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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国家安全

历史与国家安全

出版社:时事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04-01
开本: 16开 页数: 288
本类榜单:政治军事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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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国家安全 版权信息

  • ISBN:9787519504229
  • 条形码:9787519504229 ; 978-7-5195-0422-9
  • 装帧:一般轻型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历史与国家安全 本书特色

(总体国家安全观系列丛书) 《生物安全与国家安全》 《文化与国家安全》 《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 《大国兴衰与国家安全》 《地理与国家安全》

历史与国家安全 内容简介

这套丛书,试图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以及新发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这“两个格局”的高度,立足“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的特殊时间节点,从不同角度和维度,全景式、大视野认识国家安全。 本书立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模式、政策得失、所处内外环境等视角,从秦朝二世而亡,到“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明朝灭亡启示录,通过一些历史片段、历史故事,总结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探索王朝兴衰成败、更迭消亡的规律,希冀为当今人们提供一些历史启迪,进而使人们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意识和总体意识。

历史与国家安全 目录

**章 历史:今时与往昔的对话 001


风雪来归岂是十三人 007

王导之问与乱世之苦 013

高宗的谋国之道 017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 023



第二章 罔顾民生的短命秦朝 027


郡县之成,功在千秋 035

“四海之内皆工地” 039

秦法“繁如秋荼,密如凝脂” 045

扶苏之死与政权转型之败 048



第三章 靠军事力量维系的大汉王朝 055


凿空之旅:以军事为目的的外交使团 061

李广难封:说明什么? 067

昭君出塞:以政治联姻化解武力征伐 071

“大树将军”:一个开国武将的别样

命运 077



第四章 中央权威跌宕起伏下的唐朝运势 087


盟军不炸京都与大唐魅力 093

李唐王室为何要争“天下**姓” 096

燕云十六州之失祸起藩镇 101

从贵妃之死到“受制于家奴” 108



第五章 富足却不能打的宋朝 117


宋朝有多富? 121

澶渊之盟:以妥协求苟安 126

靖康之耻:苟安之后是亡国 130

富国更要强军 134



第六章 经济危机摧垮的大元帝国 141


短暂辉煌 145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153

发行纸币埋下隐患 160

元朝覆亡的“多米诺效应” 163

压垮骆驼的*后一根稻草 171



第七章 中西大分流与明朝的衰败 175


李约瑟之问 179

“海禁”中的郑和下西洋 184

澳门,西方殖民中国的先声 189

“国本之争”,何为国本? 198



第八章 千年变局下的清王朝 203


两个世界的碰撞 207

落后就会挨打 211

GDP世界老大的陨落 220

不彻底的改革 224



后语 231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235

刚柔相济,文治武功 237

数目字与精细化管理 240

落后挨打与千年变局 244

结语 246

展开全部

历史与国家安全 节选

百二秦关终属楚,三千越甲可吞吴。历史就是这样神秘而美丽。历史的关口总是那样的偶然,而又决然。然而时间过去,纵然“宫阙万间”“雕栏玉砌应犹在”,一切又*终都归于黄土。“我们只有以当下的眼光看待过去,才能理解过去”。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以《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名世。作为一名没有历史学学位,而是在外交实践中探究历史奥秘的大历史学家,卡尔长期深深思考历史的因果关系及其预见性意义、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历史与进步的关系、历史与科学和道德的关系等一系列深刻的历史哲学问题。归根到底,究竟什么是历史?在史料、史实的基础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历史,让它发挥怎样的作用?“(历史)不是对这一时期事件详尽记录的叙述,而是分析那些形成发展主要线索的事件”。“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进程,或称之为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对话,不是一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而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 诚如斯言!历史,就是今日社会与昨日社会之间的对话。伏尔泰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即一切过往的历史,都要联系当下去理解。研究历史,并不企图重建或再现历史,而是“以史为鉴”“得知兴替”,要从历史中把握规律性、获得预见性,进而指导人们正确地观察、思考和处理当前的问题。正是由于对当下和未来的强烈关切,人类才不停地回眸既往,正所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在国家安全领域,这样的历史观也至为重要。本书所阐述的“历史与国家安全”,就是这种今日与昨日对话的历史。而这场对话的主题,就是“国家安全”。探讨国家安全有很多维度,而历史必然是其中*重要的维度之一。因为国家自产生以来,就是社会的*高组织形式。无论在任何时期,国家安全,都是当时时代与社会*重要的政治命题,也就是“*高政治”。因此,以历史的视野回眸国家安全,恰是以历史的经验展望国家安全的*佳途径。 风雪来归岂是十三人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国家安全也是人民创造的。国家安全,从古至今,都必须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上下同欲者胜”,就是这样一条历史的铁律。“民心是国家安全的*终基础”,将尽可能多的人统一到国家安全的战线上来、成为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维护者和支持者,是构筑国家安全钢铁长城的根本保障。 两千年前的一个早春三月,西北边关依旧是“瀚海阑干百丈冰”的逼人寒冬。就在“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城楼下,那一天颇不寻常。13个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已经奄奄一息,蹒跚叩门。这一声叩门,不仅传遍大汉天下,更传彻古今。这13个人中,仅有4人留下了名字,其余9人纵然彪炳史册,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们是流逝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普通落叶,年年如是,岁岁如昔。 要说普通,他们却做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公元74年,东汉完成了征伐伊吾、车师的大规模作战,重设西域都护府。留名史册的耿恭,率区区数百人,布防天山北麓的石头城疏勒(今新疆奇台县),扼守天山南北通道。次年7月,匈奴就将疏勒城死死围困,并将深涧的水源截断,逼耿恭投降。此时战局却发生剧变,不仅近处互为犄角的友军据点已被拔除,连西域都护府都被“攻殁”。*严重的问题出在政治*高层,那一年汉显宗去世了,朝廷已无心力经略西域诸国。焉耆、龟兹、车师全部倒向匈奴,孤悬天山北麓的耿恭一部数百人,可谓四周皆敌国、叫天天不应了。整个西域,出玉门关以外,大汉天下就剩下远隔天山、被断水围困的疏勒城以及城中这区区几百人了。而这个疏勒城,离大汉西部疆域的极限—玉门关,有足足1800里之遥。 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即使如此,这数百人上下同心,毫不放弃。“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生牛皮制成的铠甲与弩弦无疑是战士的第二生命,为了稍填肚子,都顾不得了,可见已到*后关头。这一守就是将近一年。匈奴劝降条件优厚:“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耿恭却更为决绝,断掉了所有生路,“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城上”。在城头上烤肉,还是来使之肉,这就是传唱千古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所谓危难,真正难在朝堂之上。新君汉章帝刘刚一继位,摆在面前的就是西域边疆来的救急之报。然而这是一份当年3月的急报,此时已是10月了。司空第五伦(复姓第五名伦)明确提出,为救这几百人大动干戈不值得。新帝登基百废待兴,到处都要花钱,不可劳师远征。但司徒鲍昱说了一段震铄古今的名言: 今使人于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蛮夷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令权时后无边事可也,匈奴如复犯塞为寇,陛下将何以使将?又二部兵人裁各数十,匈奴围之,历旬不下,是其寡弱尽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将精骑二千,多其幡帜,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极之兵,必不敢当,四十日间,足还入塞。 鲍昱的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国家安全,从来就不是一句空话。第五伦所讲并无私情。国家正在困难之时,劳师远征、耗费颇糜,只为区区几百人?疏勒离大汉王朝*近的军事据点玉门、敦煌、酒泉的距离,都超过1800里。况且这几百人是死是活尚且不知。拿着这封半年前的求救信,谁也不知道西域现在是什么情况,百余人对两万人,帝国的军队还存在吗?冒然派军队增援,没有城堡的依托,很容易被风驰电掣的匈奴骑兵消灭,更何况已经是冬天了,恶劣的气候、遥远的路途、后勤的艰难,不堪想象。的确,这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理性考量。然而,鲍昱所争辩的却是谋国之论。国家置将士于如此艰险之地,如国家抛弃他们,等于纵容外敌的残暴,而且会让死难之臣伤心。进一步讲,将来边疆无事也罢,若匈奴一旦再犯,那么还可以指望谁为国家而死?于是,汉帝国发起了一次捍卫人心、捍卫尊严、捍卫国家安全的长征。公元76年,汉军7000人,从张掖、酒泉、敦煌出发驰援疏勒。 然而一切并不顺利,寒冬的西域、四周的敌国,7000人的汉军艰难驰援。援军到达天山南麓的柳中城时,发现当地汉军已经全军覆没。这时,是否翻越天山,冒险犯难前去疏勒,又成为前线将领的难题。根据形势判断,柳中既已沦陷,疏勒必然早已不保。况且疏勒城远隔天山、山高路远,时值寒冬、气候恶劣,如若孤军深入,恐陷全军于危难。然而,在一位耿恭部下的坚持下,汉军分兵2000人前去疏勒。可以说,这已是搏命的赌注。2000人翻越天山,“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历尽危难,终于勉强到达,可谓艰险之至。当援军到达疏勒城下,“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可见,疏勒城仍在高度戒备。然而这时的疏勒城,仅仅剩下了汉军将士26人。“城中皆称万岁。开门,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时尚有26人,随路死没,3月至玉门,唯余13人。” 读来令人颇为心碎,然而又更感心灵激荡。历史浩浩汤汤,从未停歇。戍边的将士何止千万,却没有留下几个名字。但是这13个人却以顽强的个人意志,在国家总体决策的支持下,共同谱写了大汉王朝捍卫国家安全的绚丽华章。从决策的角度说,国家危难之际的决策总是那么难,对于不同层级的每一位决策者都无比艰难。是进是退,往往使人不得取舍。从国家*高决策层来说,陷7000人于危难,去救一座空城,恐怕必然危害国家安全。因为如若全军覆没,经此一役,本就空虚的西部边防将被进一步掏空,西域形势将进一步恶化,恐怕河西走廊也将不保。况且,国家尚有诸多事务,劳师远征,必然不利于国家休养生息。然而,安全的*终基础在于人心。这一远征,赢得的并不是13名将士,而是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的长远国家利益,尤其是夯实了以民为本的人心之基。 与此同时,不同层级的决策,都关乎国家安全。耿恭所部在坚守的每一个时刻,都有无数放弃的理由。他们并没有任何待援的可靠信息,所凭仅是信仰与信念。“视死忽如归”,就是捍卫国家安全的个人追求;相信“大汉必不弃我”,就是捍卫国家安全的共同精神信仰与价值体系。西出玉门、孤军深入的7000人军团将领,也面临艰难抉择。抵达死城柳中后是进、是留、是退,还是分兵前出,都关乎7000人的生死。“上下同欲者胜”,《后汉书》浓墨重彩记录下的这13个普通人的故事,就讲述了这样一个上自*高决策层,到决策执行层,再到基层个体的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信念与成功决策。 写入史书的历史只是时代的一部分缩影,它只记述了史家眼中的历史。无论是左丘明还是司马迁,没有人会去记述底层无名者的日常生活、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无论是班固还是司马光,记录的历史永远是鲜衣怒马的社会上层受教育群体的历史,他们因为史家的垂青而得以青史留名、传之千古;即使有幸写入历史,还有诸多春秋笔法,厚此薄彼可能出于阶层、群体和价值观的认同,或者也会因为视野、经历和偶然造成。然而,“十三将士归玉门”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却独树一帜,从今天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来更加弥足珍贵。因为这段历史与一般的朝堂历史颇为不同,却是不多见的以无名小人物的记述,展现宏大历史叙事,呈现家国情怀的美妙史诗。尤其是这个故事将个人精神、国家意志与国家安全紧密融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震烁古今的瑰丽画卷,在历史的回响中反复回荡着这曲维护国家安全的雄歌。 历史的启示无比昭彰。今天的世界仍在经历两千年前的一幕。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一个淹没在历史中的微末个体的共同信仰,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许两千年后的人,不会记录今天14亿中国人中的大多数名字,但是这个时代中华民族上下一心维护国家安全、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篇章,一定会被永久铭记。 王导之问与乱世之苦 国家安全必须依靠人民,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与意义,也正是为人民谋幸福。简言之,国家安全就是为了人民。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无安全何谈个人。从历史的大视野观察,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对于每个人来说,国家安全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政治词汇,而是真真切切牵涉个人、家庭、宗族和民族的深刻命题。可以说,从历史来看,没有国家安全就一无所有。中国历史是一部王朝兴衰史,在这部历史中,尤其悲情的就是乱世。没有国家安全的时代是文明的黑暗时代,更是时代中每个生命的悲剧时代。历史并不只是宏大叙事,其背后是时代中每个个人的命运汇聚。正因如此,维护国家安全也必然是身处时代中每一个个体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世说新语》记载了东晋名相王导的一段名言: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丧国南迁、偏安一隅的士大夫们在美景之下,尚且无不怀念故土、触景生悲,可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王丞相更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勉励士人“戮力王室,克复神州”。王导之问始于西晋朝廷“衣冠南渡”后的东晋王朝。西晋维持统一30多年,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国力衰弱之际,“五胡乱华”近300年。此间中国大部遍经流离战乱,胡人肆虐,“屠城掠地千里”,史称“永嘉之乱”“中原陆沉”。到隋初时,中国人口仅剩下三成多。而在史书之外、贵族之下,平民百姓之于乱世,恐怕连美景也不得见,只有在命运的洪波里自生自灭。 乱世的一大表征,就是人口的锐减。中国历史上从秦起,就有人口编册统计。而人口数量的变动,*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繁荣与离乱,更紧密关系到当时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的福祉与生存。复旦大学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研究历史上历次大乱灾难程度的权威作品。根据该书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人口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据此统计,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要减少一半,甚至60%以上。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1/4到1/5。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所说,这种人口锐减比例的下降其实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并没有减小,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 国无宁日之时,*苦是百姓。上述冷冰冰的数字,实际上是骇人的惨剧。人口锐减五成,也就是每一个家庭,平均有一半以上的人消亡。活下来何其不易,也算是“九死一生”了。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大乱,米价由汉文帝时期的每石数十钱涨到二千钱,*后竟然高达每斛价值黄金一斤!天灾人祸迫使百姓流落他乡、“煮木为酪”,人相食的惨剧史不绝书。汉乐府《东门行》记载了这样的人间悲剧:“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 & &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仓中无米、架上无衣,一家老小只得坐以待毙。这样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承平之时,如此危难时刻,晚一分拔剑而去,全家都少一份活下来的希望。待到白发之时,更要如何得活?乱世,就是这样把一家良人硬是逼上为非作歹之路。这样的日子实际上在历史上还算是好的。很快,东汉末年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曹操诗中讲,“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无人区。有说法指出,东汉末年的乱世让在世人口锐减了6/7。 生于乱世,何其悲情。更不必提所谓“十室九空”“赤野千里”“饿殍遍地”,这样的悲辞不胜枚举。再极端的情况,就不得不提“人相食”或者“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了。仅据二十五史统计,中国历史上共有403起人相食的记载,这些惨剧大多发生在乱世。国家无安全,人民就陷入水火,“万物为刍狗”。如此说来,国家安全何其重要。没有国家安全的民族是流离的民族,没有国家安全的人民是凄惨的人民,没有国家安全的每一个人都难有未来。维护国家安全,必然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也是每一个国民的共同责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一条铁律都不会发生丝毫改变。 高宗的谋国之道 国家安全,在于平衡,也在于取舍。这也恰是总体国家安全的一个侧面,既要综合亦要周全,方为总体。 年长刘邦3岁的秦始皇嬴政,从39岁一统天下到50岁病逝于巡游途中,他怎么也想不到,取代他的竟然是沛县的小小泗水亭长刘邦。但是与楚霸王项羽相比,刘邦确实是个无比清醒的人: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公元前202年,项羽垓下殒命,楚汉相争宣告终结。是年2月28日,刘邦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而早在荣登大位、面南称孤之前,刘邦已经分封了七位异姓王,其中就包括韩信。这件事今天听来似乎并无异常,然而“封王”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而言,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因为“封王”就意味着秦朝推行的“郡县制”宣告终结,始皇帝打造的“车同轨、书同文”,马放南山、铸剑为犁的短暂时代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近30年的短暂“大一统”时代就要画上句号,周朝“分封建国”的时代又回来了。“分封建国”就是“封建”二字的由来,我们用这个词来归纳中国近五千年的历史,可见其生命力。而“分封建国”用今天的政治学语言来说,就是“邦联制”。一些邦国虽然组成相对松散的邦联,却各自独立。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只是各国共同拥戴一个天子,天子并不能在邦国中行使治权。更极端的是,如果“天子无道”或是羸弱,自然会出现春秋五霸或是战国七雄。显然,这也是秦始皇维护国家安全首先革除的弊端,即消灭邦国、集权中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霹雳意志和雷霆手段维护帝国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说:“周之失,失之于制,不在于政;秦之失,失之于政,不在于制。”难道刘邦不懂这个道理吗?或者张良、萧何等诸贤都不懂这样的道理吗?都不知道分封诸王的弊病吗?显然不是。刘邦是郡县制的坚定推行者。暗度陈仓取得汉中秦地之后,便即刻废分封设郡县,更何况一统天下之后?分封诸王,只是无奈之举。取天下,只能先以邦联立足。韩信势大,不许予王,如何赢得楚汉之争?徐图后计,方是良策。一俟帝国初立,刘邦便迅速着手剪除异姓王,于是出现了韩信“贱能忍耻卑狂少,贵乏怀忠近佞人”之论。然而削藩何其困难?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政治安全的重要命题。“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资治通鉴卷第十八·汉纪十》)刘邦之后,直到“屈贾谊于长沙”之时,温润而睿智的汉文帝在尝试削弱同姓王势力而以失败告终之时,才体会到他的父亲在谋定王朝之初的各种苦衷。继任者汉景帝却未能领会其中奥义,操之过急,以致七王之乱、憾失晁错。而这一国策,直到汉武帝之时,才以“推恩令”的方式实现。“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资治通鉴卷第十八·汉纪十》)然而此时,已是刘邦之后的汉朝第七位皇帝任上了。 大汉如是,盛唐亦然。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开始率领李唐王朝向称雄天下的时代迈进。此时,唐朝*大的敌人东突厥已经灭亡,帝国生存已经无虞。留在李世民案头的两件大事无疑是“与民生息、恢复经济”和“收服小邦、安定边疆”。 ……

历史与国家安全 作者简介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英文缩写CICIR)是中国历史悠久、研究领域宽泛、功能齐备的复合型国际战略与安全问题研究及决策咨询机构,研究领域覆盖全球所有地区和重大战略性、综合性问题。其前身是1980年对外开放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2003年更为现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有研究、行政和辅助人员300余人,下设15个研究所、若干研究中心以及国际交流部、国际信息资料中心等部门。长期开展广泛、深入、高端的国际学术交流,是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主办发行《现代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和《国际研究参考》三本学术期刊,2015年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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