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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18) 版权信息
- ISBN：9787500874621
- 条形码：9787500874621 ; 978-7-5008-7462-1
- 装帧：一般纯质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18) 本书特色
历时20年的苦心写作、40年的时间跨度、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上亿人的参与见证，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跌宕起伏、理论的艰难探索、实践的历尽艰辛，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有所感受。 我们借此由衷地怀念和感激那些在改革年代为了祖国的明天、为了国有企业改革作出巨大努力和贡献的每一个人。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18) 内容简介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也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缩影。本书通过对40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细致梳理和回溯，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始，采取编年史的体例，多方面、多角度地讲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跌宕历程和艰辛探索。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18) 节选
1978·年度经济背景 经济高速增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1976年10月，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976年比上年下降16%，1977年增长76%，1978年又进一步增长117%，使之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的第8个峰值年，也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增长的**个峰值年。 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内外贸易和财政收入也迅速增长，城乡人民生活都有所提高。两年中，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6%，进出口总额增长53。7%，财政收入增长44。4%；全国农民从集体分得的平均收入增加了17。7%；全国60%的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在基本建设方面，1978年全国建成交付使用的职工住宅面积共达3700多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33％。 但是，由于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因不适应市场需要，被积压在仓库里。由于长期以来不重视民生需要，轻工业为重工业让路，使得经济越发展，比例关系越不平衡。加之对十年动乱所造成的后果缺乏足够估量，在当时的条件和认识水平上，对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急躁冒进的痼疾缺乏反省，急于求成的积习仍相当严重。在1977年1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以下简称《要点》），《要点》提出了1978年到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农业方面，提出在“五五”计划后三年，重点是要打好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这两仗，为“六五”计划做准备；在工业方面，提出到1985年，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要新建成和续建120个左右的大型项目，包括30个大电站、8个大型煤炭基地、10个大型油气田和一条输气管道、10个大型钢铁基地、9个大型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型化纤厂、10个大型石油化工厂、10个大型化肥厂、6条铁路干线和若干个大型港口……按照这个规划，从1978年到1985年，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而所需设备都要从国外引进。1978年，国家基本建设方面的拨款比上一年增加了40%以上，签订了22个大型项目引进合同，所需外汇远远超过当时的承受能力，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另外，全国1/3的企业管理比较混乱，生产秩序不正常。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中有13项低于历史*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中有21项没有恢复到历史*高水平；国有工业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历史*高水平低1/3；独立核算的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243%，亏损额达375亿元。 由于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一直没有得到纠正，加上过去多年的政治动乱和经济体制上的弊病，使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平衡。 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从1965年的171亿元增长到1969年的186亿元，1970年猛增到295亿元，1976年增加到近360亿元。随着基本建设投资加大和流动资金增加过多，在国民收入中积累所占的比重迅速上升。1965年积累率为271%，1970年以后一直在30%以上。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加上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和积累率过高，在1966年到1976年的11年间，人民生活几乎没有明显改善，有些方面甚至是下降的。就广大农民为例，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1965年平均为523元，1976年为628元，11年间增加了105元，平均每年增加不到1元钱。相当多的社队口粮不足，现金分配很少，社员生活极为困难；就城市职工为例，1966年到1976年间，就业人数有所增加，工资总额有所扩大，但是由于标准工资长期没有调整，职工的人均工资还呈下降趋势。1965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年均工资为652元，1976年下降到605元。按消费基金计算的城乡居民年均消费水平，1965年为125元，1976年为161元，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只增长22%，其中农村居民增速又慢于城镇居民。尽快改善基本生活，成为广大民众的迫切要求。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政府下大力恢复和发展了被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取得了显著成绩。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开始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对当时的经济情况缺乏认真分析，对积累、消费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情况认识不足，急于“向四个现代化迈进”，因此制订了一个生产指标过高、建设规模过大的十年规划纲要。1978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480亿元，其中国家投资396亿元，比1976年增加102亿元。加上其他的积累，1978年积累率达到365%，这是过去少有的。尽管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当年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372%，但中央财政仍然难以平衡。1978年国家由国外进口800多万吨钢材，虽然比1977年增加了60%以上，但仍然供不应求。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挤占了人民消费，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重工业增长过快，农业和轻工业增长缓慢，产业结构极不合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长期执行的是以钢为纲的经济发展战略，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在工农业生产中，农业和轻工业所占比重下降太快。按不变价格计算，1957年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35%，到1978年就下降到256%。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57年为517%，到1978年就下降为427%。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缓慢，制约了人民生活的改善。 由于对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要求太快，重工业生产不得不用很大力量来为自身服务。特别是长期以来为了加快钢铁发展，不但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钢铁工业本身的建设，而且还要建设大量的燃料动力工业、化学工业、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为其服务，这些为钢铁生产服务的辅助行业本身又要消耗大量的钢铁。因此，尽管重工业发展速度很快，钢铁生产量也有所增加，但农业和轻工业所需要的燃料动力、原材料和机械设备却得不到相应的供应，甚至连小农具所需要的钢材都得不到满足，轻工业所需要的钢材很多还要依靠进口解决，工业产品的技术水平很低。据一机部当年对其所属的机电产品技术水平的初步分析，当时的产品中有60%以上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水平；30%以上为60年代的水平；相当于70年代水平的不到5%。职工的文化、技术、管理水平低，技术人员的比重太小。据1979年底对2000万职工的调查得出，80%的职工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8%；工人技术等级多数在三级工以下；管理人员多数缺乏现代化企业的管理知识；工业部门的技术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28%，其中相当多的人未受过高等教育。工业建设和生产的经济效益很差，每增加1元国民收入所需要的投资数在“一五”时期为168元，“四五”时期为376元，增加了一倍多。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一五”时期为2286元，“四五”时期为1612元，下降了近30%。 在1978年制订的十年规划纲要中，许多指标定得过高，如要求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要实现这个目标，势必要把大量财力、物力投入重工业建设中去，特别是投入钢铁工业中去，从而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愈益失衡。 第三，燃料动力供应极其紧张，矿产资源的储采比例严重失调。 消耗燃料动力的工业，特别是加工工业增速过快，远远超过了燃料动力供应的可能，而燃料动力工业，主要为石油和煤炭工业，由于长时期过量开采，出现了严重的采储和采掘比例失调的状况。总的来说，我国能源的发展并不算慢。1953年的原煤产量只有7000万吨，1978年增加到618亿吨；1958年原油产量只有146万吨，1978年增加到10405万吨。一次能源总量折合标准煤，已经达到6亿吨以上，这在数字上看来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在这期间，消耗能源的工业企业增加过多，加上能源在使用中浪费太大，因而能源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时有发生。许多企业由于燃料动力供应不足，生产能力不能得以充分发挥，有的经常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 在原油和煤炭工业本身方面，1970年到1978年的9年间，原油产量增长了38倍，平均每年增加915万吨，增长19%，而储量的增长则大大低于产量的增长，出现了产量难以持续增加的趋势，如果继续过量开采，许多油井会面临遭到破坏的危险。在这9年间，煤炭产量增长了13倍，平均每年增加3900万吨，增长98%，许多煤矿由于剥离和掘进技术落后，使得继续增加开采遇到困难，有的不得不停止开采。 鉴于上述情况，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开始全面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开始起步的。 1978·基本改革思路 简政放权、减税让利 我国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在中国经济理论界，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早提出批判并主张要改革传统体制，发挥国有企业积极性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顾准和在国家统计局工作的孙冶方首次提出。 1957年，顾准发表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指出，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缺乏活力，而且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问题根源，在于实行计划经济和政府直接经营企业。他建议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实行类似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的“经济核算制”，“*高限度地”实行价格调节生产和流通的作用。具体做法是：废除按指令性计划生产和计划定价制度，使价格自由涨落；使劳动者的物质报酬与企业盈亏发生程度极为密切的联系。由于企业会自发地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就能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 针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照搬的一整套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孙冶方曾尖锐地指出过它的弊病，并全面系统地提出过改革的主张。他认为：“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严重缺陷在于权力过分集中。由于国家代替企业管理它们自己应当负责通盘筹划的人、财、物和供、产、销的具体事务，严重地束缚了企业的手脚，限制了企业的主动性，妨碍了企业设备的更新和技术的进步，同时还使国家陷于日常事务圈子里，放松了整个国民经济长远建设方面的重大规划和综合平衡的工作。因此，为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首先应当明确作为独立核算企业的责任，然后移交权力，即交给企业以进行独立核算所应有的职权。” 但是，在当时极“左”的政治思潮影响下，二人这些卓有见地的观点不可能被接受，甚至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思想禁区。人们开始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对经济体制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重新思考，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也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当作“修正主义企业自治论”批判过的孙冶方的思想被普遍接受了。“当前*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成为人们的共识。 经过广泛的讨论，经济学界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如认识到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盲目追求公有化程度的企业发展思路是错误的，应从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来建立相应的所有制结构。即使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由于各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不同、对社会的贡献不同，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企业职工的收入也应该不同。这种共同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经济利益差别，决定了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具有商品性质，企业之间必须实行等价交换原则。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生产经营中应当具有相应的权利，承担应有的责任。而国家在经济管理上，应该在实行计划管理的同时，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应该采用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管理经济，因为社会需要是复杂多变的，在生产结构和生产条件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指令性计划，扩大指令性计划范围，不能保证生产和社会需要的有效衔接。理论上的这些突破，为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依据。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主要研究如何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速度的问题，并提出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指出，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往往多从行政权力的转移处着眼，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子里循环，其结果不能符合经济发展的*大利益。要打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改变手工业方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要坚决实现专业化、发展合同制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使它们能根据自身经济的需要，自动地履行经济核算，降低经济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提高综合经济效果。 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对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方向作了如下论述：“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把它们的大部分职权转给企业性的公司或联合公司；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应该在党的领导之下，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加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的权限和责任，减少会议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认真实行考核、奖惩、升级等制度。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这一论述，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基本方向。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早期的主要思路。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1978-2018) 作者简介
章迪诚，男，浙江杭州人。教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 个人累计出版专著、论著、教材9部，合著多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省部级社会科学和软科学课题20余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经济学和管理学论文18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累计发表成果400余万字；获省部级以上奖项11项，其中省部级一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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