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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与身随 版权信息
- ISBN：9787538763737
- 条形码：9787538763737 ; 978-7-5387-6373-7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名与身随 本书特色
著名作家、教育学家叶圣陶的孙子，文学大家叶兆言*创作的首部人生随笔集。 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详尽地回顾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成长岁月、人生经历； 坦露了中国经典家族与周恩来总理、越南领袖胡志明等伟人诸多不为人知的深厚友情和交往。 本书精彩的内容会告诉你：人不应该把别人不当人，把别人不当人，同样意味着把自己也不当人。历史的悲剧也许不会再重复，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人起码应该明白别再把自己不当人。
名与身随 内容简介
本书为当代文学大家叶兆言*新创作的首部人生随笔集。是出身文学世家的作者叶兆言（其祖父是著名家、教育家叶圣陶）的一部直面现实的人生自传。首次真实、详尽地回顾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成长岁月、人生经历、爱情、亲情、友情等；袒露了中国经典家族与周恩来总理、越南领袖胡志明等伟人鲜为人知的深厚友情和交往。本书凝练了作者对于物质现实与彼岸世界，肉身与灵魂统一的思考，处处闪烁着作者追求清明平和的生活的人生智慧。
名与身随 目录
写在前面
名与身随
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宝像”引起的话题
祠堂小学
小资产阶级
玩半导体收音机
非法买卖
难得有闲
想读书
家学渊源
学日语
学英语
失去的老房子
唱情歌的季节
把钟拨快些
等剃头
自行车的前思后想
电视的话题
过年
大学时代的体育热
骑车旅行
藏书状元门下
借书满架
文学没有世家
*初的小说
发表**篇小说
两件*得意的事
命题的作文
砚田的收入
不喜欢屈原的理由
皇帝跑哪儿去了
三次中学讲课记忆
也说经典
不得不再说的经典
前辈作家的教诲
从《背影》说开去
又想到了考大学
考上了大学
如果考不上大学
写小说当毕业论文
大学不喜欢告密者
大学毕业前的谈话
大学毕业，分配工作
跟人事局长见面
当上了大学老师
中学加衙门
我的两个学生
程门未曾立雪
命中注定的前程
当不了和尚
对母校的记忆
宴尔新婚
太太学烹饪
对女儿的期待
为女儿感动
文学少年
文学青年
人，岁月，生活
永远的阿赫玛托娃
纪念
父亲的话题
鹬鸽之痛
人，诗，音乐
红沙发
徐老师
陈瘦竹先生
不肖弟子
纪念一个朋友
回忆两个人
记李先生
初识弘一法师的岁月
圆霖法师的回忆
皇帝的小红裤衩
大桌山房
不谈汤国的画
江宏伟的《野草闲花》
李小山的箴言
徐乐乐的开脸
从傅抱石看中的一方印说起
关于速泰熙的采访
拿到新房钥匙以后
妙在无处可寻
后记
展开全部
名与身随 节选
名 与 身 随 阿成兄来信，命令抽空做一篇“随笔”，两三千字即可，写什么都行。古人说，正欲清谈闻客来。清谈乃一大快乐。我喜欢清谈，所谓随笔，不过以笔代嘴，瞎七搭八，想到哪就写到哪。 就说我的名字。很多人都说好，说是再也用不到取笔名了。我的名字仿佛生来就准备当作家的。同名的概率非常小，兆和言本来是取名常用的字，可放在一起，当真就有了些独特性。 其实我的父亲从来就没想过自己儿子的未来会是个作家。我生于1957年，这一年父亲被错划成“右派”，此后的二十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虽然我们家出了三代作家，写东西在我们家却是一个犯忌的词汇。老实说，我从小*看不上眼的人，就是作家。父亲当了“右派”以后，对写作已没激情，命里注定却不得不继续写东西，写那些自己毫无兴趣的文字。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是剧团的编剧，好不容易胡编乱造一个戏，请了大大小小的文艺官员来审查，听一番似是而非不关痛痒的指示，然后开夜车，硬着头皮按照指示改，改得脸发青，改得一支接一支烧香烟，房间里烟雾腾腾，谁进去了都喊受不了。 我的名字只不过是爱情的产物。父亲给我取名的时候，采取的拆字先生的伎俩，我的母亲姓姚，姚的一半里面有个兆，父亲名至诚，繁体字的诚有一个言字旁，父亲和母亲拿自己的名字开刀动手术，一人给了半个字，便有了如今的叶兆言。 父亲为我取的名字曾得到了祖父的称赞。要得到祖父的称赞并不容易，尽管祖父自己替人取名字一向不太认真。祖父取名字的特点是随意。伯父叫至善，姑姑叫至美，父亲*小，本来应该叫至真，可是祖父故意闹别扭，改成了至诚。祖父晚年和父亲闲聊，曾笑谈给父亲取名时的想法，他觉得至真是什么人顺理成章都能想到的，于是偏偏改成至诚，让大家的想法都落空。我堂哥的名字也都是祖父取的，大堂哥叫三午，因为祖父属马，大伯属马，大堂哥也属马的缘故。二堂哥一直懒得取名，小时候人长得胖，小名就叫大块头，这是南方对胖小孩的一种叫法，叫顺口了，干脆找了音近的字，大奎。堂姐也是如此，都叫她小妹，叫惯了，再找个形状相近的字，小沫。*小的堂哥生于国际争取持久和平年，这一次更省事，就叫永和，是一个*普通*常见的名字。 我自己对取什么样的名字，在一段时间内，很在乎。十二年前刚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我想自己无论如何得有一个响当当的笔名。当然，作为一个大作家，仅仅只有一个笔名远远不够。我*初发表三篇小说，用了三个名字，一是真名真姓，一是邓林，用的“夸父逐日”的典，一是孟尼，是梦里的谐音。年轻气盛，我想自己每一种风格的小说，都应该有一个笔名。 起笔名是一种自恋。我想到自己用过的笔名就想笑。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已经成家，又迫不及待添了个很可爱的小女儿，囊中羞涩，于是写文章，用的笔名和钱都沾亲带故。用的很多的是刘克，本来想用德国的货币单位马克，后来想想，自己不嫌俗气，用稿单位恐怕受不了，便把马改成牛，再借用一个谐音字刘。类似的用货币单位为笔名的还有梅元。 我用一个女孩子的笔名，写了一组关于女孩子的文章。这个笔名就是萧菲，萧菲是小费的意思。 此外，我用过的笔名有叶言，有舒书，用得*多的是谈风。谈风是父亲的笔名，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打了个招呼，拿过来就用。用谈风这个笔名，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四十四篇关于过去中学生的随笔，我做出很有学问的样子，在文章里大谈过去的中学生，从吃喝玩乐，到当时流行的时尚，从轶闻趣事，到当时学生的向往和理想，真所谓无所不谈，什么都敢吹。很多中学生都以为我是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他们写信给我，把我当作了和他们爷爷差不多的老人。 我所起的*不成功的名字，是我女儿的名字。当时和父亲商量来商量去，结果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叶子。理由是女儿生在甲子年，属鼠，子丑寅卯甲乙丙丁，都排在**位。女儿出生时，正是半夜，医生出来报讯，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姓叶的，是个女的!”她那样子就好像是她有什么过错，或者是我有什么过错似的，和她前一次出来报讯别人生了个儿子时的喜气洋洋理直气壮，完全判若两人。我当时就有些憋气，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而且真要是只允许生一个小孩，我更情愿要女儿。 因此叶子的子，也有谁说女儿不及男的意思。因为有些赌气，女儿的名字就显得欠考虑。结果我的想法和三流电视剧的编剧不谋而合，电视上常常可以见到叶子这个名字。女作家们也常常用叶子做笔名。过去是不曾留心，现在突然发现竟然会有那么多的人叫叶子。 给人起名字不能注册商标申请专利，同名同姓反正谈不上侵权。女儿去上小学，同年级果然有了三个叶子，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在我犹豫之际，另一位女叶子的父亲已为其女儿改成叶梓，这种换字法只省去了一部分麻烦，老师喊起来，不得不加上一年一班的叶子，或者一年四班的叶梓。比这更麻烦的是男叶子和我女儿在一个班，我提议就在叶子前面加上姓氏识别，可老师觉得别扭，于是按出生年月，男叶子大一些，叫大叶子，我女儿小，自然只能屈居小叶子。 男叶子的父亲比我更耿耿于怀，他不止一次向我，或者向我的妻子抱怨，说他所以为儿子起这么个名字，完全是因为他的儿子属鼠，生于甲子年，言下之意，是嫌我们僭越。况且老子孔子孟子都是男的，女孩子子不子的，只有日本人才这样。 怎么也不会想到给女儿起名字会惹出许多麻烦。本来是人都应有个名字，叫什么说穿了也没必要太较真。然而同名同姓的确是个大问题。朝鲜人仿佛不是姓金，就是姓朴，姓李，姓崔。瑞典的七百万人口中，有一百万人只用三个姓，这就是安德逊，约翰逊，尼可尔逊，同时被三百万瑞典人使用的还有六个男名和六十个女名，因此聪明的瑞典人不得不考虑用电子计算机来组合姓名。*早用电子计算机取名字的还有丹麦。事实上，我们的身份证号码就是这么回事。中国的人太多了，譬如我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是多少。好多人合用一部电话机，每个城市的号码簿便是厚厚一大本。用数字来给人取名肯定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念头。雷同似乎注定不可避免，甚至叫阿猫阿狗，也能撞车撞出一大堆来。 话越说越远，远得再扯下去，就有些对不起阿成兄了。总之起名字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名正言顺，谁都想起得完美一些，熨帖一些。人既然已有了个名字，想再改，也难。名与身随，一旦注定了那么几个汉字，人也就变成了那个符号。好在符号毕竟是次要的，关键还要看货色。无论在过去、现在或者将来，光一个名字响亮，并没有什么意义。 记忆中的“文革”开始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常听人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吹嘘童年怎么样，我是个反应迟钝的人，开窍晚，说起来惭愧，九岁以前的事情，能记清楚的竟然没有几桩，很多记忆都是模糊的。一些掌故和段子，是经过别人描述以后，才重新植入了我的大脑皮层。往事是别人帮着我一起回忆才想起来的。记得有一天课间休息，一位美丽的女同学突然站到了我面前，用很纯真的口气，问我母亲是不是叫什么。我说是呀，她就是我母亲。接下来都不说话，有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儿，大家都哑了，然后女同学眼睛一闪一闪地说，昨天晚上她去看戏了，是我母亲主演的《江姐》。 永远也忘不了这位女同学的表情，圆圆的眼睛红润的脸色，让人神魂颠倒，让人刻骨铭心。我似乎是从那时候才开始知道事，才开始有明确的记忆。那年头，孩子们心目中的明星，不是漂亮的名演员，而是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我们满脑子都是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个个向往烈士和革命者，人人痛恨叛徒和反革命。女同学的羡慕表情，仿佛我真是江姐同志的后人，真是烈士遗孤。也许只是自己有这样的错觉，为了这错觉，我得意了好几天。我觉得那女孩子爱上我了，当然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我爱上了那个女孩子。 我的小脑袋瓜里乱七八糟，时间和空间都发生了错位。课堂上读过些什么书，老师在说什么，已经记不清楚，我成天陶醉在革命后代的得意之中，享受着一个烈士遗孤的幸福感觉。母亲的光环笼罩着我，她在舞台上的走红，伴随着我的童年。我的耳边反复回响着“这是谁的儿子”的絮语，她和她所扮演的英雄人物融为一体。母亲的女弟子对我宠爱有加，见了我，谁都会发出一两声惊奇的尖叫。她们抢着抱我、哄我，带我出去玩，在我的口袋塞糖果，塞各种各样好玩的小玩意儿。那是个忙乱的年代，我没有多少机会和父母在一起亲近，印象中，他们很少有时间跟我亲近。英雄人物的光环只是一种错觉，我的父母整日愁眉苦脸，总是处在这样那样的运动之中。负责照看我的保姆，常常为整理他们的行李抱怨，因为父母要不断地出门，要上山下乡，要去工厂煤矿，去社会的各种角落，参加“四清”，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还不懂什么叫“体验生活”的时候，我已经先入为主，无数遍地听到了这四个字。 “文革”运动，只是一系列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大*漫长的一个。“文革”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开始，也不是突然就结束。它像一段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我有意义的记忆，恰恰是从“文革”开始的，它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成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九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母亲并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她的走红已变成了一个巨大包袱。现实与想象，有着太大的距离。那年夏天，大家在院子里乘凉，我听见大人们正用很恐怖的口吻，谈论着刚开始发动的“文革”。我们的院子里住的都是名人，都是所谓的“三名三高”。我从来就没弄明白什么叫“三名三高”，只知道“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两项。街上不时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隐隐的有人在呼喊口号，我听见母亲说，她已经准备好了一双布鞋，革命群众要让她游街示众的话，就穿上布鞋，这样脚底不至于磨出水泡来。我的父亲照例是在一旁不吭声，有一个邻居说谁谁被打死了，谁谁被打折了腿，他们小心翼翼地议论着，已经预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七嘴八舌，*后得出了共同结论，那就是造反派真冲进来揪人，绝对不能顽抗，要老老实实地跟着走，有罪没罪先承认了再说。 我不明白学校为什么突然可以不上学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天天都跟过节一样。我们的小学成了红卫兵大串联的集散地，外地来的红卫兵小将安营扎寨，在教室里打起了地铺，把好端端的学校糟蹋得跟猪圈一样。他们临走的时候，桌子掀翻了，板凳腿卸了下来，电线和灯头都剪了，说是那里面的铜芯可以卖钱。“文革”在我*初的记忆中，就像是狂欢节，痛痛快快砸烂一切，稀里哗啦打倒一片。这个城市里到处都是外地的孩子，而比我们大的一些本地孩子，也都跑到别的城市去革命串联了。那些兄弟姐妹多的同学，没完没了地向我吹嘘哥哥姐姐们的冒险。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我记得当时*痛苦的，就是恨自己岁数太小，因为小，很多好玩儿而又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沾不上边。 在我印象中，“文革”除了革命，没有任何文化。那时候街面上热闹非凡，到处生机勃勃，到处阳光灿烂。*喜欢看的是游街示众，被游街的人戴着纸糊的高帽，胸前挂着牌子，敲着小锣，打着小鼓，一路浩浩荡荡地就过来了。我们欢天喜地迎过去，跟着游街的队伍走，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跟着另一支游街的队伍回来。我已经记不清楚那些被游街者的面孔，甚至也记不清楚他们胸前牌子上写的字，看上去都差不多，是些什么人在当时就不在乎，现在更没有必要回忆。我们跑到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看漫画，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节目。这里是“文革”的中心，是各种激烈运动的策源地，是地方就挂着高音喇叭，是地方就有批斗会，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春夏秋冬。十多年以后，我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学生，当时*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学校怎么变小了。在我的记忆中，人山人海的南京大学，广阔得像森林一样无边无际。 我们经常跑到我父母的单位去玩，家属大院与那里只是一墙之隔。有一天，我看见满满一面墙，铺天盖地都是我母亲的大字报。仿佛今天街头见到的那种巨幅广告牌一样，我和小伙伴站在大字报前面，显得非常渺小。母亲的名字被写得七扭八歪，用红墨水打了叉。记得当时自己非常羞愧，恨不得挖个洞，立刻钻到地底下去。小伙伴们津津有味地看着，我逃不是，不逃也不是，硬着头皮在一边陪看。大字报上的内容早已记不清楚，只记得说到母亲有反党言论。 抄家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有一天，突然来了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小将，把我父母押到了角落里，袖子一捋，翻箱倒柜抄起家来。要说我一点没有被这大动干戈的场面吓着，那可不是实情。我被带到了厨房，小将们用很文明的方法，十分巧妙地搜了我的身。她们如数家珍，强烈控诉着我父母的罪行，然后一个劲表扬夸奖，说我是好孩子，说我是热爱毛主席的，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她们一点也没有把我当作外人，知道我身上藏着许多毛主席宝像，说仅仅凭这一点，已足以证明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这些话说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坎上，在那年头，没有什么比这种认同更让人感到贴心，感到温暖如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身上确实收藏丰富，当时抢像章很厉害，害怕别人来抢，我把所有的像章都反别在衣服上。结果就像变戏法一样，我掀开这片衣服，亮出了几块宝像，撩起另一块衣襟，又是几块宝像。小将们一个个眼睛放出光来，惊叹不已。好几位造反派是我母亲的得意弟子，原来都是极熟悉的，她们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把我哄得七荤八素，目的却是想知道母亲有没有把什么东西，偷偷转移到儿子的口袋里。我对她们不无反感，只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些性别意识，被这伙女造反派弄得很别扭。一个造反派摸索完了，另一个造反派又接着过来摸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让她们给搜寻遍了。突然，一个小将跑过来报喜，说是找着罪证了，这边的几位小将顿时兴奋起来，一副大功告成的样子，也顾不上我了，扭头都往那边跑。 我隐隐约约听说是抄到黄金了，这在当时，就是个了不得的罪证。在我少年的记忆中，黄金绝对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只有地主资产阶级才会拥有，只有反动派才会把它当作宝贝。拥有黄金意味着你与人民为敌，意味着你是万恶的剥削阶级。听说那些被抄家的“坏人”，常把黄金藏在枕头芯里，埋在地板底下，既然是从我们家抄到了黄金，我确信自己父母像红卫兵小将说的那样，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家有很多书橱，听说抄到黄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几根镶在书橱上黄灿灿的金属轨道。我至今都不明白，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想，为什么会有这样自以为是的误会。也许是保姆和别人说过，我们家的书很值钱，也许是小人书和电影里的阶级斗争教育，让我产生了高度的革命警惕。反正当时确信不疑，认定那些金属轨道就是黄金。我的父母把黄金镶在书橱里，以为这样就可以蒙过别人的眼睛，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革命群众都是孙悟空，个个都是火眼金睛。 后来才知道，所谓黄金，不过是我奶奶送给母亲的一根金项链。我听见了母亲挨打的惨叫声，造反派此起彼伏地训斥着，显然并不满意只有这么一点小小的收获。他们继续翻箱倒柜，继续恶声恶气，动静越来越大，收获越来越小。我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心里七上八下，不着边际地胡思乱想。不时地有造反派跑到厨房来，这儿看几眼，那儿摸几下，连油盐酱醋的瓶子，都不肯放过。在旧作《流浪之夜》里，关于抄家，我曾经写过这么一段文字： 一直抄到天快黑，大失所望的造反派打道回府。除了厨房，所有的房间都被贴上了封条。我的父母就在这一天进了牛棚，保姆也拎着个包裹走了，只留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整个地被遗忘了。我的父母把我忘了，造反派也把我忘了。
名与身随 作者简介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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