顺序编排，具有资料系统性、内容生动性等特点。为当代学人和读者了解近现代新闻出版事业各方面的情况保留了珍贵的报刊资料的见证，是研究近现代新闻传播、图书出版等方面重要的文献史料。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全12册) 内容简介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是汇编申报馆图书资料室在1930年至1949年间所收集、整理近百余份中国近现代重要报刊，以上海为主要内容的剪报资料影印合订本。由于题材多样，体量庞大，总数多达15万份，将分辑编辑出版。《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专门选收1934年至1949年间有关上海新闻、出版业的剪报资料，大致分为“报业概况（1934—1949）”、“报馆介绍”、“报人介绍”、“新闻实务”、“报业广告”“各类小报（1934—1948）”、“出版业（1931—1949）”、“通讯社（1934—1947）”等专题，这批珍贵的剪报文献，对研究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影印底本依据上海报业集团馆藏的“申报馆剪报资料”文献。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全12册) 目录
总目
**册
望平街：曾见证了纸媒的一个黄金时代
各色报头
报纸连载
报业概况：上海报业（1934—1937）
第二册
报业概况：上海报业（1939—1944）
第三册
报业概况：上海报业（1945—1949）
第四册
报业概况：各地报业 香港报业 南京报业
报馆介绍：时报 时事新报 晶报 大公报
第五册
报馆介绍：新闻报
第六册
报馆介绍：东南日报 中央日报 大美晚报 大晚报
第七册
报馆介绍：中华日报 立报 华美晚报 辛报 新申报 新华日报
第八册
报馆介绍：中美日报 文汇报 正言报 国民新闻 平报
第九册
报馆介绍：新中国报 中华时报 商报 侨声报
报人介绍
外媒与记者
新闻实务
报业广告
第十册
各类小报（1934—1948）
第十一册
出版业（1931—1949）：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世界书局 其他出版机构
第十二册
通讯社（1934—1947）：各通讯社 中央社 路透社
展开全部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全12册) 节选
望平街，曾见证了纸媒的一个黄金时代 当我们感叹“纸媒正在消亡”时，可曾想到在并不遥远的一个世纪前，纸媒正迎来它的**个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的诞生地和集散地，是在靠近外滩的一条南北向的狭窄马路山东中路——那时叫“山东路”，人们还习惯性地叫它更早的路名“望平街”。 著名记者曹聚仁曾说：“一部望平街的历史，便是现代中国的报业史。”在望平街，先后有《新闻报》《申报》《时报》《民立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等著名报馆相继出现或同时并存。“望平街”成了“报馆街”的代名词，在近代中国新闻报业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一章。 一 我们在“《申报馆剪报资料》介绍”中已经说到，“剪报资料”是由申报馆图书参考科同人“搜集、剪贴”，并加以分类“装订、庋藏”。本辑主要辑录的，是除《申报》以外其他各报的剪报资料（申报馆图书参考科对于《申报》自身的剪报，包括其他报纸刊载的有关《申报》的报道、《申报》自己刊发的“社论”、“馆外通讯”、“申报年鉴”等剪报，其数量亦称宏富，当以另编专辑出版）。 这里，就从《新闻报》开始说起。 早在光绪末年（1908），新闻报馆已建成了五层楼房，“宣统元年落成迁入”。汪汉溪掌事后，《新闻报》注重经营管理，实行报纸企业化，进口双层轮转印刷机，采用卷筒纸印报，提高报纸质量和印报速度，又自置无线电台，收录电讯稿。为扩大发行，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馆、分销处500余所，发行量*高日销15万份。相比之下，申报馆直到1918年才建造五层大楼，购进新式印刷机，销量日增，与《新闻报》一起成为全国发行量*大的两份日报，一时并称报界双璧。 1936年10月11日《金刚钻》刊载“国庆日的各大报”，“新闻报张数*多，大公报特刊富丽”，对其时沪上影响*大的七份日报做了一个版面统计： 昨日为双十节，各报均有增刊。上海七大报，以中华日报之四大张为张数*少，新闻报之十一张为张数*多，申报十张半，仅少于新闻报者只半张，时报四张半，较*少数之中华日报多半张，次于申报者为时事新报九张，大公报及民报则各五张。申新两报，且各有图画增刊一大张，申报之每周增刊，图照文字等，亦多关于辛亥革命之史迹……材料至丰富，印刷亦极富丽。时事新报之九张中，国庆增刊外，且有交通建设之增刊，搜集名作甚多，既能别创一格，且际此交通建设日进时代，自为各方面所注目矣。（见第五册第85页） 在辛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新申两报”可谓并驾齐驱、不分伯仲，而且《新闻报》的发行量还一度领先《申报》。这也可以看做史量才在日后想要收购《新闻报》的缘由之一。 《今报》1946年11月1日起连载“二十年来之新闻报”，作者潘竞民。之前的二十余年间，潘竞民一直供职《新闻报》。抗战胜利后，《新闻报》复刊在即，其时他已在《立报》供职，应《今报》邀约，讲述20世纪20年代初至抗战胜利前供职《新闻报》期间的所见所闻。在“前言”中他写道： “日销十五万份，广告效力*大”。中国自有报纸以来凡稍阅读的人，看了这十足自豪的口号标语（现在的日销，听说已超过此数，当然另有一个口号。）谁也知道这是历史悠久拥着广大读者国内唯一报纸的新闻报罢。 ……以前二十年中，既有不少可供写述的资料，而且我想写的，无非是一鳞半爪，零碎片断，毫无用心，不成系统。与其说是二十年来之新闻报，毋宁说是我二十年间服务的回忆，雪泥鸿爪，聊留纪念。（见第五册第1页） 这些可看做是潘竞民的自谦之词，因为“前二十年”同在《新闻报》供职、且地位名望更大的前辈如李浩然、严独鹤诸先生还健在，他绝不敢胡说八道，更不至无中生有，完全可以作为史料的补充。 众多论著在讲述史量才收购《新闻报》一节，大多一笔带过：民国十八年（1929）福开森意欲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史量才，却引起了《新闻报》原股东与史量才之间的一场股权风波。至于风波如何，则语焉不详。 “二十年来之新闻报”之“股权风潮”，有过详细的描述。 从汪氏父子先后总理馆事起，福开森以监督名义，主持大政，始终是一个权威者。他鉴于报馆营业虽逐年发展，但中国时局经几次的剧变，深感应付棘手，而且他又事故都，不常来沪，意态消极，感萌退志，于是决将全部股子出让。当时承购者是申报主人史量才先生。史氏独资创办申报，时期更早于新闻报二十年，声势可相匹敌，与汪汉溪先生，同具经营干才魄力，有一时瑜亮之称。不过申报营业销数，终较逊色，史氏在处心积虑之下，想出釜底抽薪之计，毅然承购福氏全部股权。此事进行极为秘密，事机成熟后，新闻报同人犹毫无所知，等到董显光膺史命入馆，揭露真相，方大起冲动，连夜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一面照常出版，一面刊登大幅启事广告，誓死抵抗，启事词意是反对“托辣斯”，垄断舆论，馆内各处满贴标语，做来有声有色，闹得满城风雨。史氏鉴于形势紧张，僵持下去，不是了局；第三方面人士，也愿斡旋，于是经由虞洽卿等名流，多方折冲结果，史氏允将一部分股权退出，让给第三者；钱新之、吴蕴斋等，及馆中极少数同人，因此得加入为股东，一场风潮始告平息。（见第五册第23页） 对于史量才*终的妥协与退让，作者也有公允的评说：“史先生以身殉报，逝世也已十二周年，平心而论，当时一个愿卖，一个愿买，合法授受，并非强抢豪夺，而先生终能尊重舆论，顾全大局，足证他的气度宏大，值得后人钦佩。” 经此一役，1929年前后的史量才，成了上海滩名副其实的报业大王。凭借在报界的雄厚实力，他迅疾向其他产业发展…… 20世纪初至战前是上海报业的**个黄金时期。报业巨头除了发行报纸，还逐渐涉足图书出版、电影娱乐、慈善救济等领域。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商业与资本的翘楚。在那时，拥有一份报纸就相当于拥有了印钞许可证。所以，众多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蜂拥而至，文化精英也一时间找到了用武之地，因为有太多原本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凭借勤奋与才华，以报刊为舞台，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 据统计，上海报业在1920、1930年代，除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大报外，以《晶报》《金刚钻》《罗宾汉》《福尔摩斯》等所谓“四大金刚”为代表的各色小报，先后创刊竟有六七百种之多。“新申两报”在这一时期，也从日发行三五万份，猛增至十四五万份，十年间增长了两三倍之巨，因为读者在增加。日益激增的外来移民定居上海，学生、知识青年、小商人及企业主，是报纸的忠实受众，成为都市文化和纸媒的消费主体。 二 战火的肆虐，受冲击*大的往往要推工商业，交通中断、物资匮乏、百业凋零、市面萧条……，而报业却逆势上扬，关注时局成了上海市民的头等大事。每天清晨，只要一出报，形形色色的报贩们争先恐后，把一条窄窄的山东路挤得水泄不通。每当有“号外”出版，那种争抢批报的场面更为激烈。 《新华报》1939年9月24日刊载的《报人素描》（第30节）中有一段叙述，记录了山东路报市的异常性繁荣：“八一三”的战事，终于爆发，上海的各报馆不仅没有影响，销路反增加了几倍；单以……大美晚报每天号外就出十多万份。承印的立报馆，开足两架卷筒机，还是供不应求，望平街的报贩，聚得密密层层，人山人海，马路的交通也被塞断，吵得简直像天反地覆，你抢我夺地争着批报。（见**册第229页） 《华美早报》1938年11月10日刊载《山东路报市巡礼》一文，采用白描手法勾勒了一组山东路报市镜头，更为生动。好在篇幅不长，全文照录。 天还没有亮，山东路上靠麦加圈南北一带，有一个闹忙的市场。如果给它定一个名子，大概谓之“报市”，是*妥当的了。 当太阳尚未出来，都市里的人们还在甜梦里逗留着的时候，这里便已经挤满了报贩们了。 他们都是穿得那样旧污破碎的衣服；你如果是**次看见，还会以为是什么地方跑来一群逃荒的难民，手里差不多全托着一块纸板，什么时候从老远跑出来一个报馆的“发报人”，怀中抱着一大束的报纸，大家便蜂拥地挤上去，吆唤着：“××报我来三十张”，或是“我要二十份××报”。 在马路边的地上，发报人将各色各样的大小报纸，摊成了一片，匆忙地数点着，一面分派给批报的小报贩们，有的是十一二岁尚未成年的孩童，也有五六十岁的龙钟老太婆；从哪些饥饿而焦急的面孔上，可以看出来都不缺少用血汗与时间去讨生活的那欲望。 孩子们一接得了报纸，便朝人们稀少的地方奔驰着，响起尖锐的喉咙：“××报出来哉，看看中国杀败东洋的消息啊！”声音响亮地惊扰着正留恋着作梦的夜都会。 有着脚踏车的较优越一些的报贩们，便闪着腰身，脚踏车像一条箭似地从人丛中飞窜出去，找他们的主顾，和他们的长期订户。 这儿简直是什么大小报纸，全要汇集到这里，才能批发出去，仿佛成了一个报贩们*中心的不可更移的地盘了。凑在这个报市来做小生意的，有卖粢饭油条的，也有卖豆腐浆大饼的，这些价廉而*能充饥的食品，当然也*为报贩们所欢迎了。 要到上午八点钟光景，报市上的人们才渐渐疏散开。 黄昏晚报出版时，照例报市又来一次闹忙的市集。争夺报纸的小贩们，完全把交通也阻断了。黄包车经过这里，要费不少时间才能通过去。 正如其它商业相仿，报市也被几个人所把持着，他们不容许别人跨进这个圈子，除非是小本经营的小报贩们。把持报市的少许人物，如果以经济学上的术语言之，则可谓为报市托辣斯了。他们是报市里的富有阶级。（见第七册第290页） 三 几家欢喜几家愁，报业也是如此。尽管纸媒的黄金岁月还在延续，然而一旦时局突变，或经营不慎，便会招致倒闭或裁员的风险。在充分的却也失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读者是用脚投票的，资本则更加无情。 《时事新报》在1935年元旦过后，有过一次裁员风波。《大美晚报》1935年1月4日报道：在元旦后一日新闻夜报上，载着下列一则新闻：“本埠时事新报，在报界有相当之历史。讵于去年底十二月卅一晚十一时，编辑营业两部职员中有三十余人同时接到该报油印解职书各一封，函中略谓，兹因馆中景况不佳，不得已将诸君裁撤，自一月一日起，请诸君停止工作等语，被裁之各职员，以该报数月前，为维持馆中经济，已先采用减薪法，今忽突然宣布解雇，殊深惶惑，当即报告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请求援助……” （见第四册第380页） 老牌大报《时报》到了1939年索性关张大吉，报馆职员迫不得已成立“时报同人会”以求自救。《中华日报》在1939年9月5日报道了这件事。 时报自创办迄今，已有三十余年历史，现在该报服务职工年数，至少均在十年以上，不料该报于八月卅一日下午四时，无故将各部加以封锁，突然停刊。对于多年患难与共之数百职工，亦无善后办法。现该报全体职工于昨日（四日）成立时报同人会，讨论对付办法，以促该报当局早日出面予以接洽，俾得圆满解决云。（见第四册第361页） 与此同时，南京的汪伪政府则粉墨登场，纷纷抢占舆论阵地，迅速组建起汪伪报系、日文报系，主要有汪伪机关报《中华日报》和《新中国报》《大陆新报》《上海画报》等。以“只卖财产，不卖报名”之诉状告上法庭，*终赢得官司的《申报》前买办席子佩，拿了史量才的24万元后一转身办了《新申报》，到了此时，却自甘堕落，卖身投靠与《大陆新报》合并，成了汪伪报系的传声筒、马前卒。 汪伪报系的日子好过吗？所谓的“和平救国”运动得到人民的拥戴吗？这方面“剪报资料”也为我们留下了详细记录。1939年7月11日《中美日报》一篇题为“中华日报昨复刊 望平街上引起纷扰”报道，描述了报贩群体自发性地对汪伪报系的鄙夷之情： ……当昨晨五时十分该报**批运出，各报贩尚未将该报销售之际，突有身穿黑色长衫及蓝布服装之壮士十余人，上前将各报摊之中华日报作大规模撕毁……同时并将预先带来之传单向众散发。当该传单散发之际，全体热心报贩，均自动将该报撕毁践踏，一时望平街上被撕毁之中华日报纸片与传单飞扬满地，该报之承包发行人及发报等数人，亦均遭众人切齿辱骂并有二人被遭殴击。（见第七册第45页） 1939年8月9日《中美日报》报道“中华日报在北站，强迫旅客购买”，则表现了汪伪报系不得人心却不甘被冷落的急吼吼心态： 据北站来人谈，汪精卫在沪所办之机关报中华日报，因无人购阅，推销困难，现每日在北火车站对旅客强行派销，不论上下行车乘客，均须每人购阅一份……方得放行。此种强销报纸办法，实为报史上之创闻。（见第七册第57页） 1940年12月4日，《中华日报》自身也闹了一个笑话，而且令人发噱。各报纷纷评说，把它视为“极饶趣味”的一桩黑色幽默，上演了汪伪政府自扇耳光的一幕活报剧，成为街头巷尾的一大谈资，让上海市民大饱眼福。《正言报》12月6日配图并报道： 汪方机关报《中华日报》在第七版上，每日刊有大生赌场广告一则，其文字……“重金聘请甬剧皇后”八字，突被人改植“打倒汪精卫卖国贼”八字，致反汪标语，竟在汪方机关报上发现，中外各方，皆认为系一极饶有趣味之事件。（见第七册第94页） 在汪伪政府看来，这俨然是一件重大政治事件，务须彻查。于是，派出多路人马奔赴大小报摊收买当日报纸，消除影响；排字及印刷职工被全部带到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严加审讯……我们没有读到关于此事的后续报道，不知这些落入魔掌的排印职工是否因此遭罪，但我们仍为这一充分展现民族大义和勇敢机智的行为而赞叹。 四 孤岛时期，新闻界也有一群勇敢的斗士。他们置生死于度外，所谓“书生有笔曰如刀”。乱世中并不缺少英雄，但孤岛中的英雄，更多是文弱书生。英雄也并不都能功成名就，更多的是在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满怀一腔正义与愤懑倒在了无声手枪之下。然而，正是这样一批英勇的报人，谱写了近代新闻史上应特别标记为英雄的篇章。 《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便是其中的一个。孤岛时期，朱惺公以其主编的“夜光”副刊为阵地，撰写了大量政论、杂文。*让人津津乐道的，是朱惺公对汪精卫早年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于狱中所写《被逮口占》中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五言绝句，被极其巧妙地每句添上二字，改为“当时慷慨歌燕市，曾羡从容作楚囚。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以讥讽汪精卫的卖国行为。 朱惺公《“奸”“奸”新论》一文，用嬉笑怒骂的笔法，对一帮汉奸冷嘲热讽： 本题两个“奸”字，所以必须刮弧者，因有两种解释。上面一个“奸”字，是“奸臣贼子”之奸；下面一个“奸”字，是“奸夫淫妇”之奸。“维新”之“奸”，为了要便利自私的“讨小老婆”逞其“奸淫”的兽欲起见，特行提出修改民法上的“重婚”与“通奸”罪……但是，“只许男人通奸，不许女人养汉”！汉奸的太太们，就真的会屈服吗？看她们给颜色你看！（见第六册第246页） 《为什么要做汉奸？》一文，朱惺公更对汉奸的头面人物直接指名道姓，挖苦讽刺。要知道，这些人在当时可谓地位显赫、权倾一时。与他们叫板是需要勇气的，朱惺公正具有这样的一种勇气。 举个例子来说：像卢英这样一个人……终于做了汉奸……再如梁鸿志那家伙，年纪老得快要爬进棺材里去了……然而他竟做汉奸了！……复次，殷汝耕是的的确确镀过金的留学生，温宗尧也跟着先烈喊过“革命”口号的，如今他们干的把戏，固然是“一丘之貉”！（见第六册第259页） 不断收到“76号”的谩骂、警告和恐吓，算是稀松平常的。1939年6月15日，朱惺公又收到“76号”寄来的一封带子弹的恐吓信。他依然临危不惧，自题挽联“懦夫畏死终须死，志士求仁几得仁”，并在五天后的6月20日，继续在“夜光”副刊发表《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自供》的长文，矛头直指“特工总部”—— 贵“部”所发之书，余亦慨然承惠一份。此余之不幸耶？抑余之宠遇耶？检阅内容，则谓余所编之版，今后如再发现“反汪”之文，即将派员对余执行“死刑”等语。夫生犹寄，死犹归也。余寄生于兹浊世，垂四十年，其平时足以致死之道，本已不一而足，如薪菲所入，仅图口腹，既不能趋炎附势、求官谋禄，又不屑仰人鼻息、乞食嗟来。数根穷骨，一股寒酸，是“穷”即可致余死命也。又如瘦骨嶙峋，身如鸡肋，既不堪当老拳之一击，更难避佛说之三灾。继晷焚膏，苟延残喘；疾病时侵，摄生无术。是“病”亦可致余死命也。至若平时因乏车资，出门每多安步，偶一不慎，则横逆之来，安知不作车轮下之鬼？而生平耽嗜曲生，得暇辄赴市楼，冀谋一醉，或饮如过量，安知不似南京“新贵”之中酒毒，遂为不清不白之酒鬼耶？总之，吾人生于方今之世，无时不可致死，亦无地不可致死！死固然耳！……余对于死，乃绝无所畏！二年来之寄生孤岛，早如待死之“囚”！（见第六册第290页） 这样犀利的文字遭来杀身之祸是必然的。仅过二月余，此文竟成谶语。1939年8月30日下午，朱惺公从寓所步行去报馆的路上，突遭“76号”狙击，当即致死，时年39岁。《申报》第二天以“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被刺”为题，做了详细报道，“弹中要害惨死，当获一嫌犯”。 昨日下午四时许，朱氏照例由寓走出，步往大美晚报馆，讵料行经北河南路天潼路河滨大厦附近时，忽遇暴徒三人，由路旁闪出，直驱至朱氏身旁，将其拦阻，而其中一人即出枪向朱轰击，当时朱欲避不能，遂被一枪击中左太阳穴，立即倒地身死。各暴徒见目的已达，亟自逃逸，附近岗捕闻警，立即赶到，并在附近搜索案犯…… （见第六册第306页） 汪伪政权的倒行逆施，遭到一致声讨，“76号”却变本加厉，更加肆无忌惮，充当打手、杀手。一时间，多家报馆遭受无辜打砸，多名记者惨遭暗杀，喋血街头：1940年7月19日《大美晚报》发行人张似旭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被暗杀，时年41岁；1940年8月17日《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在萨坡赛路（今淡水路）遭狙击，身受重伤；1941年4月30日《华美晚报》总经理朱作同外出路上被暗杀，时年44岁…… 五 《今报》1946年11月4日刊出“二十年来之新闻报”之“几个蜕变”。作者潘竞民回顾了《新闻报》自创刊至抗战胜利这五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在组织机构、股权结构上有过重大变化的几个时间节点，其中一个节点就是抗战爆发。作者介绍说： 敌寇压境，（新闻报）又改组为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机构虽有变迁，但实际仍由汪氏兄弟擘画主持。上海沦陷至太平洋战事后，敌伪逐步控制沪市舆论，经两次短时期的停刊，王松涛氏一度代主馆事，旋由吴蕴斋氏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内部则分由郑鸿彦、程仲权两氏分别负责主持。吴氏去后，挽李思浩任社长，由是奸逆陈日平、鲁风，凭藉敌人优势，先后侵入，从此不得太平，编辑部更全体大骚动，重要负责人员，陆续辞走，发生空前未有的蜕变。胜利以后，经神秘的酝酿，停刊后终告复刊，外貌虽还保持着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但实质已差不多蜕化为由“商”而“官”，汪伯奇氏就此不再出山，汪仲韦氏亦仅存监察的名义…… （见第五册第3页） 这一巨变，“新申两报”如出一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一条狭窄的望平街已无法容纳众多报馆，它们被迫选择停刊或内迁；而体量庞大的“新申两报”则受到日伪当局的多种钳制，经营权被逐渐蚕食，以致抗战胜利后被基本认定为“敌产”而被国民党当局接收——由战前的股份制民营公司，到沦陷后的半官半民，再到战后名义上的股份公司而实质上的官办，“新申两报”一转眼变成了国民党的党产。 至此，望平街的黄金时代渐渐落幕，日薄西山，旭阳不再。 如今的山东中路，是一条弥漫着浓郁的市井气息的普通马路，基本没有拓宽，也还未被完全改造，徜徉在这条近代上海开埠后*早的马路之一，依稀可以遥想百年前的光景。两侧弄堂里的老屋仍杂居着老上海的住户、外来租赁户；沿街面的店铺，各色小店鳞次栉比……可曾想，现如今这一家家便利店、水果店、小吃店，当年曾是一家紧挨一家的报馆、书局，店铺是营业所，楼上是编辑部…… 1994年，就在山东中路汉口路相交的东北角，以新闻报馆旧址（原汉口路274号）为主要地块，一幢直指蓝天的27层大楼拔地而起，与申报馆大楼斜角相对，名叫解放日报大厦（今汉口路300号）。这一年，解放日报社从申报馆大楼迁入了崭新的解放日报大厦。1998年，解放日报的子报《申江服务导报》创刊（简称“《申》报”），以此为标志，纸媒的又一个黄金时代拉开了序幕。 唐晓云 2021年12月21日
申报馆剪报资料·上海卷:新闻出版专辑(全12册) 作者简介
上海报业集团成立于2013年10月28日，由上海两家主流媒体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而成。集团旗下拥有包括历史悠久、影响力大的三张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在内的20多家报刊杂志、出版社，以及新华发行集团等集团化子公司。主要业务范围包括报业、新媒体以及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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