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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版权信息
- ISBN：9787515409573
- 条形码：9787515409573 ; 978-7-5154-0957-3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内容简介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次重大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又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并首先在广大农村取得了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取得成功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本书分三编介绍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并在很后作了综合分析，以帮助读者概括地了解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一些共同性规律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目录
总序
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前言
**编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1949-1957年）
**节 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产生
二、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土地改革，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
三、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体制，稳定市场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第二节 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确立
一、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二、有区别、有步骤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三、三大改造高潮的出现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
第三节 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建立
一、对重点建设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
二、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三、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
四、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渠道的商业流通体制
五、从分散走向集中的劳动工资体制
第四节 “一五”末期经济体制的弊病，改革的初步方案
一、“一五”末期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病
二、党中央对经济体制弊病的觉察
三、改革的初步方案
第五节 评价
第二章 “大跃进”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1958-1960年）
**节 “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大跃进”初期经济体制的急剧变革
一、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二、过急过快地对残存的私有制进行改造
三、盲目地下放管理权
四、在国民经济管理混乱的情况下扩大企业管理权限
第二节 对“左”倾错误的初步觉察，经济体制的局部变动
一、理论和政策上的检查和探讨
二、纠正经济体制上“左”倾错误的若干措施
三、庐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运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反复
第三节 评价
第三章 调整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1961-1965年）
……
第二编 部门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编 地区经济体制改革
结束语
附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事年表（1949年10月至1983年6月）
展开全部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节选
**章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 (1949—1957年) **节 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产生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在中国人民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即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报告，全面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明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当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了国内各种社会经济成分以及它们的发展趋势,指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提出了党对各种社会经济成分所必须采取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中国的现代性工业中*大和*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里，必须接管帝国主义在华的资产，没收官僚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私人资本主义，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既要尽可能地利用其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对其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432—1433页。]。这个报告和毛泽东同志在同年6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政策基础。 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要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他并且指出：“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 同上，第1435—1436页。] 随着各大城市的先后解放，人民政府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收回了长期被帝国主义把持的海关，管制了对外贸易,实行了外汇统一管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资产，在日本投降后已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所接管，在解放战争胜利进行过程中，人民政府将其作为官僚资本陆续加以没收。到全国解放时，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企业还剩下1000多家，主要是属于英、美垄断资本集团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对这些企业进行了监督和管理。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特别是针对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悍然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管辖区内的公私财产的无理行动，中国政府宣布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其他外国在华的企业，由于人民政府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以后，大都陷于瘫痪状态。有些企业经营不下去了，申请歇业；有些企业的外国资本家自行放弃经营；有些企业自动转让给中国企业，以抵偿它们在中国的债务；有些企业则由中国作价收购。这些被中国政府管制、征用和收购的企业，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 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作，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而陆续完成的。没收官僚资本，主要是没收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财产。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66%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拥有219个工矿企业，掌握全国钢铁产量的90%（解放前*高年份1943年为92.3万吨），煤炭产量的33%（解放前*高年份1942年为0.62亿吨），发电量的67% （解放前*高年份 1941年为60亿度），水泥的45%（解放前*高年份1942年为229万吨），以及全部石油和有色金属的生产。官僚资本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邮电、航空运输以及44%的轮船吨位，还有十几个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官僚资本是旧中国的一种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49年4月25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I960年第1版，第 1459—1460 页。 ]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个城市，就立即进行没收官僚资本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人民政府就没收了以前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全部官僚资本企业，包括大银行、几乎全部铁路、绝大部分黑色冶金企业和其他重工业部门的大部分企业，以及轻工业的某些重要的企 业。到1949年年底，人民政府没收的工业企业一共有2858个，拥有产业工人75万多人。1951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没收战犯、汉 奸、官僚资本家与反革命分子的财产的指示》，没收了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发布了《关于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对隐匿在一般私营企业中的官僚资本的股份，进行了清理。 没收官僚资本，把官僚资本所有制的经济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这就构成了国营经济的*主要的部分。它是新中国在经济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壮大了起来。 据统计，1949年，国营工业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为41. 3%。国营经济已拥有全国发电量的58%,原煤产量的68%,生铁产量的92%,钢产量的97%,水泥产量的68%,棉纱产量的53%。国营经济还掌握了全国的铁路、邮政、电信和大部分的现代交通运输事业。 人民政府没收全部官僚资本以后，在企业内部又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使之从实质上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部分*为集中的、*大的和*主要的资本转到了人民政府手里，就使国家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 中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产生和建立，除了主要靠没收官僚资本以外, 还有另一个来源，就是在革命根据地时就已产生的公营经济，不过它的比重不大。*初在革命根据地中出现的公营经济，是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由根据地中的军民用自己的双手建立起来的。早在1927年，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就有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这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一些军用工业，如兵 器、弹药、被服、炼铁等；也有一些民用工业，如煤炭、盐，以及纺织、造 纸、皮革等。此外，还建立了强有力的公营商业和银行。这些公营经济，对支援革命战争、满足根据地人民需要、促进经济发展，都起了重大作用。在几次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边区政府和解放区人民政府，通过领导公营经济, 取得了一些管理经济和建立经济体制方面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管理干部。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以及小生产者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来说，居于领导地位，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二、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土地改革，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 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总数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0%— 80%。他们凭借着这种封建的土地占有制，残酷地剥削、压迫农民。而约占农村人口总数90%的贫农、雇农和中农，终年辛勤劳动，却不得温饱。这种封建土地制度是中华民族被侵略、被压迫、陷于贫困落后的根源之一，是中国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富强的基本障碍。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是民主革命阶段的一项基本任务，必须彻底完成。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 在老解放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全国解放以后，在新解放区继续开展了这一运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并将这项决议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讨论通过。接着，中央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农民协会组织条例》等文件。在土地改革过程中，采取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这场消灭封建剥削土地所有制的土改运动，到1952年9月已基本完成。在中国大陆上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全国大约有3亿人口的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免去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地租和其他一些繁重的劳役。这就激发了农民空前未有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改革的彻底实现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为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统一全国财政经济体制，稳定市场物价，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面临的财政经济形势是极为困难的。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和长期的战争，使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1949年与1936年比较，工业产值下降了一半（重工业下降70%, 轻工业下降30%）；农业产值大约下降了25%,粮食产量下降了 20%左右, 棉花产量下降了 40%。为了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上的残余势力而进行的大规模的革命进军，使得战线延长，支出日益增大，军费开支占到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新解放的地区，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大批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需要人民政府保障他们的生活供应。到1950年年初，连同老解放区的公务人员一起，共达900万人。许多重点工业企业和交通运输企业的恢复和重建，也要有财力、物力的巨大支持。因而，1949年国家财政收支出现了 2/3的赤字。为了维持财政支出，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加上私人投机资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全国除东北外，各地物价均处于剧烈上涨的局面。 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2月，全国曾出现四次很大的物价涨风。以上海市为例，从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批发物价上涨了约20倍。 物价剧烈上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混乱。所以，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必须首先稳定物价。 稳定市场、控制物价工作的重点在大城市，首先在上海。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基地。上海经济稳定下来了，就可能稳定全国的经济。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全市面临着的形势是：敌人封锁，物资调运困难，资本主义势力乘机大肆进行投机活动，市场物价猛烈上涨，币值不断下跌。人民政府只存有可供半月用的大米，7天用的煤炭和不足1个月用的棉花。主要行业的工厂只有1/4开工，任务普遍不足。很明显，克服上海的财政经济困难要依靠全国的支援；同时，上海也要支援全国，要依靠上海的经济实力来克服全国的财政经济困难。 陈云同志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于1949年7月到达上海，进行调查研究, 探讨解决这一重大问题的途径。同年8月，在上海召开了有5个大行政区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财经工作会议。会上，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稳定的方针；并着重研究了统一财政经济体制、控制市场物价的问题，提出了实施的方案和步骤。会议决定: 调动全国的财力、物力来稳定城乡市场，控制物价；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 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制止投机资本家兴风作浪。 稳定物价的斗争，是人民政府与工商业资本家特别是不法资本家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的斗争。国家首先在城市中积极恢复和发展国营工业，建立和发展国营商业，在农村积极建立和发展供销合作社，加强对工农业产品主要是粮食和棉花的收购、调运工作，掌握工农业产品以保障市场的物资供应, 并着手建立市场管理制度，采用行政措施和经济力量相配合的方法，坚决打击投机势力。人民政府对稳定物价，主要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实行金融管理。人民政府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金融体制的同时，发动群众反对银元、黄金和美钞的投机，公布了金、银、外币的兑换价格和管理办法。在上海，封闭了金融投机大本营“证券大楼”[ 上海解放后，投机资本家以"证券大楼”为指挥部，利用几千部电话和专设的对讲电话，和分布在各处的据点进行联络。一些银元贩子到处造谣，在10天左右的时间内将银元价格哄抬了两倍。 银元的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上海5月28日解放，到6月9日，13天内物价就上涨了2.7倍, 黄金价上涨了 2.1倍。]，依法惩办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首恶分子200余人。在北京等地区也惩办了一批投机倒把分子。同时，加强了对私营金融机构的管理，将它们放在国家银行的控制之下，制止其金融投机活动。 第二，建立强有力的国营和供销合作社商业系统，控制主要商品。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主要是国家要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等主要商品。这样，国家就可以通过抛售商品来打击投机活动。为此，人民政府加强了对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收购和调运工作，实行了对外贸易的统一管理，聚集了大量的物资。当时，国家掌握了大批粮食，并控制了煤炭供应量的70%,棉纱的30%,棉布的50%,食盐的60%。这是打击投机、稳定物价的物质基础。在几次物价上涨时，国家抓住时机，集中力量大量抛售物资，使物价下跌，给囤积居奇的投机分子以沉重的打击。在市场物资有余的情况下，国营商业企业又将物资收购进来，以壮大国家的经济力量，保障对市场的领导权。同时, 又对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经营活动，执行了正确的扶持政策。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定货，对私营商业规定合理的批零差价；当私营工商业资金困难时，除了订货收购预付货款外，还由人民银行办理贷款，以维持其资金周转，继续生产。 第三，加强市场管理。国家公布了工商业登记办法，未经核准者不得开业。建立交易所，要求主要物资集中交易。实行市场价格管理，保护国营牌价不受破坏。管理物资采购，使大量物资采购置于国家监督之下。取缔投机活动，对投机分子按情节轻重予以惩处，对正当工商业者予以保护。 这几次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斗争，是在全国财力、物力实行了统一调配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家既运用经济力量，又加强行政管理，有力地打击了投机活动，稳定了物价，从而巩固和发展了国营经济，并为以后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确保物价的稳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好转，还必须从根本上采取措施，实现财政收支、信贷进出、物资供需的三大平衡。而当时在财政经济工作上实行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体制，与实现这一任务有着很大的矛盾。“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体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或解放区被敌人封锁、分割的条件下实行的，是适合当时情况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经济困难，这种分散经营的体制，便不利于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财力、物力，实现财政、信贷、物资的平衡；不利于战胜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以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因此，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是当时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需要，是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陈云同志指出，实行统一管理虽然会使地方遇到一些困难，但困难小，为害亦少，如不统一则困难大，为害也大。 为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重大措施。1950年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并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就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问题向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必须用一切方法去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决定对统一财政经济工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收外，所有农业税（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的一切收入，均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使用。 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成立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所有仓库物资统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调度，合理使用，各地国营贸易机关的物资调动均由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统一指挥。 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指定中国人民银行为国家现金调度的总机构, 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外汇牌价、外汇调度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作者简介
本书编者为《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该编辑委员会是20世纪80年代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建立的专门组织编撰《当代中国》丛书的机构，主要任务是实施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大规模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工程。主要成果是多卷本《当代中国》丛书，共150卷，208册，约1亿字。1999年，《当代中国》丛书荣获第四届中国国家图书奖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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