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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作品精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精装)

作者：钱穆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时间：2017-06-01

所属丛书：钱穆作品精选

开本： 32开 页数： 200

读者评分：5分4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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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本书特色
内容简介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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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穆作品精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精装) 版权信息

ISBN：9787108063007
条形码：9787108063007 ; 978-7-108-06300-7
装帧：精裝本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所属分类：
政治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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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作品精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精装) 本书特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作者是钱穆。

钱穆作品精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精装) 内容简介

本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政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钱穆作品精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精装) 目录

序
前言**讲汉代一、汉代政府组织
甲、皇室与政府
乙、中央政府的组织
丙、汉代地方政府
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二、汉代选举制度
三、汉代经济制度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五、汉制得失检讨第二讲唐代一、唐代政府组织
甲、汉唐相权之比较
乙、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职权之分配
丙、中央*高机构政事堂
丁、尚书省与六部
戊、唐代地方政府
己、观察使与节度使
二、唐代考试制度
甲、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九品中正制
乙、唐代之科举
三、唐代经济制度
甲、唐代的租府调制
乙、唐代账籍制度
丙、唐代的两税制
丁、汉唐经济财政之比较
四、唐代兵役制度
五、唐代制度综述第三讲宋代一、宋代政府组织
甲、宋代中央政府
乙、相权之分割
丙、君权之侵揽
丁、谏垣与政府之水火
戊、宋代地方政府
二、宋代考试制度
三、宋代赋税制度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第四讲明代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甲、明代之中央政府
乙、明代内阁制度
丙、明代地方政府
丁、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己、明清两代之胥史
二、明代考试制度
甲、进士与翰林院
乙、八股文
三、明代赋税制度
四、明代兵制第五讲清代一、制度与法术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甲、清代中央政府
子、清代的军机处
丑、清代的六部尚书
乙、清代地方政府
丙、清代的各禁区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七、变法与革命
总论[1]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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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作品精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精装) 相关资料

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周雪光

借用喜马拉雅网站资源，听读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依当时讲课形式，口语化表达，易于听读。以前多次翻阅这本书，每次因关注不同而心得各异。这次听读有新的感受，索性择要重读了部分章节。
作为国史大师的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中已公开申明其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立场。
虽然学术价值中立观念不无道理，也喜欢这种直截了当、爱憎分明的立场声明，使得读者一开始就带着几分小心和警觉去阅读，强于那些貌似中立但暗含立场的做法。也因为此，钱穆先生文中的一些断言我不甚同意，故仅取所需。
这本书不是史学研究，着力点在评判历史，特别着眼于历史上的制度安排，涉及到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许多观察和想法颇有启发。钱穆先生没有受到社会科学思辨的训练，更多地依赖所持立场和经验归纳，也听/读出了不少疑问和异议。把一些联想记录如下。
一
因为研究兴趣，特别关注钱穆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讨论，这一主题贯穿始终，且与其他主题联系密切。
就中央—地方关系来说，钱穆推崇汉朝为理想模型。“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感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页11）但后来朝代越来越倾向于中央集权，中央集权逐渐形成，层级多，等级森严。“政治进步，政权自然集中，任何国家都走这条路。开始是封建，四分五裂，慢慢地就统一集中。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地衰落”。（页170）“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需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页50）
这个主题贯穿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大历史之中。在历史上，中国与西欧在国家建设这个主题上走过了两条不同、可以说方向相反的道路。中国在秦汉帝国之后已形成中央集权模式，而西欧则是从分散、地方到逐步中央集权的过程（如蒂利的研究所示）。在当代，中国从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向分权方向转型；与此同时，西欧各国则从相反的处境出发，逐渐加强国家权力。不同国家在国家建设上的演变方向，因特定历史条件、轨迹和规模所制约，不能简单地援引比较。例如，西方国家中一些需要集中规划的领域（如公共医疗），在中国可能恰恰是集权过度了。
二
钱穆注意到，或者说我从他的笔下品尝到，国家治理实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优劣选择，而是一系列优劣不一的选择间的拼凑与权衡：有效治理与官员激励间矛盾。为管理效率起见，需要减少层次；但为激励计，则需要演化出繁杂的层次，如唐代则把州县多分级次，以资激励（页48）。当然，政治控制也是一重要考虑，如明朝的“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页118）。可见，国家治理的制度设施是各种力量、利益和历史惯性合构而成的，而且处于不断演变过程中。明朝黄册制度以“户”为主，鱼鳞册以土田为主。后来收税以土地为主，黄册便逐渐不为重视，而鱼鳞册则一直在更新。各种制度都经历了类似的用进废退过程。制度演变常常是新的优势与新的矛盾和困难同时发生的过程，大多是在地方性知识结构中完成的，有着暂时性、局部性优化的特点。
另外一对矛盾：人治与法治的利与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尚文之弊，即文书政治，自上而下愈演愈烈，法愈细、管愈严，导致历史上时常出现的万马齐喑的死寂局面。另一方面，人治有着灵活性和无所忌讳。“中国一向似乎看重的不成文法，往往遇到*关节，反而没有严格明白的规定。这也可以说是长处，因为可以随宜应变，有伸缩余地。但也有坏处，……”（页29）如此看来，人治与法治各有所长。不妨从比较角度追问一句：为什么其他社会中法治为重，但没有导致万马齐喑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一统体制与一盘散沙亦有相得益彰之效。“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一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页86）这一命题可说是明末清初顾炎武感叹的回响。钱穆从另一角度论及这个关系。“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这不是件好事。首先是地方无才，不仅地方行政要降低效率，而地方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地方垮台了，中央哪能单独存在。所以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页53）在*后的“总论”中，钱穆再次指出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散漫性，缺乏内在的凝聚力量，与“封建制”形成对比（页175）。这一观点似乎与读到的当代史学观点颇有不同。
三
以钱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直言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文化不兼容。“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
（页 39） “中国传统观念，总谓贤人可以代表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页52）这一思路是不是来自儒教的等级名分观念？
与此相关的是关于选举制度与分层的讨论。作者提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体现在流品与阶级之别。“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页124）不知从这一角度来看今天中国社会的阶级观和分层问题，是否有所启示？曾有学友信件讨论，儒家等级结构有利于社会稳定，是治国良策。我的回答是，如果你是在这个等级结构的底层，也许感觉和看法会有所不同。同样地，建立在不平等地位的贤良执政，贵者欣然接受之——直到自己被排挤出这个等级。
文人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值得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学而优则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页58）。另外，“在中国以往著作里，很少有专讲政治理论的书，也很少专以政治思想而成名的人物。……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它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页24）。这段话耐人寻味。在中国文化中，读书人的政治理想来自哪里，又是如何实现的？也许这是中国文化中政治理论、政治思辨贫瘠（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的渊源之一？
阶级继承性是马克思阶级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注意到，“当时[汉代]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一封建传袭的贵族了”（页34）。但正如中国社会中的富不过三代现象，钱穆注意到，中国文人家庭的传承也有类似情形，“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页173）。生活在重视传宗接代的文化中又缺乏掌控自己命运的独立感，中国文人的焦虑感就不难理解了。

这本小书的内容可谓丰富。从作者提纲挈领的讨论中，居然可以读出道德经济，法治限制权力，知识阶层等当代社会科学的思想，这里不能一一涉及了。
*后，用钱穆的话来结束这篇阅读笔记：“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关紧要的。……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页176）

钱穆作品精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精装) 作者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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