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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减贫发展报告(2017) 版权信息
- ISBN：9787519603915
- 条形码：9787519603915 ; 978-7-5196-0391-5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中国绿色减贫发展报告(2017) 本书特色
延续2016年的绿色减贫发展报告，对全国总的扶贫政策、措施等进行研究、分析，对个别成功案例进行梳理、介绍，以供借鉴。
中国绿色减贫发展报告(2017) 内容简介
绿色发展与消除贫困是中国政府提出的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的任务要求。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必须把扶贫开发促进减贫和绿色增长结合起来，推进绿色减贫。稿件主要总报告、专题研究报告（5篇）和绿色扶贫案例研究选编（8篇案例）案部分组成。整个内容把握时政、结合实际情况、精准深入分析。
中国绿色减贫发展报告(2017) 目录
目录
**部分 总报告
新时代中国绿色减贫发展新探索/2
第二部分 专题研究报告
专题研究报告之一：绿色农业产业化扶贫模式分析/30
专题研究报告之二：绿色生态旅游扶贫模式分析/43
专题研究报告之三：观光农业扶贫模式分析/65
专题研究报告之四：光伏产业扶贫模式分析/100
专题研究报告之五：电商扶贫实践模式探析——以广西电商扶贫
创新为例/119
第三部分 绿色扶贫案例研究选编
案例一：山东省莘县探索绿色扶贫之路创新生态发展模式/138
案例二：农村文化扶贫的实践与探索/158
案例三：勉县产业融合下的新业态与循环发展之路/171
案例四：陇南农产品电商应走品牌化之路/184
案例五：绿色减贫的“寿县模式”/197
案例六：甘肃省渭源县绿色产业扶贫模式实践探索/210
案例七：绿色减贫新模式——河北北京现代农业与生态旅游完美
融合的特色小镇/222
后记/236
展开全部
中国绿色减贫发展报告(2017) 节选
**部分总报告 新时代中国绿色减贫发展新探索 新时代中国绿色减贫发展新探索 绿色发展与消除贫困是中国政府提出的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的任务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9%，居民收入也得到大幅提升。但是，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成果的共享性，导致在一段时期内一些地区出现了环境恶化、污染严重的问题，同时由于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仍有很大一部分农村人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消除贫困*有效的手段是发展经济，但经济发展又不能不顾及环境保护，因此，通过绿色发展来实现减贫成为现阶段的必然选择。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必须把扶贫开发促进减贫和绿色增长结合起来，推进绿色减贫。绿色减贫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减贫方式的创新，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实现绿色增长和发展新方式的减贫新理念，是把生态文明与反贫困有机结合起来的减贫新战略，体现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把握。因此,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扶贫脱贫成功经验已经被世界各国认可和推崇,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确定了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历史性新目标，并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后，在实践中积极地探索绿色减贫新路径，尽管绿色减贫的理论和政策还不很成熟，实践模式仍在探索中，但已经取得的进展也还是很值得进行认真总结、提炼和深入研究的。 一、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为绿色减贫奠定了理论基础 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新时代扶贫思想的核心要义，是指导我国扶贫开发的基本方略。而绿色减贫思想则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习近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核心要义的*有效方式。可以说,绿色减贫是习近平新时代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指导我国当前和未来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个中华民族百年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对我国实现**个百年梦想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也同样具有长远的战略性指导价值。 仔细学习领会和贯彻习近平2013年以来有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体系的重要讲话就会发现，绿色扶贫绿色脱贫是其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其核心要义包含了三层：其一，绿色发展与减贫相融合即绿色减贫的两条底线“坚守论”。其二，就是“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的绿色减贫基础论。其三，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减贫目标论，从而形成了绿色减贫三个层次梯度递进的绿色减贫理论新体系和新框架。 绿色发展与减贫相融合即绿色减贫的两条底线“坚守论”。2015年6月习近平在考察贵州时希望贵州“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两条底线可以清楚地表明贵州作为全国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在发展战略选择上要坚持的底线前提，事实上已清楚地表明了习近平对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过程中需要树立的底线意识就是“发展与生态”有机融合，即绿色发展与减贫相融合，也就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事实上，绿色发展和减贫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也体现了习近平以绿色减贫引领扶贫开发的思想，生态文明和共同富裕，关乎民族未来，关系人民福祉，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因此，他指出“要正确处理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把提出的行动计划扎扎实实落实到行动上，实现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反贫困要守住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条底线，不仅是总书记对贵州经济发展扶贫致富的明确要求，也是对全国各地实行绿色减贫的殷切希望。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是绿色减贫的基础和前提。即在贫困地区谋求脱贫致富的同时也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不能为了“一时”脱贫而损害“长期”的效益。总书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总书记指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这是因为“脱离生态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生态环境保护是缘木求鱼。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更多的绿色财富和生态福利”。因此，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对于扶贫项目的选择不能追求短期化，而应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原则，充分考量人、自然和社会的协调统一发展，在以打造贫困地区“金山银山”为目标之一的同时，更注重贫困地区的“绿水青山”的保护延存与可持续发展。当扶贫脱贫目标与绿色生态效益出现冲突时应坚定不移地将绿色发展目标放在首位。然而正如习总书记所言，“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和政府对经济大规模直接干预的增长，只治标、不治本，而建立在大量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基础上的增长则更难以持久”，这种经济增长不顾效益与质量，并未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构造因地制宜的经济与生态循环发展格局，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经济动力，极容易导致返贫甚至加剧当地贫困，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贫脱贫目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绿色减贫目标任务论。这是贫困地区推进绿色减贫的目标和任务。也就是说，当人们打破传统扶贫开发认识、生态与经济价值观念得以重塑之后，该如何构建生态优势与实现生态效益成为绿色减贫的核心问题。如果绿色减贫不能真正为经济创造价值，实现“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生态环境优势到生态经济效益的转化呢？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绿色减贫提出的新的目标任务和要求，也就是说，要想实现绿色减贫的高效化，就必须做到绿色减贫的方式路径和方法能够获得脱贫致富效应，至少达到脱贫，然后是实现致富。绿色减贫包括的绿色产业扶贫、绿色旅游扶贫、传统文化扶贫等等都是要以稳定的资产收益和效益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绿色生态文化等资源价值必须转化为资产和资本价值并能够在市场中实现，这才是绿色减贫中的*重要一点。否则，绿水青山是无法变成金山银山的。因此就必须探索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方法方式和具体路径。也就是说，绿色减贫的本质在于实现内在价值转化，完成绿色资源本身价值向绿色减贫价值的体现以及绿色资源价值向经济、社会和生态价值的转化，形成贫困地区核心内源驱动减贫动力。而这其中“绿色”不再仅仅是目标导向，更是推动贫困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有效途径。 二、中国绿色减贫发展理论研究综述与述评 绿色减贫的相关研究不断出现，学者对于绿色减贫理论的适用性和可行性也具有越来越清晰和深入的认识。 （一）绿色减贫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对于绿色减贫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理念、内容和方法上，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研究对绿色减贫的形成、机制和运行成效具有一定的掌握。 1绿色减贫的理念研究 随着学者对绿色发展和减贫的不断深入研究,逐渐发现生态环境与贫困之间具有较强的耦合性,生态环境的好坏一定程度影响着一个地区的贫困状态,减贫效率的高低也与生态环境质量息息相关。戴旭宏（2012）认为贫困地区大多处于生态脆弱地区，在扶贫开发的过程中面临着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因此需要生态环境保护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新途径一—绿色扶贫。绿色扶贫的基本要求包括经济的可持续、生态的可持续和社会发展能力的可持续。绿色扶贫正在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国内研究侧重于论述减贫与绿色增长间的关系，但没有将绿色增长与减贫间完全结合。莫光辉（2016年）指出了传统生态扶贫发展进程还存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较为严峻、建构生态扶贫体系面临社会阻力、生态扶贫的整体运行机制亟待完善、加快贫困地区生态扶贫政策的顶层设计迫在眉睫等主要问题，提出了脱贫攻坚战进程中绿色减贫的实现路径：构建脱贫攻坚战的绿色减贫体系，落实生态移民搬迁，推行生态补偿机制，扶持生态产业发展，完善生态考评管理机制。陆汉文（2012年）认为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可以促进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相结合并形成良性互动格局，走出一条低碳扶贫道路。连片特困地区低碳扶贫的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碳汇产业、有机农业、生态旅游发展等基于市场机制的政策工具，保护性耕地补偿、农业节水补偿、退耕还林等基于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工具。受制于贫困统计数据的难获得性，上述所有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还不多见，在研究的精细程度上，还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雷毅（2017）指出中国西部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在地理分布上高度重叠,且贫困加剧了生态退化。绿色化引领扶贫攻坚有利于增强生态环境价值与收入提高的相关性、提高贫困人群拥有的生存资本存量和质量、发挥贫困和弱势群众比较优势促进就业。建议构建绿色减贫体制机制、强化绿色减贫资本积累、塑造绿色减贫理念意识、发展绿色减贫特色产业、拓展绿色减贫金融渠道。戴旭宏（2012）指出要解决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扶贫开发之间、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转变思路，积极探索出一条“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扶贫开发相结合的新途径——绿色扶贫。郑长德（2016）基于增长—贫困—不平等—环境的发展“四角”关系,分析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发展特点，认为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是我国欠发达地区中的欠发达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在地理上,这些地区均处于所在省区的边缘地区，发展的地理条件不利，且多为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县域内地表结构复杂，增长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平衡，导致发展差距大，不平等问题突出。基于这些分析，提出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的区域发展和扶贫开发应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强调在减贫政策设计中特别注意机会均等化。 因此，绿色减贫是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消除贫困的有效途径，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绿色减贫的本质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人、经济和环境三者协同发展的要求。何建坤（2012）认为，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绿色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群，使发展程度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能提高生活质量和改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够彻底消除贫困，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 2绿色减贫的内容研究 绿色减贫从内容上来看具有很强的多样性，具体体现在生态扶贫、旅游扶贫、新能源扶贫、农业扶贫、文化扶贫等等不同的包容性发展模式中。齐子鹏等（2014）从亲贫困增长视角审视我国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发现我国部分乡村旅游地区存在亲富式增长倾向，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正是近几年乡村旅游目的地上访、冲突、拦阻游客现象频发的根源所在。政府应制定一个故意倾向贫困群体发展的战略，缩小贫困差距，使贫困群体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王玮等（2015）在对我国农村公共教育支出状况及农村贫困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农村公共教育支出减贫的整体效果及省际差异，指出农村教育支出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较好的缓解作用，但是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我国农村教育支出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中所表现出的减贫效果并没有达到较为均衡的状态。建议建立对省级政府的全省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的考核机制，省级政府也有责任大幅度提高本省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王曙光等（2015）根据“西藏重大现实问题研究课题组”赴西藏各地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藏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执行情况的**手资料，分析了藏北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绩效和机制。指出在一些地区推行草原生态补偿制度的同时，应当考虑生态保护与反贫困双重目标的兼容与结合，以科学方式促进这些地区摆脱贫困落后的现状，构建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王英等（2016）基于旅游波动和风险管理视角对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多样化关联进行了逻辑统一，在使用HP滤波方法测度旅游需求波动的基础上，使用门限面板模型对2000—2013年中国旅游发展的非线性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旅游波动是影响旅游发展减贫效应的重要因素，旅游产业具备成为阶段性重要减贫动力来源的潜力，但在旅游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应秉持辩证和动态视角，当意识到旅游减贫效应已经步入递减区间时，要进行主动、系统、综合的风险管理。理解外部环境变化对旅游发展冲击的潜在结果，通过旅游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贫困人口应对风险冲击的韧性，并通过互助、保险等风险应对手段，促进资源在不同风险状态之间的转移，提升旅游减贫绩效。汪向东等（2015）指出在县域电子商务和涉农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的背景下，以信息扶贫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助力扶贫工作的新型扶贫方式被更多的区域和主体所采用。为此，主管部门应该把信息扶贫纳入到国家扶贫工作体系中，各地应发挥好电子商务在产业引导和金融扶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还需要夯实与电子商务扶贫相关的基础设施。李晶（2017）认为主观因素致贫型人口普遍存在对外来文化及其思维模式、行为规范的观望或抵触态度。贫困是一种结构性存在，贫困文化作为一种典型的差异性文化现象，严重制约了人口智力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与利用。文化“精准扶贫”中的跨文化沟通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它对增强贫困人口文化自信、推动乡土文化的“内生性重构”有重要意义。陈晓琴等（2017）从农村电商扶贫面临的难题着手,通过分析总结目前国内典型的电商扶贫模式及相关经验，认为我国电商扶贫的可能性路径有：“贫困户+电子商务”“贫困户+帮扶主体+电子商务”“贫困户+合作社+电子商务”“贫困户+龙头企业+电子商务”“贫困户+电商环境”等。王亚林等（2017）总结了陇南市当地金融支持电商扶贫的经验，包括完善金融支持电商扶贫的政策措施、建立“金融扶贫主办行”示范点、改善电商扶贫的金融服务基础、建立工作协调和沟通机制等，分析了当前影响金融介入电商扶贫的因素，如电商自身条件差、电商金融需求的特殊、金融服务创新不足、业务经营风险控制难度大等。邓小海（2015）构建了旅游扶贫项目识别的“RHB”框架和旅游扶贫目标人群识别的“意愿—能力”模型，提出了引入市场理性选择机制进行贫困人口识别的思路。指出旅游精准扶贫识别应从旅游扶贫开发条件、旅游扶贫项目和旅游扶贫目标人群三方面系统展开，其主体应包括政府、贫困人口、企业、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等。旅游扶贫项目识别应遵循适应性、效益性和益贫性三个标准。旅游扶贫目标人群是那些既具有劳动能力又有参与意愿的贫困人口。应建立动态的旅游扶贫项目和旅游扶贫目标人群识别机制；建立多元的旅游扶贫帮扶体系，加大旅游扶贫帮扶力度，提高旅游扶贫帮扶的针对性；建立跨区域多元的旅游扶贫协调机构，加强旅游扶贫监管。耿翔燕等（2017）指出生态补偿式扶贫不同于生态扶贫，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局限性。明确生态补偿式扶贫的内涵和职能定位是科学运用该扶贫手段的前提条件。瞄准扶贫对象、完善资金的筹集管理、合理选择扶贫方式、跟进监督与评估是构建生态补偿式扶贫运行机制、提高精准扶贫效率的关键因素。熊善高等（2016）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国家级贫困县-湖北省秭归县为例,探索了环境保护与扶贫协调推进的路径，提出了以明确发展定位、完善顶层设计、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制度创新、强化体制机制建设五个方面促进环境保护与扶贫协同发展的建议措施。曾天山（2016）指出扶贫、减贫、脱贫须对症下药才能有效,输血变造血才能长效，人的思想观念更新和知识能力提升是脱贫致富的原动力，根本措施是“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扶智教为重”，开发人力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用好物质资本，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落实“教育脱贫一批”任务，助力全面脱贫目标，提高扶贫成效，必须发挥学科、人才和智力、文化、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落实、评价科学、特色鲜明、持续发展，走出一条教育扶贫带动智力扶贫—科技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产业扶贫的新路子。 3绿色减贫的定量分析研究 关于绿色减贫的定量分析许多学者同样进行研究和探讨。张琦等（2012）通过定量分析，测度了发展方式转变与减贫之间的关系：其一，发展方式转变，重构了减贫的动力机制，即产业动力、增长动力和内生动力等发生了新转变。其二，发展方式转变，使减贫路径和方式发生新变化，即引致了贫困人口收入来源、扶贫重点以及就业方式发生新变化。加大生态补偿力度，保障贫困人口收入是决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陈胜东等（2016）以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方式分析搬迁移民行为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结果表明：搬迁移民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有较为显著的提高，且搬迁移民行为是移民减贫的主要原因，搬迁移民行为能有效地增加移民户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达到农户减贫目的。刘静（2013）利用2009年分省数据和2007—2008年的分县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分析，以及回归分析方法揭示出水资源、气候变化同贫困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得出在其他投入要素不变情况下，灌溉条件改善和应对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增强对农村扶贫有显著正向作用，今后应在加大灌溉投资的同时提高贫困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田飞丽（2014）基于广义帕累托洛伦兹曲线模型以及洛伦兹曲线与收入密度函数间的理论关系,构建了一种利用分组数据测算贫困指数的新方法,并使用统一的贫困线标准测度我国农村FGT贫困指数。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各项农业政策的减贫绩效，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户贷款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但由于贫困者在资源获得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贫困与非贫困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贫困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在不断扩大，而增加农村教育支出能够保证贫困群体更多受益。孔凡斌等（2014）以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获取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以非移民户为参照对象分析搬迁移民实施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指出搬迁移民实施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的净增效果显著，同时搬迁移民安置点的选择显著地影响农户生计资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2015）首次提出绿色减贫的新理念，同时首次构建了“中国绿色减贫指数”。以中国扶贫开发主战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背景,对中国绿色减贫指数进行了综合测度和多层次分析与比较，并对罗霄山区进行了案例分析和检验。张丽荣等（2015）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关系进行了梳理和分析，采用态势分析法对我国现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的宏观政策在未来二者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以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为核心的保护与减贫协调发展的途径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促进二者协同发展的生态移民、绿色资本带动、生态旅游、绿色考评等模式，对我国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协同发展提供借鉴。崔湛钜（2014）以2007年山西社会核算矩阵为基础建立了固定价格的乘数模型，研究了不同产业发展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但居民收入的增长不一定会使贫困减少，为进一步研究产业发展与减少居民贫困之间的关系，依据可以反映居民收入与贫困的FGT指数构建了对贫困度敏感性效应分解的乘数模型，计算出了居民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得到了产业发展和贫困度之间的关系。其中，教育部门对居民的收入和减贫效应*大，教育部门对城镇居民收入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农村居民，但对于赤贫人口的减贫效应更加显著。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部门在同时考虑对经济影响和居民减贫时,作用更明显。黄承伟、周晶（2016）通过对贵州省石漠化片区草场畜牧业案例的研究得出石漠化片区草场畜牧业产业化扶贫是兼顾减贫与生态双重目标下的创新模式，这种绿色减贫发展模式破解了石漠化地区的“贫困陷阱”，通过促进本土资源、市场资源、扶贫资源的有效衔接，贫困地区土地资本、劳动力资本、生态资本等核心要素的带动运转，实现了贫困地区减贫目标和生态文明的双赢目标，促进了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侯一蕾等（2014）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研究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减贫的影响，研究得出林业生态建设对山区减贫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目前的林业生态建设的需求与农户的生计需求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现行相关政策缺乏系统性，改进余地大。对协调林业生态建设和山区贫困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发展林下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第二，加强投入和生态补偿；第三，建立林业生态建设和减缓贫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邰秀军等（2017）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10个移民新村的调查数据，采用FGT贫困测度指标、偏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生态移民户的贫困水平、趋势和相关性，探讨了集中连片和集中但不连片两种安置方式减贫效果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移民户集中但不连片居住的安置方式，既有利于使移民户保持原有的社会联系，同时有助于移民户利用附近的农业产业园区，形成就近务工，增加市场行为;还有利于增加与已有居民的社会联系,促使移民户在转换生计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发生变化，这些因素都有利于移民户实现减贫脱贫。杜洪燕等（2017）以延庆区的44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采用二值选择模型,研究了生态因素和生计因素对农户参与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活动多、非农劳动多或者家庭规模大的农户均倾向于参与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目前的岗位类生态补偿项目存在富裕户和贫困户收益不对等、对贫困户的识别和瞄准机制不完善、不能有效刺激贫困户就业等方面的问题。建议：注重农业生产在农村地区的基础性作用、加强项目实施前后的基础信息收集、注重项目的提质增效、对就业不充分的贫困户给予有效关照、做好涉农政策普及等。
中国绿色减贫发展报告(2017) 作者简介
张琦，男，陕西眉县人。本科硕士毕业于西北农业大学，1993年博士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扶贫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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