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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衡:新文化运动的异途 版权信息
- ISBN:9787305250064
- 条形码:9787305250064 ; 978-7-305-25006-4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新学衡:新文化运动的异途 本书特色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梳理知识之谱系,前瞻学术之大势,预流国际前沿,树立本土风范。 ★本土化与全球化交互碰撞,概念史与文化记忆道术相济。
新学衡:新文化运动的异途 内容简介
本书继袭南京大学历目前学衡派“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探究“新文化运动的异途”。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栏目:(1)特邀演讲、(2)学衡故事、(3)中西文化、(4)世纪回眸、(5)南雍艺海、(6)学林回声。各栏目分别收集相关学者的论文、研究和讲演等,汇集成册,力求从多方面、多角度,生动展示当今时代融会东西的学术研究视野和研究成果,彰显学术风范,博采众家之长,是学衡派精神的延续和深化。
新学衡:新文化运动的异途 目录
特邀演讲
新文化运动百年回看学衡派(汪荣祖)
德国概念史的经典著作(冯 凯)
学衡故事
近代中国白话文运动的“逆流”:严复、林纾与学衡派(黄克武)
从向外到向内:“五四”前后刘伯明教育思想的转折(谢 任)
凤鸣高岗
——张其昀传略(聂蕾)
郭廷以传略(宋逸炜)
中西文化
《学衡》与西方保守主义思想传统
——兼论“人道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现代命运(郭亚佩)
《新法兰西评论》(NRF)之中国新文学介绍
——新文化运动与中法文化交流(赵 怡)
世纪回眸
想象“现代化”:19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解剖(潘光哲)
当代新儒家的“儒学人文主义”概念建构初论:以唐君毅和牟宗三为例(章 可)
南雍艺海
《娱亲雅言》诗选(卞孝萱 辑)
冬青书屋书画选(卞 敏 编)
学林回声
**手西文史料仍应是目前中国利玛窦研究的基石之一
——兼评宋黎明著《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夏维中)
道术相济,一以贯之
——读柳诒徵晚年《家书》(高旭东)
新学衡:新文化运动的异途 节选
选自《想象“现代化”:19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解剖》(潘光哲),第125—130页。 晚清以降,“西力东渐”导入的文化冲激现象,多面复杂,身历其境者的反应,一样千变万化。“欧化”或“西化”这两个词汇,便是当事人表述这些现象的概念语言。然而,以“欧化”或“西化”当作国族文化未来的方向,批判之声,始终不绝。像梁漱溟区分世界文化的系统,自成一说,却也不能不感慨“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的世界”,中国“现在的生活,无论精神方面、社会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充满了西方化”,他正是要向这“西方化”的潮流奋起力争。钱玄同(1887—1939)则斥责称谓“中国现在的新文化”为“欧化”或“西方化”,“都是不妥当的名称”,而应该是“现代的世界文化”。虽然他赞同林语堂(1895—1976)“爽爽快快讲欧化”的主张,但是,在他的心目里,“所谓欧化,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仍以“现代”与“世界”为“文化认同”的评判标准。至于胡适在同一时段里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既控诉“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尊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为“*没有根据而又*有毒害的妖言”,并反其道而行,论证西洋近代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潜在台词自是呼吁人们热情拥抱“西洋近代文明”。即便胡适被批判为“介绍的西洋近代文明,是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工具”,“是腐朽不堪行将死亡的文明”,批判者主张的却是“西洋近代的新兴的健康的文化”,即“马克司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全部”,“因为这些真正才算是新兴的健康的文明”;然而,在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那里,作为“文化认同”的评判标准,和钱玄同、林语堂没有太远的距离,都是奉西为尊,以今为尚(只是,他们认同赞许的“西”或“今”,则心目里各有所指,甚有不可调和之势,孟森与胡适的“迷惘”,应可由此得其解)。“现代”被视为承载进步意涵的词汇,非“西人”或是“欧人”所可独擅,而具有普遍意义。 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之下,兼及进化论“今胜于昔”的认知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世界观,都使“现代化”这个词汇轻而易举窜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世界,成为他们理解世界的“后设语言”之一,为他们开展对于中国前景的各式各样的想象提供了空间。 三、“现代化”与中国前途的多重想象空间 “现代化”一词被导入中国言论界之后,好似一个无限大的想象空间,可以让各方论者自由驰骋对于国族前景所向的意念。 1.“现代化”可以被理解为蕴涵着“进步”的普遍意义 即如天津《大公报》刊出的《现代化与非现代化》一文明白畅言“从进化公例言,现代化乃自然必至之趋势”,“一切一切的‘现代化’,乃进化公例所要求”;张素民则谓,“现代化含着进步的意思”,“现代的人,应该比古代的好;现代的物品,应该比古代的好”;陈序经则直言:“没有经过现代化的中国,不外是旧中国”,“若不是落后的中国,至少也是“古董”的中国”。一句话,“现代化”被赋予了求新尚进的意义。 2.“现代化”可以是对于某种现实状态的评估标准 像是蒋廷黻所谓“日本的物质文明是近代而又近代化了,但是她的政情包含着封建及军国元素甚多”,他对大学新生的谆谆教诲也是如果希望“改革国家,要使国家和社会完全现代化”,便应该“在学校里面作起”,“中古的意态、习惯、空气都不应有丝毫存在于学梭之内”。《申报月刊》的编者也指陈“中国生产以及国防方而的‘现代化’,至今还是十分幼稚落后”。这些都是在上下文里不必论述究竟怎样才算是“现代化”,便放笔立言、进行评估的例证。又如中国科学社成员之一,担任是社机关刊物《科学》杂志主编的刘咸(1901—1987),将“迷信” 与“科学”对比为势不两立,感慨中国“数千年来缺乏科学”,以致“迷信百出,无奇不有”,可以说,“迷信”乃是“科学发达过程中之障碍物”,因此“誓必破除之,廓清之,使不为科学之累”,否则科学“不得自由发展,亦即国家科学化,现代化,不能迅速实现”,完全将科学等于“现代化”,“迷信”则和落后画上等号。在他们的评估里,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便是中古、落后、不进步等等状态,这也证成了“现代化”所蕴含的求新尚进的意义。 3.“现代化”可以是一种目标的期待 如蒋廷黻之判断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现代化”,所以他呼吁南京国民党政府“必须表示它有领导中国近代化的本领”,他希望“作政论的人”能以“集中力量来帮助和督促政府实行现代化”作为自己的“**责任”,而且“如政府不走这条路,我们不妨光明正大的内政问题来批评政府,推倒政府”。而如苏雪林指陈胡适当时“拥护现政府的目的”,便在于“从散漫无纪的国家,一盘散沙的民众中间,造成一种‘中心势力’”,从而“内以促中国现代化之成功,外以抵 抗强敌之侵略”,也同样是立基在一个朦胧的“现代化”样态的殷切期望,而无须说明“现代化”的具体内容/定义。尤其在国族面临着重重危机的情况之下,论者痛切指陈“现代化”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无上命令:或谓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或谓“近代化的问题关系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无论牺牲多大,我们不可顾惜。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现代化”俨然是推动国族奋力以进的轨道方向。 4.“现代化”可以是开启知识分子国族前景想象空间(各个领域)的无限大范畴 以下便是著名例子。《申报月刊》在1933年5月决定对“现代化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并“为谋集中讨论生产现代化的便利,故于征文信中又不得不将我们注重于经济方面的意思”集中为以下两个问题,向知识界征文: (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几个先决条件? (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 响应者众,遂有《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的问世。发刊在其上的众家论者,各执己见,主张“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者有之,倡言“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者亦有之;关心“农业的现代化”者有之,思索如何促使“生产现代化”,怎样开发煤、石油与水力等“原动力”而使“中国现代化”者亦有之。或可一言蔽之曰:盲人摸象,各有所得。即使是日后以主张“全盘西化”而成众矢之的的陈序经,也在同一时段以“现代化”为立论张本,反省检讨当时中国教育的问题,从而提出”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澈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激底的现代化”的见解。竭力主张中国应走向建设以谋求出路的蒋廷黻,则直截了当地说:“所谓建设就是物质的和制度的创造和改造,就是全民族生活的更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流风所及,蒋介石于1934年基于多重目标而发动“新生活运动”,诠解其意义,即谓:“新生活运动,直言之,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地说,就是‘军事化’。”期可“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相互对比,想象/关怀中国国族(各个领域)的未来,道路可以无限多,方向可以无限广,共同交集唯有“现代化”这个词汇而已。至于“现代化”具体的内容,人言各殊,各有祈向,随论者倡言立论的需要而可以不断变动。孟森和胡适的“迷惘”,正是面对无限大空间的反应。 可以想见,“现代化”一词的意义/内容,知识阶层虽然各有己见,没有共同的认知,但它作为一个讨论/建立“文化认同”而无所不包的概念范畴,已然形成时代共识与共同语言。特别是,在1934、1935年接连爆发了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而掀起的论争,未几,更有围绕着陈序经“全盘西化”言论的“全盘西化论战”。在这一连串此起彼伏、绝无共识可言的“文字战争”里,“(全盘)西化”“本位文化”乃至“中体西用”等等主张,都各被立场相对的论者力斥其非,而唯一未被“污名化”的,只有“现代化”一词。正如参战者之一的张熙若(即张奚若)所谓:“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因为“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相对的,“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智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如“中国古书加以句读”,“或将古文译为白话文”;“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的事情,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在他那里,“现代化”成为结合中西之长的一种方式。可是,他还是承认:“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在质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而“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只是“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从张熙若的判断与分别所举的例子来看,在他的潜意识里,虽然中西各有其长,但对比之下,落后者还是中国。又如冯友兰(1895—1990)后来的观察: 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 然而,“西洋文化”既然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所以“优越底”,那么,文化论争里的中国/西方或是东方/西方这组地理意义的二元对立架构,便为“中古”(后来还可以是“传统”)/“现代化”这一组时间认知的二元对立架构所包摄进去。“现代化”,其实指的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西方”。 总结来看,自从1930年代起,出现于中国的言论舞台上的“现代化”,其内容含义即便人言各殊,却是一个可以依据论者需要而被信手捻来的开放论述空间,既可以根据立论范畴添加实质内容(如主张发展科学或打倒帝国主义),也可以是无须任何论证的主观期待(如声言“我们希望中国/青年现代化”)。它更是一个承载了以西方为标准的时间与空间意识的统一体象征,从此成为中国(若干知识分子)理解/诠释/想象世界的“后设语言”。
新学衡:新文化运动的异途 作者简介
朱庆葆,历史学博士,江南大学党委书记,著有《传统城市的近代命运》《鸦片与近代中国》等,从事于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台湾的研究工作。 孙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学衡研究院院长,著有《镜像中的历史》《作为他者的宗教》等,研究16—20世纪东亚与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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