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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道孔子》杨雄与六朝之学

《西道孔子》杨雄与六朝之学

作者:汪文学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06-01
开本: 32开 页数: 416
本类榜单:文化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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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道孔子》杨雄与六朝之学 版权信息

  • ISBN:9787221165596
  • 条形码:9787221165596 ; 978-7-221-16559-6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西道孔子》杨雄与六朝之学 本书特色

任何一种学术思想之发生,或者一代学术思潮之发展,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皆有一个学术或思想源头。本书之重点即是对中国古典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朝之学之渊源进行追本溯源的探索。翻开本书,走进自由的六朝世界,领略魏晋风采,观览名士风流。

《西道孔子》杨雄与六朝之学 内容简介

在古代个人的命运不过是被编织在“君臣父子”儒教纲常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从生到死,走的都是别人为你设计安排的道路,个人的价值只有在验证了某种礼教信条的时候才能体现。而六朝时人在山崩海啸的巨变中,却在悉心探求,大胆摸索:什么是人的生活?真正的人应该具有何种品格和资质?六朝时,在中国人性解放史上,翻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 本书是关于扬雄与六朝之学之渊源影响关系的研究。通过对扬雄之生平经历、家族背景、师友网络、人生哲学、性情好尚等方面的研究,揭示其影响六朝之学的可能性;通过对其学术渊源、思想背景、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学术思想、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等方面研究,揭示其对六朝之学的具体影响。其*终目的,就是证实“六朝之学始于扬雄”这个学术“假说”。并从几个瞬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伟大精神和人性的高张,对当世、读者,有一种洗礼和涤清,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西道孔子》杨雄与六朝之学 目录

绪 论 001

一、选题缘起 001

二、研究现状 012

三、本书要旨 029

**章 六朝之学之起始:东汉末年抑或是西汉末年 036

一、六朝之学始于东汉末年,起于马融 036

二、六朝之学起于西汉末年,始于扬雄 043

三、结语:六朝之学的远源与近源 053

第二章 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之大势与扬雄影响六朝之学的可能性 055

一、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变迁之大势及其历史必然性 056

二、扬雄影响六朝之学的可能性 070

第三章 企慕玄远:扬雄与六朝名士风范 097

一、汉晋间士风之变迁与六朝名士新风范概说 097

二、简易佚荡与一往情深:扬雄的人生行事、性情好尚与六朝名士风范 105

三、明哲保身与俟时而动:扬雄的人生哲学与处世理念 119

四、余论:扬雄与陶渊明 136

第四章 扬雄的学术思想渊源与方法创新 145

一、扬雄时代的学术背景 145

二、扬雄学术思想之渊源 153

三、扬雄在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上的创新 164

第五章 扬雄的学术思想与六朝之学 204

一、扬雄的“尚智”论与六朝文人的理性精神 205

二、扬雄的“太玄”论与六朝玄学思潮 229

三、扬雄的“品藻”论与六朝品鉴之学 252

四、扬雄的乡土意识与六朝社会的地域文化观念 275

第六章 扬雄在中古文学史上的转折性意义 306

一、作为“文儒”传统之开创者的扬雄 307

二、文言之分:扬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转折意义 327

三、简涩深雅:扬雄文学之风格特征 336

第七章 扬雄文论与六朝文论新观念 352

一、扬雄“明道”论之学术内涵和历史影响——兼论扬雄对刘勰的启发和影响 353

二、寓玄于艺:扬雄“玄思”论对刘勰“神思”论之启发和影响 372

结 语 393

参考文献 398

后 记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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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道孔子》杨雄与六朝之学 节选

第二章 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之大势与扬雄影响六朝之学的可能性 学术文化思想之发展与变迁,是由诸种因素之合力共同完成的。其中既有因政治格局之改变、经济秩序之变化和社会风尚之迁转,所导致的学术文化思想的发展,此可称为“外缘影响”论;亦有因学理之自然演进、思想之必然发展和文化之变通迁转,所导致的学术文化思想之发展,此可称为“内在理路”论。无论是“外缘影响”,还是“内在理路”,必有一关键之人物把握契机,在“外缘影响”之背景下,引领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从而推动学术文化思潮的新发展。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的发展变迁,就是在“外缘影响”“内在理路”和重要学术思想家的引领推动这三大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完成的。 关于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过去的研究者多从社会、政治、经济等“外缘影响”的角度,探讨当时政治格局、社会风尚和经济秩序之变化对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其中可以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为代表。当学者普遍意识到仅从“外缘影响”研究文化思想之变迁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时,“内在理路”之研究便逐渐受到重视,如汤用彤、贺昌群、余英时、李泽厚等学者关于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研究,就在充分重视“外缘影响”的前提下,侧重于从“内在理路”揭示汉晋文化思潮发展的“自主性”。笔者十余年前著《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一书,亦是从尚通意趣之角度,揭示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的“自主性”和“内在理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外缘 影响”和“内在理路”之综合作用下,必有一杰出的思想家或学者在其中起着引领作用,以激发各种因素之合力,从而推动学术思想之发展。如贺昌群在《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书中,从老庄之学的复兴、诸子学之重光,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生观之转变等“内在理路”来研究汉晋文化思潮之变迁,而又特别重视马融在其中的引领推动作用。笔者在旧著之基础上,旧事重提,旧题重做,就是力图在尚通意趣这个内在视角之基础上,彰显扬雄在此阶段文化思潮之变迁中的引领和促进作用。因此,本章在概述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大势的情况下,着重讨论扬雄引领时代学术新风尚的可能性。笔者认为,历史之必然发展和个体之可能参与,是导致汉晋文化思潮变迁之主要因素。 一、汉晋间学术文化思想发展变迁之大势及其历史必然性 在中国历史上,从汉高祖刘邦建国(公元前206)到隋文帝杨坚开国的开皇元年(581),共计约八百年时间,学者或泛称为中古时期,或习惯性地称之为汉魏晋六朝。学术界一般是将此八百年视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进行研究,并且将之分成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即以汉朝四百余年(前206 年—220 年)为**阶段,以魏晋六朝(220 年—581 年)约四百年为第二个阶段。这种划分,不仅是为了时间上的整齐划一,实则是因为以建安、曹魏为转折点的汉朝四百年与以晋为中心的六朝四百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皆存在着极为显著的差异,在士风、学风、文风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明显。 1.汉晋间士风、学风、文风之差异概说 汉晋社会历史之变迁,所导致的学术文化思想之差异,主要体现在士风、学风和文风之显著区别上。 汉晋士风之差异,总体上说,呈现出经明行修、砥砺名节与简易通侻、率真自由、浮华玄虚之不同。主要体现在当时士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行为方式上。一般而言,汉代以察举取士,其察举之科目有孝廉、明经、贤良方正、质朴敦厚逊让有行等,其所重者在言与行,而士人进身之途径亦在言与行。于是,当时士人*重德行操守,以经明行修、砥砺名节为人生的*高追求,故当时多有修廉隅异操、苦读经书以徼名者。当时之清议名流,月旦人物,尚实际,重功业,贵德行,尊经术,实为传统儒家品鉴人物的道德标准。六朝时期,清议名流月旦人物,则普遍倾向于贵通博,尚浮华,重交游,贱名节,鄙俗功,尚超脱,贵放逸,尊识度,重清简。儒家的德行操守虽然未被完全废弃,但已明显让位于姿容言行、风神韵致,谨守儒学已经被儒道兼综所取代,特别是道家达生任性、贵生轻节、旷而且真的人生追求成为当时人们的兴趣所在,“不是人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高的标准和原则”,“讲求脱俗的风度气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能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 所以,裴《崇有论》批评当时士人“薄综世之务,贱功烈之用,高浮游之业,埤经实之贤”。又说其时士人“立言借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干宝《晋 纪总论》亦说当时“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裴、干二氏虽说是在批评时弊,但亦颇为中肯。 一般而言,汉人尚功业,重德行,其风度是庄严、雄伟的。六朝人尚通侻,贵简易,则以放达、文雅为特点。如果说汉人的人生是一种道德境界、道德人生,追求的是外在的功业操守;那末,六朝人的人生则是一种艺术境界、艺术人生,追求的是一种内在的人生神韵。汤用彤说:“汉人朴茂,晋人超脱。朴茂者尚实际。”超脱者重玄虚。宗白华说:“晋人之美,美在神韵。”六朝人的这种神韵之美,被后世学者称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流”。 汉晋学风之差异,概括地说,呈现出渊综广博、繁琐拘泥与清通简要、自由活泼的区别。汉代经学,无论是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皆注重名物考证和文字训诂,是一种重据守实的考据之学。六朝玄学,虽与经学相关,但它却是儒道兼综,而又以道家为主,因而与汉代经学之重据守实不同,它是一种寄言出意的义理之学。具体而言,汉代经学与六朝玄学,在学术取径、治学方法和学术目的等方面,皆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其一,在学术取径上的差异。汉代章句之学,拘于儒经,墨守师法,重实尚用,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执障、拘泥、繁琐是它的*大特点。六朝玄学,祖尚玄虚,探求大义,“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其所讨论的问题,如才性之辨、本末之辨和言意之辨,都是超越经验世界的玄远问题,即形而上的问题。讨论之范围亦不限于儒家之六经,老庄哲学和佛教经典亦逐渐成为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源,“性与天道”这些儒家不曾精研的命题亦成为学界的热点。 其二,在治学方法上的差异。汉人治学,重师法家法,陈陈相因,述而不作,因循守旧,是一种经验性的学术方法。六朝学者治学,不为章句,以探求义理为本,以构建本体之学为旨归(包括玄学本体、人格本体、文学本体),是一种思辨性的学术方法。由此之故,汉人治学,重实守据,博而不能返约,虽有渊综广博的特点,但亦不免深芜繁琐之弊。六朝学者治学,“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讲求“寄言出意”“寄形出神”,主张以简驭繁,举一统万,有清通简要之特点。 其三,在学术目的上的差异。汉人治学,重在文字训诂和名物考证,简言之,就是重象重言。六朝学者则是重意重神。换言之,汉人重“学”,六朝人尚“识”。重“学”者,识其事而不能通其理,是知识积累型学者;重“识”者,着重阐释义理,辨别是非,是思想思辨型学者。 汉晋文风之差异,总体上说,呈现典雅壮丽、错彩镂金与清新秀逸、清水芙蓉之区别。主要体现在创作方法、抒情方式和文学风格三个方面。 其一,在创作方法上的区别。汉代赋作家,奉行“推类而言”的创作方法,“草区禽族,庶品杂类”,无不一一罗列,此种与汉代经学相呼应的文风,表现了汉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大一统式的总结,同时亦说明汉人的艺术概括能力不高,还不善于选取典型来表现一般,对少与多的辩证法缺乏体会。因此,它虽有酣畅淋漓的好处,但亦有一览无余之缺陷。六朝文人受到玄学家举一统万、以简制繁的学术方法之启示,深明以典型表现一般、以少胜多的道理,因而在创作中亦贯彻着“片言明百意”之方法,如创作佳句秀句,以笼罩全篇,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另外,汉代文人受经学重师法家法之影响,在创作中摹拟习气特重,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特点。六朝时期,文人创新求变的意识特别浓厚,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特别明显,“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是当时文人的一个创作原则。 其二,在抒情方式上的区别。汉代文学,特别是乐府古辞,往往是按照情感发展的自然顺序来安排诗篇结构,形成一种平铺直叙的、线性的、单一的抒情方式,缺乏变化和曲折。而六朝诗人,其抒情方式往往是网状的、复合的,按照情感起伏的节奏剪裁诗思,让读者从各个侧面去领略诗人的情思。 其三,在艺术风格上的区别。汉代艺术,以大为美,显得古朴、厚重、遒劲、有力,气象混沌,多丈夫气。汉赋的长篇巨制,汉代雕刻的庞大体积,无不如此。同时,还崇尚华丽,以饱满(力量)和绚丽(丽采)厌悦人心,重外在的涂饰,使欣赏者获得一种视觉感官上的满足,是一种“错彩镂金”式的艺术风格。六朝艺术,与汉代尚大不同,多是小巧玲珑的。亦与汉代艺术之古朴、厚重、遒劲、有力不同,多是清新、秀逸、精致、空灵的。与汉代艺术的丈夫气不同,六朝艺术有女郎气。它虽然亦重外在的涂饰,但主要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气韵之美。它没有汉代艺术的“陵嚣之气”,亦不像汉代艺术那样“叫嚣夸大”“愤怒”,而是“沉静的、是敏感的”,“能以冷静头脑驾驭强烈感情”,“不是力而是韵”。与汉代的“动”相反,它以“静”为特色, 能使读者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审美愉悦,是一种“清水芙蓉”式的艺术风格。

《西道孔子》杨雄与六朝之学 作者简介

汪文学,1970年生,苗族,贵州思南人,文学博士,教授。 半生职业,游走于为学与为政之间。大学教授二十余年,曾任图书馆长、文学院长、教务处长,以治中国古典文化为职志。中道因学入仕,曾任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现任贵州省安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九三学社贵州省委副主委,以推进文教事业和旅游产业为职业。或学者,或官员,以学助官,以官促学,相得益彰。性嗜书,喜藏书,勤著书,曾管书,亦教书,故以“书生”自居。三十年博览旁观,好学深思,笔耕不辍,有著述十余种,自重者有《正统论——中国古代政治权力合法性理论研究》《中国传统人伦关系的现代诠释》《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扬雄与六朝之学》《诗性风月之光华 一一 传统中国语境中的情爱精神研究》《中国人的精神传统》《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温柔敦厚:中国古典诗学理想》《贵州地域形象史研究》《贵州地域文化精神研究》十种。自信著书,唯在兴趣,且将所思所想所触所感,诉诸文字,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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