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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程渔阳里 版权信息
- ISBN：9787208174702
- 条形码：9787208174702 ; 978-7-208-17470-2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启程渔阳里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大众本书由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瑊撰写，是迄今为止**部全面、系统阐述“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学术著作。紧扣“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的主题，通过对20世纪20年代初渔阳里街区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人物、组织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层、分类、分时段的考察和研究，全面系统地从一个城市街区聚落的角度来观照中共创建史；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与世界局势变化、近代中国变迁的互动关系；考察中共创建人物的群体特征和政治理念；研究“渔阳里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启程渔阳里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上海市哲社三大系列课题《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终成果，由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瑊撰写。是迄今为止部全面、系统阐述“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学术著作。本书紧扣“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的主题，通过对1920年代初渔阳里街区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人物、组织进行深入细致的分层、分类、分时段的考察和研究，全面系统地从一个城市街区聚落的角度来观照创建史；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展与世界局势变化、近代中国变迁的互动关系；考察创建人物的群体特征和政治理念；研究“渔阳里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本书着重论述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近代以来，上海因其多元的“成长经历”和独特的文化魅力，营造出与传统城市迥然不同的都市社会政治生态，其集聚和展示的现代性、靠前性、公共性拥有代表和典型意义，也为成立提供了*适宜的地理和社会环境。20世纪一二十年代诸多因素和历史合力的综合作用，促使了对中国社会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2）“渔阳里”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初年，渔阳里是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聚合点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地。以为核心的优选知识分子在“渔阳里”将创建新型政党的理想付诸于实践，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努力开展了理论宣传、人才培养、工人运动、组织创建等各项革命活动。对于中国革命发展历程来说，中国共产党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兴业路召开，从组织上完成了党的创建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酝酿、筹备、初创过程，则是在“渔阳里”完成的。“渔阳里”因此成为革命征程的原点。（3）以等人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秉承中国知识阶层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为灾难深重的民族开太平，为水深火热的众生谋福祉，苦心求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他们在渔阳里的各项活动开启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探索之路，对于的创建发展及其演进趋向有着深刻的影响，也由此奠定了百年发展之基。
启程渔阳里 目录
导言初心可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1应和时代吁求奋力去除沉疴1
寻觅思想武器确定理想信仰2
成立新型政党推动社会革命3
**章渔阳里：城市空间的审视5一“渔阳里”研究的现状6
二关于“渔阳里”的叙述8
三渔阳里研究的深化路径16
第二章城市空间与政党创建22一渔阳里城市空间的自然形态22
二渔阳里城市空间的社会形态27
三石库门建筑结构与社会关系的形塑33
余论35
第三章渔阳里与建党伟业36一为中共一大前的中国共产党正名36
二为筹建新型政党所开展的各项活动44
三“渔阳里”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58
第四章“渔阳里”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62一传媒时空的转变：从北京重返上海62
二传播途径和方式：办报译介论辩66
三星火此间著：“渔阳里”时期理论宣传的作用74
余论83
第五章渔阳里与中国工人运动的起源88一渔阳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88
二渔阳里与早期工人运动的理论宣传94
三渔阳里与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112
余论129
第六章渔阳里与中国青年运动的发端131一渔阳里：青年团组织在此创建131
二青年团的人员构成与组织形态144
三开启新的人生道路：青年团的活动与特点149
余论177
第七章渔阳里时期的陈独秀179一“思想界的明星”在渔阳里179
二“渔阳里”时期陈独秀交往述论202
三“主义”话语与政治宣示：《谈政治》论析213
余论225
第八章渔阳里：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初创227一首创、开先与引领：渔阳里的建党活动227
二发源地：建党首功与精神谱系的开篇书写235
余论：这里是一片红色的热土242
附录50年代初期对于老渔阳里2号之开发与保护的历史考察244
后记258
展开全部
启程渔阳里 节选
导言 初心可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①应和时代吁求奋力去除沉疴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此后政局动荡、军阀争斗，使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也使许多仁人志士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彷徨之中，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民初共和政治的挫败与世界格局的巨变，加之社会主义世界新潮流的影响，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选择了*激进的变革之路。对此，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共同的感知，陈独秀曾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①原载《解放日报·上观》2019年9月10日。因系报刊文章，未加注释，相关引文在后文中呈现。辛亥元老林伯渠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也这样认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近代中国整合了寻求民族复兴之路与追寻“世界大同”的“新文明”目标，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成长年代，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的世事多艰之际。虽然他们因成长环境、个人际遇、教育背景的不同，对于时局的感受也各异，但其总的思想动力，多源于国人普遍痛觉的危亡意识；而且陈、李等人也是富有新知、学有专精，集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具有强烈的文化社会革新意识的新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当时“*先进的一股革命力量”，他们感时忧国、敏于时艰，有着相近的现实关怀和共同的政治趋向，成为沉沉黑夜中唤醒世人、力除沉疴、首播“火种”的先驱。 寻觅思想武器确定理想信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清末的思想潜流，到20世纪初发展成为一种思潮显流，因应着知识群英思想演变的“革命化”。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次抗争的失败，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因此在20世纪初探索救国之道时，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现在“至急”的需要，就是要“建立一个比较*适合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陈独秀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毛泽东亦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不可徒然作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及博大精深的思想特征，为探索中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解难释疑的思想武器，使得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李大钊声明：“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他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陈独秀亦持此议：中国的生产劳动者受那么大的压迫，着实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陈望道也说：“我们几个人都是搞文化的，认识到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而此时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成果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适时地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可操作的“范式”，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这一“转向”对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的生产方法不可。”（陈独秀语） 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昭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俄国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辨析、省思，*终确立了自己崇高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并以此相互砥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成立新型政党推动社会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突破“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广泛建立社团和学会，成为新知阶层政党实践的前奏。但民国初年政党纷争的乱象，使人们迷茫郁闷、深恶痛绝，李大钊说：“近二三年来，人们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陈独秀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中明确指出：“凡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才算是政党。”“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政治改造底希望。”“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深感时势的紧迫，急需在组织化的基础上寻找一个以主义相结合、以政纲相号召的新型政治团体，以动员民众，解决困厄，“从醉心于西方的民主，转注意力于中国的实际问题，其主要关键即在民初试行西方民主制度之失败。”20世纪初内外交困、危机丛生的社会政治环境催生出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全面危机，使得运用政治力量进行信仰重塑和国家建设成为时代主题和首要需求。“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等人凭借自身的阅历和思考，认识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都不是救国的正途，“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陈望道语），“干社会革命”（李达语），俞秀松也认为：“我虽主张人生是快乐，不过因为大多数人都受苦痛，我不能独享这种快乐，暂时不能不牺牲我底快乐，去救这班大多数受苦痛的人，因此，我决意想去做社会的革命者。”陈独秀则明确直言在五四风潮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受压迫*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代新型知识分子，秉承中国知识阶层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苦心求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历史性危机”的时刻，毅然担负起创建新型政党、克服历史危机、拯救民族国家的重任，彰显了为灾难深重的民族谋复兴、为水深火热的民众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以群体的力量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勋业，并*终赢得了民族与国家的光明未来！**章渔阳里：城市空间的审视**章渔阳里：城市空间的审视 从时空意义而言，“渔阳里”是一个城市空间、地理概念，具体而言，是位于当年上海法租界的一条南北向的石库门弄堂，南端建成略早于北端，老渔阳里建于1912年，新渔阳里建于1917年前后，人们因而分称老、新。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占地面积1754平方米，建筑总面积1542平方米，共有两层住宅楼8幢，砖木结构。20世纪50年代末，弄口和弄内2号、5号分别将过街弄搭建为屋，即今南昌路100号甲、2号甲和5号甲，同时拆除与南昌路102弄间的隔墙，而与102弄合并出入。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位于老渔阳里弄北至淮海路小道西侧。占地面积296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4005平方米，共有两层住宅楼33幢，砖木结构。其南侧有门与南昌路102弄相通，20世纪90年代中叶被封堵。始建时，两弄的正式弄名均为“渔阳里”，1917年新弄建成后，始在口头上以新、老别之。此有商务印书馆1920年前各版《上海指南》与今南昌路100弄5号甲北墙，即该弄原北口上方尚存的“渔阳里”坊额为证。老渔阳里弄北距霞飞路仅数十米，有小道相通，1932年11月起标为霞飞路565弄，在1917年前，老渔阳里有“霞飞路渔阳里”之俗称；之后，此名称遂为新弄专用。1921年，两弄产权易归陈铭德，同时改名“铭德里”，于是又以南北别之，俗称为铭德里和铭德北里，或南铭德里与北铭德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门前西侧地上尚嵌“铭德里”额石一方。1957年，北铭德里复称渔阳里。渔阳里有两座建筑，相距百余米，即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其中老渔阳里2号坐北朝南，为两层的旧式石库门住宅，原为辛亥革命时期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私宅，人称“柏公馆”。新渔阳里6号，新式石库门里弄，原由戴季陶租住。1920年春，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租赁该屋为活动地点，并开设中俄通信社。“渔阳里时期”指从1920年4月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到1922年10月陈独秀搬离、中共中央迁往北京为止。陈独秀于1920年12月至1921年8月应邀赴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10月4日至26日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1922年8月29日至30日秘密去浙江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1922年8月9日再次被捕，至8月18日获释后仍回到老渔阳里2号。直到10月离开上海到北京，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召开）。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渔阳里”这一独特的城市空间创造了许多中共党史上的“**”：创立了中国**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个青年团组织、**个中共干部培训学校——外国语学社，等等；创办了*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劳动界》周刊、**个中国共产党党刊《共产党》月刊，校阅出版了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个中文全译本，确定了共产党的名称，刊布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里还是《新青年》的编辑部、中共一大的筹备处，以及**届中央局的驻地。此外尚有许多国共、中外之间的重要活动在此交会互动。这么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此高密度、高频率地发生于此，无疑与渔阳里的空间形态、生态结构、人文环境等要素有关。
启程渔阳里 作者简介
李瑊，山东蓬莱人，历史学博士。199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现在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海历史文化的研究，著有《上海的宁波人》《近代上海民族工商业先行者叶澄衷》《＂培罗蒙先生”戴祖贻》、《渔阳里：红色征程的起点》《俞秀松画传》《上海渔阳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孕育之地》等著作，并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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