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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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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女女

作者：黄子平 选编；鲁迅，梁实秋，聂绀弩等著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时间：2018-05-01
所属丛书： 漫说文化丛书
开本： 32开 页数： 205页
读者评分：5分1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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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女女 版权信息

  • ISBN：9787569923438
  • 条形码：9787569923438 ; 978-7-5699-2343-8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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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集

男男女女 本书特色

《男男女女》是一本十来万字的、谈论“男与女”专题的、带点儿文化意味的集子，由黄子平选编，共收录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孙犁等23位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家的38篇文章，文体、主题、语言和观念均驳杂不纯，散而且杂，却也向读者展示了他们在看待“男与女”这一亘古常谈话题时各自的角度和有趣的观点，可谓大家小作，阅读起来兴味十足又颇得启发。

男男女女 内容简介

《男男女女》是一本十来万字的、谈论“男与女”专题的、带点儿文化意味的集子，由黄子平选编，共收录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孙犁等23位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家的38篇文章，文体、主题、语言和观念均驳杂不纯，散而且杂，却也向读者展示了他们在看待“男与女”这一亘古常谈话题时各自的角度和有趣的观点，可谓大家小作，阅读起来兴味十足又颇得启发。

男男女女男男女女 前言

|导 读|
黄子平
从本世纪卷帙浩繁的散文篇什中编出一本十来万字的、谈论“男与女”专题的、带点儿文化意味的集子，不消说是一件虽然困难却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散文，是一个文体类别的概念。男女，则是一个性别概念。把这两个概念搁一块儿考虑有没有什么道理？世界上的一些女权主义批评家琢磨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性别( gender)和文类(genre)来自同一词根，它们在文学史上的联系几乎就像其词源一样亲密。”由此，人们讨论了“小说与妇女”这一类极有吸引力的课题，指出某一些文体类型更适合于成为“综合女性价值”的话语空间，等等。但是，也有另外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不同意这种基于词源学的观点来展开逻辑论证的方法，说是“你能根据‘文类’与‘性别’源于同一词就证实它们有联系的话，你也能证实基督徒( Christians)和白痴(cretins)有联系，因为它们皆源于拉丁语‘信徒’( christianus)。”当然，一种方法的滥用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它在其一定范围内的有效性已经失灵：词源学上的联系仍然是一种联系，而且也就投射了一种概念上、观念上和思想史上的可能相当曲折的联系。避开拉丁语之类我们极感陌生的领域，回顾一下我们中国自己的“文体史”和“妇女史”，也能觉察出“文类之别”和“男女之别”，实际上是处于同一文化权力机制下的运作。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可以说与伦理道德教化体制一齐诞生。《周礼·大祝》曰：“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在《礼记》一书中，还对某些文体的使用范围加以规定，比如“诔”：“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把文类看作仅仅是文学史家为了工作的便利而设置的范畴归纳，而看不到其中包含的文化权力的运作，就太天真了。每一个时代中，文类之间总是存在着虽未明言却或井然有序或含混模糊的“上下亲疏远近”关系，有时我们称之为“中心 — 边缘”关系。直至今天，当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综合性文学刊物都罕有将“散文”或“抒情短诗”置于“头条位置”时，文类之间的上述不成文的“伦理”秩序就昭然若揭了。有时我们能听到这样的传闻，说是从事剧本创作的文学家在文艺界代表大会上尴尬地发现自己“掉在了两把椅子中间”，在“剧协”中无法与著名导演、名角、明星们平起平坐，在“作协”中又被小说家和诗人们所挤兑。他们呼吁成立专门的“戏剧文学家协会”，正表明了某一文类在当代文化权力机制中的困窘地位或边缘位置。如果我们由此联想到别的一些代表大会中要求规定女性代表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百分比，这种联想多少总是有点道理的了。
同样，“男女之别”决不仅仅是生理学或生物学意义上的划分，而首先是文化的和政治的划分。正如西蒙娜·波伏瓦所说的，女人绝非生就的而是造就的。从中国古典要籍中可以不太费力地引证材料来说明这一点。《通鉴外》载：“上古男女无别，太昊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礼记·郊特牲》：“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大戴》：“妇人，伏于人者也。”《说文》：“妇，服也。”在两千年的父权文明中，“男女之别”不单只是一种区分，而且是一种差序，一种主从、上下、尊卑、内外的诸种关系的规定。
这样，当我们把文体类别和性别这两个概念搁一块儿考虑的时候，那个作为同一位“划分者”的历史主体就浮现了，那位万能的父亲形象凸显于文化史的前景。更准确地说，任何划分都是在“父之法”的统治下进行。既然“男与女”是文学、文化、伦理等领域无法回避、必然要谈论的主题，父系社会就规定了谈论它的方式、范围、风格、禁忌等等。周作人曾经谈到中国历来的散文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载道”的东西，一类则是写了来消遣的。在前一类文章中也可以谈“男女”，却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其文体主要是伦理教科书之类的形式。父系文明甚至不反对女才子们写作这类东西，如班昭和宋若华们写的《女诫》、《女伦语》之类。更多的涉及“男女”或曰“风月”的作品，却只能以诗词、传奇、话本、小说这类处于话语秩序的边缘形式来表达。被压入幽暗之域的历史无意识借助在这后一类话语中或强或弱的宣泄，调节着消解着补充着润滑着整个文化权力机制的运作。
现在要来说清楚编这本散文集的“十分有意思”之处，就比较容易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急剧的变动。相应地，文体类型的结构秩序也产生了“中心移向边缘、边缘移向中心”这样的位移错动。正统诗文的主导地位迅速衰落了，小说这一向被视为“君子弗为”的邪宗被时人抬到了“文学之*上乘”的吓人位置，担负起“改良群治”、“新一国之民”的伟大使命。新诗经由“尝试”而终于“站在地球边上呼号”。戏剧直接由域外引进，不唱只念，文明戏而至“话剧运动”。这其间散文的命运*为沉浮不定。它既不像小说那样，起于草莽市井而入主宫闱；也不像新诗那样，重起炉灶另开张，整个儿跟旧体诗词对着干；更不像话剧那样，纯然“拿来”之物，与旧戏曲毫无干系（至少表面看来如此）。说起来，在中国整个文学遗产中，各类散文作品所占的比重，比诗歌、小说、戏曲合在一起还大。而所谓散文这一类型概念本身的驳杂含混，足以容纳形形色色的文体，诸如古文、正史、八股文等较占“中心位置”的文体，又包含小品文、笔记、书信、日记和游记一类位于边缘的类型。因此，在谈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体结构变动中散文的位移时，就无法笼统地一概而论。借用周作人的范畴，我们不妨粗疏地说“载道之文”由中心移向边缘，而“言志之文”由边缘移向中心。其间的复杂情形无法在这里讨论，譬如书信、日记、游记之类渗入到小说里去暗渡陈仓，或者反过来说，小说在向文体结构的“*上乘”大举进军时裹挟了一些边缘文体咸与革命。有一点可以说说的是，以前人们用“文章”这个名目来概括上述形形色色的文体，如今已觉不太合适。至少，古代文论中通常指与韵文、骈文相对的散行文体的“散文”，被提出来作为西方的Pure prose的译名，并产生持续相当久的命名之争。周作人呼吁“美文”，王统照倡“纯散文”，胡梦华则称之为“絮语散文”。或者译Essays称为随笔，或者袭旧名叫作小品，或者干脆合二为一，如郁达夫所说的，“把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的四个字连接在一气，以祈这一个名字的颠扑不破，左右逢源。”还有一些新起的名目，如杂文、杂感、随想录、速写、通讯、报告文学等等，归入散文这旗帜之下。命名的困难正说明了散文地位的尴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它总是夹在中心与边缘、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广义的文学”、雅与俗、传统的复兴与外国的影响、歌颂与暴露等诸种矛盾之间，有时或许真的“左右逄源”，更多的时候是左右为难。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初十年，胡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人无不认为比之小说、新诗、戏剧、散文取得的成就*为可观。而可观的原因，却又恰好不是由于他们所极力主张的反传统，而是由于可依恃的传统*为丰厚深沉的缘故。可是没过多久，讨论起“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这样的大问题时，鲁迅就不得不起而为杂文和杂文家辩护，争论说，与创作俄国的《战争与和平》这类伟大的作品一样，写杂文也是“严肃的工作”。在鲁迅身后，“重振散文”、“重振杂文”、“还是杂文的时代”一类的呼声，其实一直也没有中断过。散文的“散”、“杂”、“小”、“随”等特征，说明了它的不定形、无法规范、兼容并蓄、时时被主流所排斥等等，与其说是必须为之辩护并争一席之地，毋宁说恰恰是散文的优势之所在，它藉此得以时时质疑主流意识，关注边缘缝隙，关注被历史理性所忽视所压抑的无意识、情趣和兴味，从而可能比小说、诗、戏剧等文体更贴近历史文化主体及其精神世界的真实。
不消说，文体结构的错动只是二十世纪社会文化伦理诸结构大变动中的一个部分。周作人曾认为，“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二十世纪初，随着王权的崩溃，父权夫权亦一齐动摇。五四时期讨论得*多的热门话题，便是“孝”和“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那个“节”）。男女之别不仅在差序尊卑的意义上，而且在分类的意义上受到质疑。“我是一个‘人’！”女权首先被看作人权的一部分提了出来，幼者与女性一视同仁（人）地被当作“人之子”而不是儿媳或儿媳之夫被置于反抗父权文化的同一条战壕之中。妇女解放始终没有单独地从“人的解放”（随后是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大题目中提出来考虑，遂每每被后者所遮掩乃至淹没。如同处于错动的文体秩序中沉浮不定的“散文”，变动的社会结构里，二十世纪的中国女性身处诸种复杂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经历了惊人的变化，并且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确认；另一方面，妇女事实上承受的不平等至今仍随处可见，某些方面甚至愈演愈烈（如长途贩卖妇女）。你会问，社会和阶级的解放能否代替妇女及其女性意识的解放，或者说后者的不如人意正证明了前者的“同志仍须努力”？另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趋向是，到了二十世纪末叶，与欧美的女权主义者正相反，中国的女性似乎更强调“女人是女人”，这一点似乎亦与本世纪初的出发点大异其趣。一个流传颇广的采访或许能说明问题。当一位普通妇女被问到她对“男女平等”的理解时，她说：“就是你得干跟男人一样繁重危险的工作，穿一样难看邋遢的衣服，同时在公共汽车上他们不再给你让座，你下班回家照样承包全部家务。”看来，妇女解放不单充满了诗意，也充满了散文性和杂文性。有意思的是，茅盾曾有短篇小说以《诗和散文》为题，描写了本世纪初的新青年新女性的爱情婚姻生活。而丁玲的两篇著名杂文，《我们需要杂文》和《三八节有感》，几乎就发表在同一时期的《解放日报》上。所谓杂文，我想，无非是在看似没有矛盾的地方出其不意地发现矛盾，而这“发现”带有文化的和文学的意味罢了。
喜欢处处发现“同构性”的人，倘若生拉硬拽地夸大这里所说的联系，可能不会是明智的。这篇序文只是试图提供一种阅读策略，去看待这本集子中文体方面和论及的话题方面所共有的驳杂不纯性。收入集子中创作时间*早的，是前清进士、后来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一篇未刊文《夫妇公约》，文中表现的“超前意识”几乎与其文体的陈旧一样令人吃惊。鲁迅早年以“道德普遍律”为据写作长篇说理文，在著名演说《娜拉走后怎样》则提及“经济权”的问题，到了后来，就纯粹用数百字的短文向父权文明实施“致命的一击”了。周作人却一直依据人类学、民俗学和性心理学的广博知识来立论，其文体和观点少有变化。继承了“鲁迅风”且在女权问题上倾注了*大战斗激情的是聂绀弩，《“确系处女小学亦可”》一文取材报章，处女膜与文化程度的这种奇怪换算真使人惊愕，至今，在许多“征婚启事”上此类杂文材料并不难找。徐志摩的演说援引了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先驱、小说家伍尔夫的名作《自己的房间》里的许多观点，却无疑作了出自中国浪漫主义男性诗人的阐释和理解。林语堂仿尼采作“萨天师语录”，梁实秋则在他的“雅舍小品”中对男人女人不分轩轾地加以调侃，然而这调侃既出自男人之笔下，“不分轩轾”似不可能。张爱玲的《谈女人》从一本英国书谈起，把英国绅士挖苦女人的那些“警句”也半挖苦地猛抄了一气，*后却点出她心目中*光辉的女性形象——大地母亲的形象。集子中那组由郁达夫、何其芳、陆蠡、孙犁等人撰写的更具抒情性的散文，或谈初恋，或寄哀思，或忆旧情，可能比说理性的散文透露了更多至性至情，其文体和情愫，借用周作人的话来评说：“是那样地旧又那样地新”，新旧杂陈，难以分辨。关于婚姻、夫妇的散文占了相当篇幅，其中有关“结婚典礼”的讨论是*有兴味的，仪式的进行*能透露文化的变迁，二十世纪*典型的“中西合璧”式长演不衰，其中因由颇堪玩味。悼亡的主题本是中国古典散文的擅长，朱自清和孙犁是两位如此不相同的作家，写及同一主题时的那些相似相通之处却发人深思。一本谈“男与女”主题的散文集，出自男士之手的作品竟占了绝大部分，这是编书的人也无可如何的事。幸好有新近的两位女作家，张辛欣和王安忆的大作压轴，一位“站在门外”谈婚姻，一位却娓娓而叙“家务事”，都能透露八十年代的新信息，把话题延续到了眼前目下。
驳杂不纯，散而且杂。苏联批评家巴赫金有所谓“复调”或“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理论，用于评价二十纪中国文学是*为恰当的。就谈论“男与女”的“散文”而言，就更是如此——文体、语言、观念、思想，无不在时空的流动中嬗变、分化、冲突，极为生动，十分有意思。不信，请君开卷，细细读来。
一九八九，十一，蔚秀园

男男女女 目录

目 录
|再 记|
| 序 |
|附 记|
|导 读|
我之节烈观 ◎ 鲁迅| 001
娜拉走后怎样 ◎ 鲁迅 | 012
狗抓地毯 ◎ 周作人 | 019
读《性的崇拜》 ◎ 周作人 | 023
女人 ◎ 朱自清 | 026
关于女子 ◎ 徐志摩 | 033
太监 ◎ 周作人 | 046
萨天师语录（三） ◎ 林语堂 | 051
关于女人 ◎ 瞿秋白 | 055
女人未必多说谎 ◎ 鲁迅| 058
奇怪 ◎ 鲁迅| 060
男人的进化 ◎ 鲁迅| 062
谈《娜拉》 ◎ 聂绀弩| 065
“确系处女小学亦可” ◎ 聂绀弩| 069
三八节有感 ◎ 丁玲| 072
论娼妓 ◎ 聂绀弩| 078
论武大郎 ◎ 聂绀弩| 082
女人的禁忌 ◎ 周作人| 092
女人 ◎ 梁实秋| 099
男人 ◎ 梁实秋| 104
初恋 ◎ 周作人| 108
墓 ◎ 何其芳| 111
水样的春愁 ◎ 郁达夫| 118
哀歌 ◎ 何其芳| 125
嫁衣 ◎ 陆蠡| 130
红豆 ◎ 陆蠡| 137
删去的文字 ◎ 孙犁| 140
夫妇公约 ◎ 蔡元培| 145
无谓的界线 ◎ 叶圣陶| 149
给亡妇 ◎ 朱自清| 155
择偶记 ◎ 朱自清| 160
婆婆话 ◎ 老舍| 163
夫妇之间 ◎ 王力| 170
结婚典礼 ◎ 梁实秋| 174
终身大事 ◎ 萧乾| 178
亡人逸事 ◎ 孙犁| 189
站在门外的人 ◎ 张辛欣| 194
关于家务 ◎ 王安忆| 200
|编辑附记| ◎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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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女女 节选

初 恋
周作人
那时我十四岁，她大约是十三岁罢。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楼，间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儿。她本姓杨，住在清波门头，大约因为行三，人家都称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妇没有子女，便认她做干女儿，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住在他们家里。宋姨太太和远邻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妇虽然很说得来，与姚宅的老妇却感情很坏，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并不管这些事，仍旧推门进来游嬉。她大抵先到楼上去，和宋姨太太搭讪一回，随后走下楼来，站在我同仆人阮升公用的一张板桌旁边，抱着名叫“三花”的一只大猫，看我映写陆润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的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大约我在那时已经很是近视，但是还有一层缘故，虽然非意识的对于她很是感到亲近，一面却似乎为她的光辉所掩，开不起眼来去端详她了。在此刻回想起来，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但是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之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个人了。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
“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
“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
“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
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十一年九月
（选自《雨天的书》，岳麓书社1987年7月版）

论武大郎
聂绀弩
上
武大郎安分守己，勤勉而良善，顺从他的妻子，友爱他的弟弟，和邻居们从不发生什么纠葛，是好人和良民的标本。然而他的老婆被人奸占了，他的性命断送在奸夫淫妇（这只是法律上的名词吧，但此处正用得着！）和“马泊六”手里了！岂但如此，还落下一个“王八”之名，千百年下，好开玩笑的常用他的名字作揶揄别人的用语，好像他不是好人和良民的标本，反是王八的标本！这是怎样一个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的世界呀！又是怎样一些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的人们！活在这样的世界上和人们中间，用胡风先生的话说：就是“在混乱里面”！
请问：他犯了什么罪，应该得到这样的结果？
他矮。这是他的错么？晏平仲也矮，为什么没有得到同样的结果？王矮虎也矮，为什么不但不失掉老婆，反而得到老婆呢？
他样子不漂亮。这又是他的错么？“不意天壤之间竟有王郎”，这是晋朝一位阔太太讲的话。那位王郎，样子就不漂亮，虽然不能可太太之意，也没有得到武大郎的结果呀！
他没有学问。但西门庆又有什么学问呢？*没有学问的莫过于晋惠帝（？），他说：“天下饥，何不食肉糜？”但还做皇帝咧！
他的老婆太好看了。笑话，西门庆有六个“房下”，一个赛似一个地好看，他的老婆不过其中之一。
他穷。对了，他穷。但颜回也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原宪也穷，“捉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黔娄也穷，“夫妇对泣于牛衣中”，穷人实在太多了！
他卖炊饼。当然，他卖炊饼。但炊饼这东西到处都有，也就是到处都有卖炊饼的。难道人人都像武大郎那样结局么？
这些原因，分开来，一个也搔不着痒处；但合起来，武大郎就死于非命了。
武大郎穷，卖炊饼，这不是什么高尚职业；在旧世界，凡靠体力劳动吃饭的，都不高尚。一表非凡地不像样子，贫穷和低微的世袭者又怎么会像样子呢？大概没有读书，像他这样地位的穷人大都很少机会读书的。从优生学（一名淑种学或遗传学）的立场说，是一种愚劣的人类，根本没有传种的资格，不应该有老婆。我想潘光旦教授一定会同意。这决不苛刻，为学术，为人类，为种族，为国家，为人民，都有这必要。而*必要的还是他自己。假如没有老婆，他就不会惨死！也许有人怀疑，断子绝孙的阿Q也没有老婆，为什么也惨死了呢？这不同。阿Q偷人家的东西，又想革命；我们的武大郎却不那样。再说，阿Q也不算惨死，是国家拿去明正典刑了的，死而与国家有关，怎么算惨呢？但优生学恐怕也真有一个缺点：天下固然有许多愚劣的男性，不应该讨老婆；另一面是不是也有许多愚劣的女性，不应该嫁人呢？如果有，不嫁不娶，自然*理想；问题是那些愚劣的两手两脚的禽兽，既然愚劣，当然不懂得学术，也不懂得为人类，为种族，甚至为他们或她们自己的这种替天行道，参天地之化育的学者，圣贤，思想家们的苦心孤诣。如果禁止他们和她们之间的嫁娶，一到春机发动期，他们和她们就会按捺不住，乱来一回，不但于安宁秩序，说不定与国际观瞻都会有损。庄严神圣的优生学，至少在“为国家”这点上，还未达到完善周密之境。放宽尺度吧！在国家面前，学术多少让点步，就准许那些狗男女们去如此如此吧。但须有个限制：愚劣的男性只能跟愚劣的女性配合！真的，武大郎如果讨一个粗脚大手，笨嘴笨舌，有水牛般力气，帮她的丈夫挑水，砍柴，生火，合面，挑着担子到街上喊：“热炊饼呵！”那才真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龙配龙，凤配凤，一定会夫唱妇随，白头偕老的。然而幸乎不幸乎，不幸乎幸乎，他的老婆却是那如花似玉，千娇百媚的潘金莲，于是，“天下从此多事矣”！诗曰：“骏马每驮痴汉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间多少不平事，不会作天莫作天！”多少高贵人家，三妻四妾，粉白黛绿，争妍取怜，谁也不哼一声；西门大官人就是现成的例子。贫贱人只讨了一个老婆，那老婆也没有别的什么，不过模样儿长得好看一点罢了，天下之人就如此愤愤不平，好像一定要他和她分散拆开，*好叫那“巧妻”陪他——有位作诗的“巧夫”眠眠，这才天公地道，心满意足。有道是：“千夫所指，无疾而死”，武大郎就死在这“千夫”的“指”里！人，只要有钱，有地位，堂堂一表，不管怎样为非作歹，卑污贫贱，坏得像西门庆，或者还坏十倍百倍，只要不把番僧的药吃得太多，都可安享天年，生荣死哀。贫贱丑陋，不管如何良善，如何爱妻友弟睦邻，不损人，不利己，只靠自己的劳力养活自己和家人；别的不说，就是老婆好看一件事，也可以死于非命。这似乎太不像人间；的确是事实，武大郎的结局，是个有力的证据。
中
有这样的意见么？武大郎不过小说上的一个不重要的人物，那事件也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件，用不着据以愤世嫉俗。
我决不愤世嫉俗，但也决不停止把旧世界的真情实态指示给你。
不错，武大郎是个小说上的人物，但为什么一定不重要呢？世界上*可贵的是这种人，*多的也是这种人，不声不响，忍辱含垢，克勤克俭，用劳力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同时也养活全世界。没有这种人就没有世界，为什么不重要？——别乱扯了！我是说在小说上，他不占重要地位！——你这样说，为什么？《水浒》可以没有他么？《金瓶梅》可以没有他么？没有我聂绀弩，《大公园》还是《大公园》，《野草》还是《野草》，文坛还是文坛，世界更还是世界；但没有武大郎，想想看，《水浒》就不成其为《水浒》，《金瓶梅》更不成其为《金瓶梅》了。他在小说上的地位比你我在这现实社会占的地位重要得多。
其次，那事件为什么是偶然的呢！他姓武行大，偶然；他的老婆叫潘金莲，偶然；那奸夫名叫西门庆，更偶然。但像他这样地位的人，有了好看的老婆，不能保住，甚至性命也要陪上，这件事却决不偶然。
我是在一个小城市里生长的，那城里的事情有许多我都熟悉。跟别处一样，那里也有生得好看的女的，大都是有钱有势（就那小地方而言）人家的小姐，经过某种手续之后，变为少奶奶，奶奶，太太。她们不一定没有艳史韵事，但与我们的问题无关，且不谈它。低三下四的穷家小户，比如差人（司法警察）、打渔佬、裁缝、厨子、皮匠、剃头佬、武大郎的同行等等，女的常常不好看。人果有好看的，不管是老婆也好，女儿也好，首先就一定偷人；不偷的只算是例外。偷同等地位的不是没有，多数却是偷那些有钱有势人家的少爷或店铺老板。其次是逐渐把偷偷摸摸的事变为公然；再就是就为职业，原来的职业反变为副业，或者根本放弃。我们那儿，偷外面的妓院的那种东西是没有的，这一点比清河县差远了。因此把别人的妻女买来做摇钱树的事情也没有。如果有鸨母，那就是“姑娘”的真正母亲或婆婆，而龟头，大茶壶等等，又正是她的丈夫本人。听见过好几个这种传说：某人看见他的老婆了就发抖流汗，走拢去就头痛；某人跟老婆睡在一个床上就生病，单独睡就好；某人跟老婆睡，一夜你摸不着我，我摸不着你，像有一道墙隔住了；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同床不能欢，顺理成章，底下是与其备而不用，又何不沾她一点光，图一条生财之道呢？这是摇钱树是老婆的场合，如果是女儿，则更简便，连传说也免了。姑娘们的结局有好几种：其一，嫁给外面来的文武官员做太太或姨太太。父母变为岳老太爷，岳老太太，兄弟变为舅老爷，荣耀之至！原来有丈夫也不要紧，花一笔钱，买一张“脱头”；这却比清河县文明多了，西门庆晓得用这办法，就会少欠一条命债，免掉许多麻烦！其二，嫁给本地的大好佬做姨太太（本地人讨姑娘做正印夫人的差不多没有），等太太归天了扶正；其全家光荣同上。其三以下不必说，不嫁或不幸短命死矣的也多。说清楚了没有？穷家小户的美人儿，总是老爷，少爷，先生，老板们宠幸的对象，或者共同宠幸，或者独自宠幸，例外几乎没有。要不要补充一句傻话？大户人家的太太，奶奶，少奶奶，小姐，前面说过，不是没有韵事，甚至偷和尚的都有；但偷差人、裁缝、厨子、终于向丈夫买了脱头，改嫁给差人之类的，信不信由你，连半个也没有！沈从文先生曾写过一个故事，《爱欲》：一个皇后，私奔一个没有腿的乞丐，每天用车子推着那乞丐在街上讨饭。那皇后决不是我们那里的人！
岂止我们那儿；在旧世界里，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不是这样？请想想《复活》的女主角吧，想想《大卫·高柏菲尔》里面的小爱米雷吧！想想《金瓶梅》里面的春梅，宋蕙莲，王六儿，贲四嫂，如意儿，李娇儿，郑爱月吧！想想《红楼梦》里香菱，平儿，尤二姐，多姑娘，袭人，柳五儿吧！想想《海上花》、《花月痕》吧，想想《日出》和《雷雨》吧！真是数不尽的千千万，说不清的万万千；无论怎样的美人儿只要出身寒微，结果都一样：不是西门大官人之流的“房下”，就是外室，再不就变为妓女，女伶，交际花，舞女，女招待，女擦背，女向导，伺候大官人们。
武大郎的老婆被奸淫被占去，是偶然的？
旧世界的强盗，痞棍，恶鬼们，什么都要抢到手里，权力，名位，高楼大厦，绮罗纹锦，珍馐美味，黄金，外钞，一切一切，而*别致的一种东西（是的，东西，这里决没有修词上的毛病），便是美人——这似乎有点侮辱女性，但无法，事实如此！我愿女性们也跟我们一道想想这怪事，在抢的过程中，少不了有些牺牲者，牺牲的样式又名目繁多，武大郎不过是其中之一。
下
婚姻应该以爱情为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哪怕只是片面没有，也不应该存在。潘金莲不爱武大郎，爱西门庆，除了从封建道德的立场看，她没有错。她的本意，不过通通奸，调剂调剂生活的枯窘，后来因为武松的巨影威胁她，这才一不做，二不休，置武大郎于死地；终于自己也被杀掉。我们也许应该同情武大郎；但从旧世界的妇女生活的无边黑暗这一点看来，潘金莲是不是也值得寄与若干同情呢？
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你所说的应作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爱情，不错，应该有它的崇高，圣洁，使人勇敢，使人趋向战斗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卑贱，丑恶，甚至渴血的一面。我们虽然不赞美用自己的血灌溉爱情的人，但有时也无法吝惜一掬同情之泪；至于倚仗恶势力，拿别人的血来培养自己的爱情，无论是什么威胁着她，都是可恨可耻的，纵然是无知到像潘金莲，也无法饶恕；除非由于战斗，在战场上流了敌人的血。因此潘金莲与人通奸，犹可恕也；像我们那里的姑娘买了“脱头”抱琵琶上别船去，犹可恕也。这自然也使人痛苦，但痛苦究竟不是直接的血；直接流人家的血，是又当别论的。
但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潘金莲这种人的爱情，永远无例外地向着西门庆，永远无例外地不向着武大郎。当然，武大郎穷，社会地位又低，样子又丑，人又老实，不会，也没有功夫温存老婆，有什么可爱呢？至于西门大官人，那太不相同了，怎样的一表人才，怎样的一身穿着，怎样的一派谈吐，怎样的知情解趣呀！“潘驴邓小闲”，尽管还有一些并非一望而知的，但只就可以一望而知的几点说，也多么足以使人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情甘意得，死心塌地呀！
高尔基著的《二十六个与一个》，写二十六个起码面包师同时以一个少年女工为偶像，献给她无上纯洁的爱情。但那女工没有把她的爱情施与给二十六个中的任何一个，虽然每晨都来接受他们的走私的面包的供养——那面包里面有二十六颗心，她却一点也不觉得。另外一个较为高级的面包师，是一个流氓、大兵式的女性玩弄者，只把嘴向她一挑，她就纵身入抱了。
也许这还不够明显。莫泊桑的《莫南那公猪》，写一个小贩莫南在一次夜火车上邂逅了一位高贵的小姐，恰巧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个。那位小姐对莫南自然睬也没有睬。莫南这不揣冒昧的癞虾蟆却在旁贪馋地望那小姐，越望越爱，越爱越望，竟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跪在那小姐面前了，活像阿Q之于吴妈。以下怎样呢？小姐大声呼救，惊动了别的车厢里的乘客和车上的警察，把小姐护送回家，莫南带到局里去问罪——他从此得到一个绰号：“公猪”，即专门传种的那种“公猪”；用《金瓶梅》上的话说，就是“属皮匠的——缝（逢）着就上”。消息传出去之后，小姐也成了名人，常有新闻记者来拜访，一个年轻绅士（即小说中的“我”）跟一个记者也来了。小姐和她的父亲一同出来招待，父亲陪记者，小姐陪绅士，都谈的十分入港。天晚了，两位远客留在她家住宿（这人家是乡下）；半夜，绅士去敲小姐的房门。“谁？”“我。”“做什么？”“借本书看看。”门开开，绅士进去，她就献出了她的“书”的任何一个篇页！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说：爱情，那小姐的爱情，对于一个小贩，隔着山，隔着海，隔着铜墙铁壁；对于绅士，连空气也不隔！
想想简爱（《简·爱》）吧，她知道她的主人爱她的时候，她是怎样的衷心感激！想想贾瑞（《红楼梦》）吧，王熙凤对他是怎样残忍！想想宋蕙莲（《金瓶梅》），一被西门庆宠幸，是如何志得意满，趾高气扬！想想春梅（同上），对她的音乐老师李铭——勾栏里的王八，是如何“正色闲邪”，凛若冰霜！爱情，至少，在某些女性那里，是长着一双势利眼的！不错，潘金莲也爱过武松，那只能比之于梁红玉的爱韩世忠，识英雄于未遇时，料定或认为他将来会不错；武松其实是现在也不错，在碰到西门庆之前，他是无可比拟的。因之，仍旧含有势利的成分。
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这是一句好话。但在旧世界，在有着西门大官人和武大郎的分别，有着贫富贵贱的分别，你怕不怕吓人的字眼，有着阶级的分别的旧世界，爱情本身，这里专就女性方面说，永远长着势利眼。蛟龙不是池中物，美人儿绝不是贫贱人的被窝盖得住的，除非女性自己有了觉悟。
历史上有一个女词人朱淑贞，她的名句是“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嫁给一个木匠了，我们同情她；《西青散记》上有一个才女双卿，她的名句是“春容不是，秋容不是，只是双卿”！嫁给一个农夫了，我们又同情她！为什么呢？这样的美人佳人，本应该嫁给达官贵人英雄名士，今竟为贫贱的工农所有，未免太委屈了！关于潘金莲，欧阳予倩曾辩护于前，我在《论怕老婆》一文里也说她遇人不淑。这些意见，也许并非全无道理，但除了为既得利益阶级服务以外，毫无其他作用！而且如果朱淑贞、双卿、潘金莲值得同情，为什么她们的丈夫，讨了“人约黄昏后”的老婆的丈夫，尤其是惨死的武大郎，反而是不值得同情的？
亲爱的哟，把你的观念改变过来！
一九四八，九，廿九，香港
（选自《聂绀弩杂文集》，三联书店1981年版）

男男女女 作者简介

黄子平
1949－
广东梅州人，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人物。
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多年，并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其独到提法如“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等，广为学界称道。
代表作品丨《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灰阑中的叙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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