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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与文论(42) 版权信息
- ISBN:9787569031164
- 条形码:9787569031164 ; 978-7-5690-3116-4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中外文化与文论(42) 内容简介
本书为比较文学与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论文集,收录论文30余篇,重点探讨以当代小说为核心的当代流行文化的相关问题,有对流行文化形成规律的探讨,有对其现状的整理、反思。收录论文作者为靠前各大高校及研究机构专业研究人员及在读博士研究生。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外文化与文论(42) 目录
“文化争霸”和“借文化以争霸”:比较文学学科
产生及流变的隐秘的深层动机
比较文学学派流变与双重范式转型
思想如何叙述:关于文学与哲学关系研究的反思
五四时期师承关系与现代比较文学观的建立
叙事的复兴
——西方现代文学的叙事转型导论
赋论的研究
对几个赋论范畴的历史思考
文体学视域下的赋之“体”
从司马迁依经论赋看汉代经学文论形态
西部文化与文学
中华文化认同演化格局中的西部记忆
以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厚植现代化强国的
“中国特色
“传达大声音”与“超越民族性
——阿来的民族文学思想
论新时期残疾人作家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意义
——以西部残疾人作家为例
论西部文学视域下的石舒清小说创作
视觉文化与当代中国研究
“势”:中国传统书法的空间性研究
当代青绿山水画创作中色彩运用的传承与
创新研究
论“新媒体事件”的视觉表达与公众参与
全息影像的视觉真实性观念及其对当代视觉
文化的表征
吸引力电影:从视觉到体感
流行小说研究
紫色摩登:《紫罗兰》中的现代女性图像与
上海都市文化构建
从生产端解释畅销书和流行小说的四个理论
身体、性别与都市空间文化
——六六《蜗居》畅销元素再解读
试论影视明星传记类畅销书的功能
专栏
陌生化理论的新形式与物的解放
——试论摄影陌生化带来的新可能
取景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知识生产
《六祖坛经》英译中的文化变异问题
——以柯立睿译本为例
从中西文学交流失衡看“失语症
中外文化与文论(42) 节选
《中外文化与文论(42)》: 从辞赋本身来讲,自屈原到汉代人的辞赋文本都是十足的文学文本,它们的形式是文学的,它们的创作是主体在场的-《离骚》署名屈原,而《诗经》则没有作者的署名;《离骚》、汉赋的创作历程是见诸文献的,而《诗经》文本的创作历程则少有记载;辞赋是文学家针对人生的苦难而吟出的私语,而《诗经》则只有接受主体、阐释主体和工具主体活动,是公共性的、工具性的,不与创作诗歌的现实个体之人发生关系;辞赋从屈原起就自觉地、强烈地携带着审美意义,《诗经》在经学的阐释话语里则整体地向政治和道德而生。辞赋与经学因此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既然如此,汉代有些人还热衷于把《离骚》定性为经学经典,其动机才让我们不得不深思。 依前文所述,汉代人*初选择用“依经论赋”,原因是汉代人还没有时间产生出可以言说辞赋的新的话语。那么,我们在此就看到了汉代文论和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一种倒置现象:汉代人把自己本来的历史无奈当作了历史的真理,把起初历史的窘困当成了历史必须永远地继续下去的康庄大道。 王逸认为“依经论赋”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汉武帝,把“依经论赋”的路强行让淮南王去走的人也是汉武帝。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汉武帝在建元二年还在设法让各方能真正走上尊崇儒家的道路,经学尚未完全创起,所以汉武帝的旨意应该是让淮南王刘安“依儒说赋”。 “依儒说赋”虽与“依经论赋”有关系,但绝不能等同。经学创起之前“依儒说赋”的“儒”,不过是诸子语境中的子学,是诸子之一,在政治上相对其他诸子思想并不具有优势。“经学”确实是由先秦儒学发展而来的,但是,它在汉代已经达成同王权的共谋,已经是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王权取消了经学之外诸子之学的存在,只给予经学存在、活跃的特权。经学一方面被纳入汉代的政治制度之中,另一方面成为一代人的信仰而显现于人的全部现实生活中。 司马迁沿用刘安的话来“依经论赋”,其动机当然已经不再限于政治利益,毕竟司马迁并未陷入刘安所处的政治危机。司马迁“依经论赋”应当与他自己的文化兴趣、思想信仰有关。古人认为,司马迁这个人在文化上是“先黄老而后六经”的。西汉时期,汉武帝掌权之前,统治者崇尚的是黄老学说,此时司马迁重黄老甚于重六经,说明他的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是合拍的。但是,司马迁是经学时代创始人董仲舒的学生,他在掌握经学之后开始看重六经。司马迁以重视六经之心,取刘安“依儒说赋”的话语论《离骚》,表面上看是对刘安的亦步亦趋,其实内容已经有本质不同。刘安的“依儒说赋”在司马迁那里已经质变成“依经论赋”。司马迁用刘安的原话来践行自己的“依经论赋”,或许是因为经学从儒学蜕变而生,经学继承了先秦儒学的全部话语,这使得“依儒说赋”和“依经论赋”可以使用完全相同的能指符号。不了解儒学与经学在历史上的这一相互关系,我们就无法找出刘安和司马迁言说辞赋的本质区别。司马迁因信仰六经而“依经论赋”,这是他自主的选择,不像刘安“依儒说赋”是因为政治上的被动。也就是说,汉代真正开创“依经论赋”话语模式的是司马迁,而不是刘安。 司马迁“依经论赋”主要来自其作为经学家自身的言说冲动。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他的言说话语披着史学的外衣,毕竟,司马迁总是以史家的自觉意识和历史话语来作赋论和赋评的。由于司马迁“依经论赋”发生在汉代赋论、赋评产生的早期,所以.他的经学话语方式对整个汉代的赋文学言说影响十分巨大。 司马迁“依经论赋”,不只依托《诗经》,而是依托整个经学。他在评论大赋作家司马相如时说: 太史公日:《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识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德合一也。相如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司马迁的这段话表明,他是依《春秋》《易》及《诗》之《大雅》《小雅》来论说赋文学的,而这几个文本几乎就是汉代经学赖以生成的全部。汉代经学尚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司马迁*终以《诗》为尺度评价司马相如的赋,强调司马相如的赋在语言形式上“多虚辞滥说”,但其赋主要内容和旨趣还是“讽谏”,这一点是符合《诗》的基本精神的,因此司马相如的赋文学创作成就值得肯定。司马迁就这样通过他的“依经论赋”,将汉代赋文学阐释为经学的新内容。 ……
中外文化与文论(42) 作者简介
曹顺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国家级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四川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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