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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

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

作者：柳红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11-01

开本：其他页数：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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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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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 版权信息

ISBN：9787220111785
条形码：9787220111785 ; 978-7-220-11178-5
装帧：一般胶版纸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所属分类：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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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

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 本书特色

经济既是国家大计，又与民生息息相关。《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记录的，不仅仅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改革开放历史，更是几代经济学人为重塑社会而付出的努力与斗争，所留下的遗憾与期待。我们致敬柳红，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经历转型之艰与瓶颈之痛的时刻，更需要从改革的源头之处去寻找新的动力。——《新京报》年度商业书致敬辞在改革四十年时，政治和经济生态发生深刻改变，改革展现的是超出预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时此刻，柳红书中所写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或逝去，或老去，或离开了舞台，曾经占据绝对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业已趋于沉默。经济学“显学”时代悄然结束。中国的经济学人是否需要有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沉思”，怎样继往开来，怎样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创新，对中国社会转型有新的贡献？柳红对1980年代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学界，从人与事入手，搜集史料，记下众多被遗忘的前辈，写出他们的名字和经历，为逝者，为失去话语权的老者、边缘者记录了他们曾经的努力和奋斗，重新赋予1980年代以鲜活的生命，表达对于历史和人的尊重。——朱嘉明【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常常以个人，或主导一种思潮来参与和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从大历史的角度看，1980年代的改革，其实孕育了中国后来多种走向的基因。中国在21世纪的演变的各种可能性，都可以从1980年代的改革中找到原因，发现征兆。虽然时间并不久远，虽然很多当事人健在，但是，历史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遗忘、误解了。我总是想，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把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柳红

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 内容简介

1980年代是一个经济学家群体作业、团队作业、发挥组合影响的时代。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 **代，出生于1920年以前，几乎都是忠诚于共产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1949年后，是他们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理想，参与创建了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又是他们*早觉悟到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制度，以极大的勇气批判、改革他们亲手建成的制度，像孙冶方、薛暮桥、蒋一苇，等等。第二代，出生于1920—1940年。他们中有的在民国时期上大学，接受了西方经济学训练，像刘国光、董辅礽、高尚全；有的1949年以后入大学，以学习《资本论》和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主，改革开放后，得以学习现代经济学，像吴敬琏、赵人伟。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参与了体制改革，也觉悟到经过改革的制度有各种弊端。他们将学术理念、国际视野融合，承上启下，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深刻的历史局限。第三代，出生于1940—1960年，主体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入体察。1970年代末，他们重新获得受教育机会，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投入改革洪流，风云际会，机缘巧合，以30岁左右的年纪，切入改革核心问题，将发自中国社会基层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政府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参与和影响了中国改革，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三代经济学人为国人接受今天认为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这本书选择1980年代的经济学家群体，通过一个一个人物和事件来展现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宏大历史画面，以及三代经济学人的探索和努力。本书曾获《新京报》、《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入围新浪、搜狐等媒体年度好书榜。此次增订新收录《历史之棱镜——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辉煌，但是不可持续——解读“五道口”现象》、《杜润生：好大一棵树》等篇目，并有著名经济学家朱嘉明先生新序言《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以及朱嘉明回忆马洪先生的长文《马洪——一位知行合一的经济学家》。

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 目录

增订本序：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 / 朱嘉明

序言 / 刘国光

序言 / 高尚全

自序

楔子

【**代（1900—1920）】

三本书的命运

两份《初步意见》的背后

鲜为人知的莫干山会：记1982年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

薛暮桥：把“漏洞”改成“大门”

蒋一苇：挺进，挺进

访日归来

承前启后的结构组

光荣绽放的工经所

[附录]马洪——一位知行合一的经济学家 / 朱嘉明

遥想“技术中心”当年

1983—1984年，中国有一场新的世界产业革命大讨论

“孙冶方奖”的精神

徐雪寒：丹心雪寒

新老交替：经济中心的投票

常识战胜愚昧：面向新技术革命的对策研究

杜润生：好大一棵树

【第二代（1920—1940）】

体改委：改革的“中枢”

吸引外资：谁利用谁

探索与选择：对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历史性考察

刘国光：从标兵文章到双重模式

完美的互动：胡耀邦与周叔莲的书信

颐和园讲习班

开讲西方经济学

东欧来风：布鲁斯

东欧来风：奥塔·锡克

东欧来风：科尔奈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道口有道

辉煌，但是不可持续——解读“五道口”现象

西天取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早的访问学者

1985：巴山轮之行

《经济研究》：沉重的转型

董辅礽：守身为大

一颗留下轨迹的流星：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

对话1987

改革思路的碰撞

【第三代（1940—1960）】

脚踏实地的发展组

横空出世的莫干山会：记1984年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

历史之棱镜——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

天津会议：腾飞的构想

《论坛》春秋

西部畅想曲

组合的力量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后记

增订本后记

展开全部

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增订本) 节选

增订本序：1980年代的“民族记忆”/朱嘉明（选摘）在中国经济改革四十周年之际，柳红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再版，值得高兴。因为这本书记载了1980年代中国三代经济学人为中国改革所做的努力与贡献。近年来，各个阶层的人士都表现出一种对1980年代的怀念情感，而且呈现出愈来愈浓厚的趋势。这其实是一种“民族性”历史记忆的表现。在1980年代“民族性”的历史记忆背后，其实有着1980年代特有的“精神结构”，或者“精神范式”，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就是其中*为重要的因子。中国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丰厚和多元：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理想主义，以及民族复兴的理想主义。不同的社会群体也有着自己的理想：农民的理想是吃饱饭，穿好衣，孩子能上学；市民和工人的理想是涨工资，家里有上“三大件”；知青的理想，回城，读书，找到工作；在科学家那里，让科学的春天持续下去，就是理想。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不可分割的还有浪漫主义。改革的浪漫主义和改革的理想主义是共通的。理想主义从来包含着浪漫主义的成分，浪漫主义从来和一种想象与精神联系在一起，每当一个时代被理想主义左右的时候，这个时代一定洋溢着浪漫主义和美好想象，从而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1980年代改革，是对计划经济和当时体制的一次解构，解构过程导致社会呈现出增加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只是当时人们对此并没有那么自觉的意识。于是，改革导致人们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的解放，*核心的是人性的解放，激发出丰满的、色彩斑斓、万象纷呈的历史时期。中国在1980年代的改革浪漫主义，与18世纪末欧洲兴起的浪漫主义，有些相似之处，基于对传统理念和理性的幻灭和批评，重新认知直觉和想象力，其中伴随着一种波及社会不同层面的精彩和活力：星星画展，朦胧诗，意识流，校园歌曲，沙龙，聚会，交谊舞，各类包含新思想的丛书，等等。连经过调整经济结构、增加轻工业品之后的商品消费，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对美的追求成为可能，广告、烫发、时装、色彩、商业都被赋予了浪漫主义。那时，经济学家也有他们的浪漫，为农民疾苦呼喊，为工人争取奖金，为企业扩权发声，为证明和结束短缺经济而思想、活动、写作、建言。与改革浪漫主义伴随的激情，甚至一度影响了改革进程。1984年中青年经济学家的“莫干山会议”，体现了改革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人们怀念1980年代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怀念那个年代存在过的，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永远有魅力，现在人们的失落是基于这样一个反差。但是，如果就此以为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是脱离现实的，那是不对的。改革的真实历史场景是严酷的，人们需要改变思想，承认计划经济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还要承认，“文革”之后的中国经济陷入全面危机。改革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改革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命运。所以，从执政党的决策者到人民大众，都知道改革要触动既得利益者并将遭遇曲折，但是，仍然选择改革，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改革需要直面严酷事实，所需要的恰恰是理想。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为例，他们之所以按手印，签生死状，决定包产到户，其实既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新的翻身，为了人的尊严，也是一种理想。蛇口工业区创办人袁庚，起初，就是为了一个理念：让内地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冒着丧生于退潮的海滩上的危险逃到港澳去讨生活。所以，现实和理想从来都是纠结在一起，只是后人在提及民族记忆的时候，会把理想主义背后的现实淡化。要知道，在历史的某种状态下，对多少年轻人来讲，能够吃饱穿暖，能够自由地唱歌跳舞，能够摆脱说话的恐惧，那就是理想。当然，后来总结1980年代，还是需要反省的。1980年代改革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它们的共通之处包括一个高估和一个低估。高估，是指对目标合理性意义的高估；低估，是指对实现目标的成本和过程困难程度的低估。如果说，改革十年时，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未来改革和发展空间的想象和奋发有为，改革二十年时，人们开始投入商海，追逐和实现财富积累的快感，那么，在改革三十年时，一方面是奥运会推动的“崛起”高潮，一方面是贫富差别的扩大，在改革四十年时，政治和经济生态发生深刻改变，改革展现的是超出预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此时此刻，柳红书中所写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或逝去，或老去，或离开了舞台，曾经占据绝对话语权的经济学家业已趋于沉默。经济学“显学”时代悄然结束。中国的经济学人是否需要有面对历史与现实的“沉思”，怎样继往开来，怎样在经济学领域有所创新，对中国社会转型有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