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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后的清醒——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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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后的清醒——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史论

作者：孙慕天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03-01
开本： 16开 页数：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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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后的清醒——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史论 版权信息

  • ISBN：9787030715654
  • 条形码：9787030715654 ; 978-7-03-071565-4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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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论

迷思后的清醒——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史论 内容简介

本书是《跋涉的理性》姊妹篇，是一部关于俄（苏）科学技术哲学问题史论结合的学术著作。本书在深刻分析俄（苏）科学技术哲学首要问题——自然本体论和*为鲜明的两个导向—一“本体论主义”与“认识论主义”的基础上，不仅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对苏联科学家的启发意义，而且介绍了苏联哲学家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创新发展。通过对新俄罗斯哲学与科学哲学的管窥，阐明了当代俄罗斯学者对“六十年代人”开启的认识论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及西方学者对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态度的转变。本书不仅是对苏联时期科学技术哲学遗产的再反思，而且是对当代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成果的新评介。 本书适合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科学技术哲学和外国哲学专业的师生，以及对哲学感兴趣的广大科技工作者阅读参考。

迷思后的清醒——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史论 目录

目录
总序 i
前言 ix
**章 沙俄的科技政策和斯拉夫文化语境 1
**节 沙俄科技政策的形成 3
第二节 沙俄改革科技政策的尝试 7
第三节 沙俄科技事业的特点及其语境制约 19
第二章 苏俄建国初期的科技进步思想和科技发展战略 35
**节 苏俄建国初期的特殊形势 35
第二节 列宁发展社会主义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 43
第三节 苏俄建国初期的科技进步事业及其政策 50
第三章 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自然本体论研究 72
**节 自然本体论研究初创阶段的理论论争 73
第二节 自然本体论研究分化阶段的正统和异端 79
第三节 自然本体论研究转型阶段的创造性探索 86
第四章 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发展的两个导向—本体论主义和认识论主义 120
**节 列宁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的发展及两大主题 120
第二节 20世纪中叶苏联的改革思潮与科学哲学的兴起 126
第三节 改革派科学哲学家的原创性探索 133
第四节 “六十年代人”的后继者及其理论创新 149
第五章 新时代的历史回声—新俄罗斯哲学与科学哲学一瞥 176
**节 对苏联时期科学技术哲学的新反思 176
第二节 奥伊则尔曼：质疑和修正 180
第三节 列文：继承和推进 187
第四节 叶戈罗夫：选择和利用 198
第六章 西方的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14
**节 早期的正面研究导向 215
第二节 中期的负面研究导向 221
第三节 后期的中立研究导向 225
第七章 两个案例 241
**节 李森科现象及其教训 241
第二节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 255
结语 重构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思路 269
参考文献 276
英俄汉术语对照表 284
英汉人名对照表 293
俄汉人名对照表 299
后记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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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思后的清醒——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史论 节选

**章 沙俄的科技政策和斯拉夫文化语境 近代科学技术是17—18世纪才在沙俄出现的。事实上，只是到彼得一世的时代，俄国才有了由政府制定和推行的科技政策。由于沙俄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它的科学技术和科技政策也带有十分特殊的性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的发展是以沙俄科学技术原有的基础为前提的，而苏联科技政策也与沙俄科技政策有着特殊的历史关联，所以研究沙俄的科技政策对于俄（苏）科技史和科学技术的研究都是基础性的工作。 近代科学技术在沙俄的兴起和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俄国的产生和演进密切相关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经历了200多年，这段漫长的过程是以1861年为分界线的：从彼得一世的时代到1861年这150年，是俄国资本主义的孕育时期，是俄国近代科学技术兴起的时代；从1861年到1917年的近60年间，是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时期，也是近现代科学技术在俄国迅速发展的时代。 纵观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社会史可以发现，特殊的斯拉夫文化语境始终制约着俄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俄国是欧洲社会的异类，它和近代欧洲现代化的进程是错位的。马克思曾经专门研究过俄国社会特殊的经济结构，他在著名的《给维 伊 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这种特殊制度的内在特征就是它的“孤立性”，保持着“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而这一特质就使“比较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1］沙俄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既保存了“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种独特的古老传统，又发展出农奴制的封建剥削形式，这是斯拉夫文化语境的经济基础。沙皇尼古拉一世时期的教育部部长乌瓦罗夫（С. С. Уваров）制定的著名公式“君主、东正教、民族性”—集中反映了斯拉夫文化传统的负面特质：集权主义、信仰主义、孤立主义。 直到18世纪初叶，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的国家。当时全俄仅有十几家手工工场。为了改变俄国经济落后的局面，使其迅速赶上西欧先进国家，彼得一世在工业、农业、商业、政治和文化教育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彼得大帝的改革在经济领域的重点是建立手工工场和发展贸易市场，这使俄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飞跃。从彼得一世逝世的1725年算起，到1790年，俄国的手工工场从200余家增加到1000余家；出现了图拉和乌拉尔这样的重工业中心和彼得堡、莫斯科这样的轻工业中心。一些手工工场开始实行雇佣劳动制度。同时，工业产品的增加促进了商品市场的活跃，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全国商业市场已经形成，富商大贾成为重要的社会阶层。相应地，1725—1796年，俄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15倍。c 但是，尽管如此，当时经济关系的主体仍然是封建农奴制，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宗法式的（自然经济的）农业同家庭手工业（即为自己消费而对原料进行加工）、同为地主进行的徭役相结合。”列宁认为，这是“中世纪经济制度*典型的形式”。［2］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在给地主进行耕作之余，在自己分的一块份地上劳动，挣得糊口的生活资料，从而继续为地主提供劳动力。 沙俄这样的经济背景，使当时的俄国社会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表现出一种特殊的二元化倾向：一方面是社会要求变革的进步倾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势头汹涌澎湃；另一方面则是反对改革的保守倾向，反动集团以维护农奴制为施政基点，残酷镇压进步力量，禁锢先进思想。 社会的这种二元化倾向，对当时俄国的科学技术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竞争和农民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使技术改革成为必要。”但与此同时，“ 宗法制农民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以保守的技术和保持陈旧的生产方法为基础。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没有任何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 ”。［3］这就是说，一方面，俄国社会的进步力量要求发展科学和技术；另一方面，站在对立面的俄国贵族地主的代表—专制势力，则阻挠和破坏科学技术的进步。这种情况就是那一时代沙俄的科学技术政策，始终包含着改革与反改革两种倾向的对立和斗争。 **节　沙俄科技政策的形成 在沙俄的历史上，18世纪上半叶是近代科学在俄国兴起并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瓦维洛夫（С. И. Вавилов）指出：“在以往各世纪的世界文化史上，像18世纪上半叶俄国那样，借助彼得堡科学院而使科学获得如此迅速而卓有成效的增长，可以说绝无先例。”［4］这一点当然是彼得一世改革的一个直接成果。改革使学者在实验和理论研究上获得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与其在一个气候温和但屈待和轻视缪斯的国度里忍受饥饿，不如到一个寒冷但却欢迎缪斯的国度去忍受严酷的气候。”［5］ 1724年1月22日，彼得一世同意了御医布留门特洛斯特（Л. Л. Блюментрост）起草的科学院及其附属大学的筹建方案，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彼得一世的改革理念，可以看作他推行改革的科学纲领。1724年皇家科学与艺术研究院d成立，从此科学院一直是沙俄的科学活动中心，实际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它的指导思想和活动原则集中反映了俄国科技政策的基本精神。由于彼得一世没有来得及为科学院制定详细的章程，因此直到18世纪40年代，上述草案仍然是俄国科技政策的指导文件。但是彼得一世逝世以后，专制势力反对在科技领域进一步推进改革，以科学院办公厅秘书舒马赫尔（И. Д. Шумахер）为代表的保守分子藏匿了草案全文，他们从来也没有认真贯彻草案的改革精神，直到1747年制定了《彼得堡皇家科学与艺术研究院章程》，这是后彼得时代上层保守势力试图以专制政权钳制科学技术发展的法规，因此遭到有进步思想的众多科学家的强烈反对。 18世纪中叶以后，许多进步学者试图通过制定新的科学院章程，促使统治集团放宽对科学事业的行政干预。1758年，罗蒙诺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科学院**位俄国终身院士起草了《关于调整彼得堡科学院的敝见》，指出科学院本身无权是一切弊端的根源，建议制定新院章。1760年，他又起草了《科学院优惠权利草案》，为科学活动争取自由权利和条件。1764年，他进一步拟定了几个章程草案，其中之一是《关于彼得堡科学院的建制和章程的建议》（Idea Status et Legum Academia Petropolitanae）［6］。这个由五部分构成的文件，核心思想是使科学事业摆脱暴政的蛮横干预，争取科学事业按自身规律健康地向前发展。罗蒙诺索夫竭力提高科学院的地位，企图使它获得与政府机关相等的权力，并使平民出身的学者和贵族平起平坐。这些僭越的主张触怒了统治集团，对他的草案全面进行封杀。罗蒙诺索夫去世以后，如列皮奥欣（И. И. Лепехин）院士等科学家都为改革不合理的科学政策进行过斗争，他们的行动曾先后得到科学院行政委员、比较开明的官方人士奥尔洛夫（В. Г. Орлов）、达什科娃（Е. Р. Дашкова）一定程度的支持，外籍院士、数学家欧拉（H. Euler）也积极参与，起过很大作用。1766年米勒（Г. Ф. Миллер）提出科学院章程的修改草案，1769年奥尔洛夫对草案定稿进行复审，1771年他批准了该草案。尽管这一章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保守科技政策，但无论如何，从18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沙皇政府的科技政策还是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科技进步的变化。 在18世纪*后二三十年里，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保罗一世的统治时期，在宫廷权力的争夺中，贵族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贵族私有农奴已占全国农民人口的一半以上，地主甚至获得了强迫不驯服的农民服苦役和禁止农民控诉的权利。至此，农奴制在俄国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773年普加乔夫领导的反对农奴制的大起义和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促使沙皇政府大大强化了专制国家机器，采取高压政策镇压进步势力，这使科技政策改革受到重大挫折。 沙皇政府在科学领域推行了一系列反动政策。首先是镇压进步人士。179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撤销法国数学家康多尔舍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因为他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同时还把作家拉吉舍夫（А. Н. Радищев）流放到西伯利亚，逮捕了教育家诺维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担任此职。由于达什科娃曾批准出版悲剧《诺夫哥罗德的瓦吉姆》，而剧中的主人公是反专制、捍卫诺夫哥罗德自由的战士，结果沙皇政府解除了达什科娃科学院行政委员的职务，并任命一个低级宫廷侍从巴库宁（П. П. Бакунин）担任此职。其次是强化书报检查，禁锢自由思想的传播。1796年巴库宁下令禁止外文期刊转寄给科学院院士，科学院出版的各种刊物必须事先得到院务会议的批准；1799年，保罗一世命令禁止从国外进口法兰西共和国的任何出版物，翌年4月18日又下令禁止进口一切外国书刊，包括音乐作品在内，同时还敕令对科学院的所有出版物进行严格的审查。不仅如此，还全面控制科学院的人事管理，取消科学院院长由院士选举的制度，改由皇帝任命。 进入19世纪以后，沙俄的社会生产力有了相当迅速的增长，其主要标志就是技术革命，即大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其中纺织行业已全部使用机器生产，开始普遍应用蒸汽动力，蒸汽机得到普及，轮船和铁路等现代交通手段也开始广泛应用。1800—1825年的25年间，俄国手工工场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而从1825—1850年这25年间，制造业中雇佣工人的数目则增加了2.7倍。到1860年废除农奴制前夕，制造业中的雇佣工人已占工人总数的87%。由于生产的专业化，市场交换空前活跃，到19世纪中叶，全俄贸易总额已达2亿多卢布，共有集市4300多个，对外贸易额比世纪初增长了3倍多。显然，这时候，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俄国社会中已经成为*富生命力的因素了。e 但是，俄国社会传统的农奴制经济基础并没有被彻底动摇。19世纪中期，全俄农民人数是地主的107倍，而所占有的土地只是地主土地的35.7%。徭役制是纯粹的自然经济，农民对地主是人身依附关系，并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同时，尽管在工业中已经相当普遍地推行雇佣劳动制，但农奴制的影响仍然十分强大。到1860年时，全俄工厂的86万名工人中，有37万人是强制劳动者（即徭役劳动者）。f 这样，在19世纪上半叶的俄国社会中，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势力的斗争逐步激化，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先进分子，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斗争，试图推行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在新的形势下，科技领域的改革要求也日益强烈起来，沙皇政府所推行的科技政策也随着形势不断变化，时而做出一些让步，实行一些新措施，时而又走回头路，用种种行政手段干预科学事务。 1801年，迫于国内强烈的改革要求，新上台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标榜所谓“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当时，奥泽列茨科夫斯基（Н. Я. Озерецковский）院士等致信沙皇，详细陈述了俄国科学面临的严重形势，提出对科学院实行民主管理的要求，建议改院长任命制为选举制，使院长的权力“仅限于监督科学院事务的一般进程”［7］。亚历山大一世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下令废除了1800年关于出版检查的规定，允许翻译外国书籍，重开私人印刷所。亚历山大一世为了推进在科学文化领域中的改革，1802年设立了国民教育部，将原来科学院的艺术、工艺和教育的任务划归教育部，使科学院集中从事科学活动。1803年7月25日，科学院新章程得到沙皇批准，新章程规定科学院有权自行选举新的成员。科学院的民主管理有所加强，院长的权力受到院章和院务委员会的制约，不能直接向皇帝报告而应向教育部报告。同时，组建管理科学院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理事会，其成员包括两名通过选举产生的院士。 但是，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俄国的科技事业遭到重大破坏，科学院的许多机构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与此同时，从19世纪第二个十年起，频繁发生农民暴动，仅1813—1825年就爆发了188次。而在上层人士中，以十二月党人为代表的民主运动也高涨起来，并于1825年举行起义

迷思后的清醒——俄(苏)科学技术哲学史论 作者简介

孙慕天，1939年11月19日生于吉林省海龙县，辽宁开原人。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8～1989年在苏联哈尔科夫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做不错访问学者。历任哈尔滨师范大学远东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荣誉会员、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专业委员会主任，黑龙江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黑龙江省科技经济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研究工作近60年，出版《新整体论》《跋涉的理性》《边缘上的求索》《孤鹜落霞》等专著及《认识的价值》《现代科学和哲学》《后现代宗教》等译著，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主编“苏联自然科学哲学丛书”“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文库”和“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译丛”三套丛书，是中国俄(苏)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奠基者、重大推进者和领路人。孙慕天教授以思想敏锐、勇于创新享誉中国哲学界，所提出的潜蕴性整体、和基础的范畴、世界4、新物活论等观点，以及所倡导的比较科学哲学研究，引起广泛关注。2019年4月5日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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