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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论学 版权信息
- ISBN：9787559642035
- 条形码：9787559642035 ; 978-7-5596-4203-5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台湾论学 本书特色
★余秋雨D家定稿版，直接授权，逐字修订，永远的经典
余秋雨历时数年逐一修订，二十余部代表作品亲力打造，焕然一新。从内容到装帧，每个细节均亲自把关。
★作为演讲大神和对谈高手的余秋雨，你怎能错过？！
听过的人都知道，余秋雨的演讲风采和即兴表达魅力，一点也不比他的“文化大散文”逊色！
★环岛演讲、对谈全记录，以极具现场感和感染力的方式畅谈当下话题！
旅行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城市的魅力……余秋雨关于当下的思考都在这里。
★名家高手棋逢对手，碰出怎样的思想火花！
还原余秋雨与白先勇、余光中、马英九、蔡康永、陈文茜等各界名家的深入对话，也是一份珍贵的时代记录。
台湾论学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收录作者在台湾地区的重要演讲, 以及他为台湾文化名人张忠谋、白先勇等文化名人著作所作序言等, 与蔡康永等人的深度对谈。这些演讲涉及人生行走、写作技巧、东方美学、城市魅力等多个人文主题, 重在重新认识和发现中华文化, 回应当代社会与文化、人生建设诸般紧要问题。另外特别收录对余秋雨的文学评论数篇, 解析“文化大散文”风靡于世的秘密。文章立足文化本体, 放眼人类文明的整体进程, 通达而平易, 深入而恳切, 对广大读者开阔视野、增进人文的情怀、深化对历史与文明的体认, 颇有助益。
台湾论学 目录
一??演讲
出走的生命 002
今天的人文坚持 016
城市的魅力 043
阅读的门径 066
写作的奥秘 085
艺术思维的特性 108
寻找东方美学 117
闯入傩的世界 132
三度穿越 148
无伤害原则 159
封山闭关，重新选择 175
二??写序
序张忠谋 190
序白先勇 199
序连方瑀 212
序《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216
三??接受专访
陈文茜的专访 224
蔡康永的专访 234
张小燕、蔡诗萍的专访 242
杨照的专访 252
四??评论
余秋雨的现代意义 264
平易中的语言魅力 271
*受欢迎的原因 278
余秋雨主要著作选目 282
余秋雨文化大事记 284
展开全部
台湾论学 节选
出走的生命
（2005年2月15日）
马英九（时任台北市市长）：
主讲人余秋雨先生，各位观众、好朋友们，晚安，大家好！
余先生从一九九二年出版《文化苦旅》至今已有十多年，光在台湾，就出版了著作二十七种，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同时，不止在台湾，包括香港、大陆、海外各地，他都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这次，他能拨冗再度来台湾巡回演讲，让台湾的读者欣喜莫名。
余先生其实无须多做介绍。那天看他的简历，知道他是余姚人。余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家乡后来划到隔壁的慈溪了，使他现在在填写籍贯时，会踌躇不知选哪边好。我相信，这两个地方都会争取您，把您算在自己名下。
余姚出了不少著名的文人，从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到更早的严子陵；现代人中，有《西潮》的蒋梦麟，有通才不输于余先生的沈君山校长。还有一位台湾人都熟悉的孙越叔叔，也是余姚人。余姚，真可以说是人杰地灵。
余先生的“人杰”，靠的不光是他在戏剧方面的专业成就。他不仅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上海市写作学会的会长，还是好几所大学的荣誉教授和兼职教授。*重要的是，自从他开始一连串的“文化苦旅”，这个领域突然变得无比热门。读过他的《文化苦旅》的人，都深深感受到了，何谓真正的“深度旅行”。他不仅仅在国内，还遍访了埃及、希腊、巴比伦、恒河的文明，写下了《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这两本书。
记得在二十五年之前，我从哈佛毕业的前一年，哈佛开始推动新的通识课程（Core Course）。其中除了常见的“科学概论”等课程之外，还有一门“外国文化史”，让我感受非常深刻。今天很多人喜欢谈“国际观”，好像懂外语、常出国，就算有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有国际观的人，应该是旅行社的导游了吧？导游当然也可以有国际观，但这并不是这个职业的必要条件。对于当代文化人来说，真正的国际观，就是在旅行中汲取各国文明的精髓。
因此，今天我们共同来聆听余先生的演讲。
一方面，我们希望看到这位大师级的文学家，如何把他非常丰富的生命经验和旅行经验，化成生动的语言向各位报告；另一方面，这个演讲也是今年台北书展开幕礼的一个仪式。台北是华文世界出版业的中心之一，每年出版三万多种中文书。跟大陆每年出版十八万册相比，台北只有六分之一，但从人口和面积的比例看，我们还算是很强的。我希望台湾出版界能继续努力，也十分感谢余先生愿意把他的作品拿到台湾来出版，让我们先睹为快。
*后，我向余先生承诺，今晚我一定会坐在台下听完全程，绝不“走挪”（闽南语“赶场”之意）。所以您放心，我会非常专注地全程聆听，说不定还会问问题。
祝福大家，谢谢各位。
余秋雨：
尊敬的马市长、高教授、王力行女士，还有很多老朋友、新朋友，以及今天在场外等了很久、排了长队才进入这个剧场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站在这里，我感到非常亲切。很多年前，这个剧场刚开张，我就在这里做过一次演讲。昨天，剧场的负责人根据当年留下的照片，居然在仓库里找到了这张木制的老讲台。今天搬来，把两场演讲连贯起来了。记得当年的演讲，我向大家报告考察文化遗迹的经历，这些年我走了更远的路，没想到这张老讲台还在这里等着我。
它似乎变成了一种约定，一种承诺。
那么，让我先谢谢这张老讲台。
按照主办者给我出的题目，我今天又要讲旅行了。但是，我想与上次的演讲有所不同，那就是把“旅行”这个概念上升到一个现代哲学的高度，称之为“生命的出走”，或者是“出走的生命”。
这个题目有点深，我可以借用刚才马市长的一个有趣说法作为破题。马市长说，我们主张的深度旅行，并不是把旅行*多的导游作为榜样，而是另有追求，那就是汲取我们不熟悉的其他文明的精髓。因此，旅行可以让自己原来比较狭隘的生命扩大、优化、提升。这也是对原来生命的突破和超越，因此是一种生命的“出走”。
原来的生命不是也很好吗，为什么要超越它而“出走”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平常的生命状态做一番检讨了。
一
我们平常的生命状态，看起来常常颇为风光，其实仔细一想，却非常局促。
原因是，我们每一步成长，都把生命缩小了，僵化了，封闭了。
这个判断很严重，我们不妨举一个经常可以遇到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例如，大学里一个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在一般人眼里，他应该是地位不低的“成功人士”，但事实上，他大半辈子的生命格局已经越缩越小。回想当初，他考上这个大学，选定这个专业，令人称道，但也必须承认，他是在基本不懂事的年月，为自己限定了终身职业。此后，他每次升级，都让这种限定越来越狭窄。他的博士论文专攻南宋后期文学，以后又集中研究当时的一位诗人刘克庄而成为教授。几十年来，对于这个很不重要的研究对象之外的任何内容，他绝不沾手。
这样的“成功人士”，很有典型意义。他早早地把生命铸定在一个模板里，以此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待遇。即使地位和待遇都不低，但生命的格局和活力实在是太小了。
许多公务员、企业家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如果说，这位学者把自己的生命锁在南宋后期文学的一个单人小圈子里了，那么，许多公务员和企业家则把自己的生命锁在职业、单位、公司和层层人际关系里了。官职越高，财富越大，他们也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越加自信，越加固执。他们的生命，不再出现断灭、脱离、逃逸、自叛，因此，他们越来越没有精神自由的空间，越来越没有从头选择的可能。
按照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没有选择，就没有自主的生命。
因此，茫茫人海，匆匆脚步，都是缺少自主生命的大汇聚。这不能不说是人世间的一大悲哀。
其实，不仅仅是个人。世界上有些地区，有些族群，有些党派，长期处于“伪封闭”状态，有的甚至出于某种政治理由而选择自我隔离，这肯定是没有前途的。
二
这种生命状态，除了局促之外，大多还相当虚假。例如前面所说的那位南宋文学教授，毕生的固守究竟有没有新发现、新观点？即使有一点，对文学史有没有价值？而且，是否有读者关注，是否有学生知道？
但是，就凭着这种几乎无意义、无价值的所谓“专业行为”，他被社会恭敬地优待了几十年。围绕着他的重重叠叠“学术指标”，他全都通过了，因此在我看来，那一些也都是“伪坐标”。
这种“伪坐标”，在官场、商界和社会的各个部门都屡见不鲜。那么多的标牌、口号、规划、故事，到头来究竟留下了什么？不少人，直到离开那个部门，那个单位，才知道以前自己相信和沉迷的一切，是多么空洞不实。但是，在没有离开之时，这些“伪坐标”却是精神依靠。凡是“伪坐标”特别密集的地方，那里的人也往往特别激动，特别偏仄，就像是被洗了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其他更好选择。
种种“伪坐标”为了自保，还会不断地挑起各种争斗，使周围四分五裂。以我自己半生的观察，生命状态的局促和虚假，一定是与好斗连在一起的，所以必须尽量摆脱。
如何摆脱？唯一的办法是“出走”。
是的，劝导没用，争辩没用，只有让自己离开那些系统，那些坐标，接受陌生，接受未知，生命才有延伸的希望，精神才有拓展的可能。
跨出**步很难，但是只要勇敢地跨出去了，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后面的跨越也就比较自然了。几度跨越，你也就成了另外一个人。
三
就这个问题，我想说说自己的体会。台湾朋友以为我所说的“出走”就是从《文化苦旅》开始的旅行，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几度“出走”。没有前面的那些“出走”，也就没有《文化苦旅》，以及后来的《千年一叹》、《行者无疆》。
**次真正的“出走”，是被迫的。
虽然是被迫的，而且非常艰苦，但还是从根本上拯救了我。由此，我对“出走”情有独钟。
那是在“文革”灾难的高潮期，极左的恐怖铺天盖地，我父亲被造反派暴徒关押，我叔叔被造反派暴徒逼死，全家衣食难继，而我是大儿子，本应挑起养家的重担，但自己又被学院里的造反派包围。当时的感觉，是四周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一处可以讲理的地方，天地倾覆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上级又发配我们到农场服苦役，没有结束的期限。我就在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背着箱子来到了被大雪覆盖的陌生土地上。**个活儿就是敲冰填湖，冻僵的赤脚立即被芦根割破，血水在泥水中泛动。
这实在是够艰苦的了，但是如此劳动了两个月之后，我心情反而好了。
原因是，我发现，“文革”灾难虽然来势汹汹，但主要发生在城市，而在广阔的农村，基本未受感染。那些极左的逻辑，对于辽阔的土地、繁忙的农活，完全不起作用。我们不能不服从一种强大无比的天地逻辑，犁田、插秧、灌溉、施肥，一个环节也松懈不了，几天农时也耽误不了。在这个过程中，“文革”的霸气变得又远又淡，那些口号和标语，在田野长风中留不下一丝印象。我一次次从庄稼丛中直起腰来挥汗看着城市的方向，确证无疑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大地，并没有接受“文革”。
再想下去，城市的接受也带有很大的虚假性。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比例很低，城市里的政客不管闹腾什么，都离不开农村的粮食棉麻供应。在农村的眼光里，那些吵吵嚷嚷的政治运动，全是“吃饱了饭没事干”折腾出来的。长年的劳动使我也已经习惯于以农村的眼光来打量世间，因此，“文革”逻辑在心中已萎若游丝，而生态逻辑却变得无可置疑。结果，我从一个政治运动的受难者，转身成为一个屹立原野的男子汉。
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熨帖大地的生态文明，仍然是我思考人类文明的基准。
由此证明，即便是被迫的“出走”，灾难中的“出走”，也能给生命带来巨大转机。
我相信，在座各位不会遭遇与我相似的灾难了，但是我的经验也许对大家还是有用，那就是：无惧“出走”。*大的困厄，也可能在“出走”中解脱。
我的第二次“出走”，就是主动的了。
那是在“文革”后期，出现了恢复教育的动向，我们也已经从农场回城。我通过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私人关系，冒险潜入外文书库，独自编写《世界戏剧学》的教材。这不仅是在行动上，从热闹的校园“出走”到了很隐秘的书库，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出走”。当时很多文化人已经不满意极左的文艺专制，但是人类*优秀的文艺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不太清楚，因此常常出现“五十步笑一百步”，以“老左”批“新左”的现象。我为了挣脱这个圈子，“出走”到了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狄德罗、歌德、雨果、黑格尔面前，向他们一一请教。这次“出走”的结果便是写出了厚厚的《世界戏剧学》，出版至今数十年一直是大陆在这个领域的唯一权威教材。这也可以说，我带着中国戏剧教育事业整体“出走”了。
在这里我可以骄傲地说一句，什么时候台湾朋友如果看到完全达到国际水准的大陆戏剧、电影、电视，请不要惊讶，因为那里很早对世界戏剧学已不陌生。
在灾难时期潜入外文书库编写《世界戏剧学》这件事，使我在上级选拔院长的民意测验中三次名列**，当上了院长。院长也算当得不错，证据是文化部有很多表彰，师生们有很多记忆。但是，院长说到底是一个行政职务，而我对行政架构是不愿留恋的，一心还想着重返文化，因此势必面临着一次新的“出走”。但是，这次“出走”，并不仅仅是从行政职务返回原来的文化生态，同时也要对原来的文化生态挥手告别，也就是需要两度“出走”。于是，我在艰难地辞职之后，孤独地来到甘肃高原。
这次“出走”的幅度比较大，结果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文化苦旅》的出现。
算起来，这是我的第三次“出走”。
第三次“出走”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一切真正重大的“出走”必然是孤独的，但是如果真正重大，总会有一天从者如云。这次从甘肃高原起步的“出走”，使我拥有了全球华文领域的无数读者。
但是，“出走”没有终点，即便是众口交誉的“出走”，也不应在半道上结茅定居。按照宏观思维的必然逻辑，我应当把《文化苦旅》延伸到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因为如果不延伸，原来的“出走”也有可能变成一种新的局促。
这是我的第四次“出走”，也可以说是从《文化苦旅》“出走”。这次“出走”充满了生命危险，因为我要亲自去贴地考察人类各大古文明遗址，而这些遗址有很大一部分正被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所控制。
这就是说，“出走”是为了扩充生命格局，但也极有可能摧毁生命存在。
因此，“出走”，不只是游山玩水、访古探幽，而是一个不惜舍命的悲壮行为。
当我走过数万公里惊险行程，并以《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告知世界后，国际间很多重要会议都来请我前去演讲。这是我的责任，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世界上能亲自走完这一行程的学者，还寥若晨星。
如此极致型的“出走”，由中国人完成了，我有点小小的得意。
四
如果不是一次次“出走”，我可能直到今天还是人们常见的那种永远自傲、永远牢骚，却也拿不出多少实际成果的文人。但是，因为“出走”，我从精神上摆脱了局促，成了一个田野男子汉，一个国际教材编写者，一个高校的领导者，一个文化遗迹的现场阐释者，一个考察人类文明的演讲者……我如此罗列，并不是为了显摆，而只是想说明：这个“出走”后的自己，对“出走”前的自己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
那么也可以说，“出走”，就是寻找一个陌生的自己，塑造一个陌生的自己，然后，享受一个陌生的自己。
这个陌生的自己与以前的自己相比，*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很多人以为，可能是见识比以前更丰富了。
但在我看来，这只是枝节。*大的区别是，比以前更善良了。或者说，由小善变成了大善。
当你从原来固守的框范“出走”，首先抵达的，是原先并不熟悉却十分提防的邻居地盘。在这样的地盘略作逗留就会知道，以前“以邻为壑”的思维习惯是多么狭隘。然后，“出走”的范围越来越大，体察他人的气量也越来越宽，渐渐明白了“人人命运皆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这不仅仅是对人，还包括对不同的理念、宗教、习惯、风俗。怪异不再怪异，鄙夷不再鄙夷，分歧也能容忍，对立亦可通融。在这种情况下，对立、争斗、互毁的情绪逐步消退，同理、同情、互助的心向逐步增强。时间一长，人间的怨隙之墙便一一被穿越、被瓦解了。由此，大善也慢慢抬头四顾，展颜而笑。
我曾多次在文章中指出，在现代世界，封闭是邪恶之源。封闭者总是欺骗被封闭者，外面全是邪恶，因此不可开放，不可出走。但是无数事实证明，邪恶大多在封闭体之内，而不是之外。如果封闭体一时打不破，那就不妨把自己当作一把小小的斧凿，以独自“出走”打开几条裂隙，放进一缕光、一阵风，事情就有了希望。
依我自己的体会，在几度“出走”之后，心性会有巨大提升。现在，我只要在看国际新闻时看到那些自己曾经艰难抵达的地方又陷血火，就会立即想起在那里结交的朋友，在那里路遇的老人和孩童，心生不忍。我走的地方实在太多，因此一幅世界地图也就变成了情感地图，而且，常常变成悲情地图。随之而来，身边小范围的种种纠葛、矛盾、纷争，已经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大空间转化为大善良，变大了的生命格局因为拥有了善的核心，也就呈现出大慈大悲、大雄大健。
从这个意义上，我所说的“出走”，近似于佛教所说的通向彼岸的普渡慈航。
把事情缩小一点看，即便在学术文化领域，由于一次次“出走”，领受了大量陌生而又精彩的学说，欣赏了各种奇特而又新颖的作品，我也就不会再陷入观点对抗、学派争论，更不会赞同在这方面的极端言论、恶语相向。世界多元，文化多元，一切通路都纵横交错，各领风采，为什么要在心造的独木桥上各不相让？说实话，我有时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口才很好的评论员，也就是俗称“名嘴”，总是哑然失笑。心想：“何苦如此水火不容、剑拔弩张？这个问题，康德早在二百二十年前已经解决；那个争辩，朱熹早在八百年前已经摆平。”我坚信，成天挖沟垒墙、制造对立的那些文人学者，亟须在学术文化上不断“出走”，才会知道，历史并不是从他一知半解的生命开始的，他完全不必站在小角落里激愤不已。
五
在这个演讲结束之前，我还想就近说一点有趣的感想。
很长时间以来，两岸对立着，彼此臆想着对方的一切。记得好些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台湾发布的几个行政文件，用的是半文半白的“文牍体”，我从语文的角度觉得台湾文化完了。直到我读到白先勇先生的小说、余光中先生的诗，才知道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正是在同样的情况下，白先勇、余光中先生读到了我的散文，也大吃一惊。尤其是白先勇先生，他是首先“出走”到大陆的著名文化人；然后，也是他，千方百计张罗让我从大陆“出走”到台湾，演讲、出书、交友。一来二去，两岸看到了生命化了的对方文化，消除了大量误会，产生了无言的亲近。
回想当初互相封闭之时，彼此把对方想象成“水深火热”，一切情绪都由这种想象延伸。等到终于在文化上沟通，两岸的作家和读者凭着同一种文字的微妙感应，在情感上出现了真正的“水深火热”，不离不弃。
这本身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说明从互相封闭中互相“出走”，由不期而遇到登门入室，实在能化解世上太多的误会。我每次来台湾总能被炽热的友情融化，但在交谈之下，也发现有些读者对大陆的情况还知之甚少。为此，我总是鼓励大家尽快出行，希望我在台湾的读者有一个更博大的生命。
文化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引导自己和别人从局促中走出。
谢谢大家！
台湾论学 作者简介
余秋雨，作家、学者。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GJ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自本世纪初年开始，他赴美国国会图书馆、联合国总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处演讲中国文化，反响巨大。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中国艺术研究院设立“秋雨书院”。现任上海图书馆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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