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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鲁编室 版权信息
- ISBN：9787565133855
- 条形码：9787565133855 ; 978-7-5651-3385-5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我在鲁编室 本书特色
徐斯年著的《我在鲁编室（精）／文化人生丛书》收入本书的十五篇文稿分为两组：前五篇为一组，可称“记事与怀人”；后十篇为一组，包括几篇肤浅的论文和几篇不太肤浅的田野调查报告，广义上均可称为“工作札记”。 **辑是作者在编辑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期间的学术札记和回忆在“鲁迅全集编辑室”工作情况的回忆文章，包括《回忆林辰先生》、《忆子衍兄》、《我在鲁编室》、《锡金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编辑札记》；第二辑是研究鲁迅生平与著作的学术随笔。作者是著名学者，文字老练，在读者界有较大影响。
我在鲁编室 内容简介
徐斯年著的《我在鲁编室（精）／文化人生丛书》为文化人生丛书之一，收录了作者徐斯年多年研究鲁迅和参与编辑《鲁迅全集》时所做的回忆文章和学术札记。本书收录了作者在编辑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期间的学术札记和回忆在“鲁迅全集编辑室”工作情况的回忆文章，包括《回忆林辰先生》、《忆子衍兄》等十五篇散文和札记。
我在鲁编室 目录
前言
我在鲁编室
仰之弥高近之弥亲——我心中的林辰先生
锡金先生和他的信
我的记念——忆子衍兄
怀宗棠兄
试论鲁迅的《科学史教篇》
读鲁迅《会稽禹庙窆石考》
《鲁迅与辛岛骁》的一点补充
鲁迅和《吕超静墓志》
鲁注拾稗
关于唐人小说《古镜记》作者王度的考证
绍兴目连戏散论
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小说史略》（**至十三篇）疏解
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0卷修订札记
后记
我在鲁编室
仰之弥高近之弥亲——我心中的林辰先生
锡金先生和他的信
我的记念——忆子衍兄
怀宗棠兄
试论鲁迅的《科学史教篇》
读鲁迅《会稽禹庙窆石考》
《鲁迅与辛岛骁》的一点补充
鲁迅和《吕超静墓志》
鲁注拾稗
关于唐人小说《古镜记》作者王度的考证
绍兴目连戏散论
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小说史略》（**至十三篇）疏解
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0卷修订札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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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鲁编室 节选
《我在鲁编室/文化人生丛书》： 1979年10月，当我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向鲁编室报到时，正值下班之后，见到的是满腔热忱的包子衍，嘻嘻哈哈的朱正，还有一见如故的“大同乡”马蹄疾。他们都是先我到社的借调编辑。我出发时，身负的“莫须有罪”尚未“结案”；交谈之后得知，他们三位不仅也是“文革”受害者，而且朱正、子衍的“案情”竟然比我还要严重！ 当时的感想是：“这个鲁编室，胆子不小，身手不凡！” 所谓胆子不小，指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虽然已近一年，地方上的政治气候却是“乍暖还寒”，借调我们这样的主儿，难免要冒相当的风险；所谓身手不凡，指的是陈早春、李文兵他们去办借调我的交涉，背后有中宣部的商调函为“靠山”，否则压在我头上的那个“铁盖儿”，是撬不动的。 现在看起来，鲁编室此举，恰恰是“两个‘凡是’”气数已尽的消息之一。 不久，我和子衍、朱正几乎同时收到各自单位寄来的平反通知。我的原单位还要求本人回去，亲自见证销毁有关档案材料。我没回去，只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本人是否在场见证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今后执行什么路线，否则被销毁的档案是很容易“重建”的。 果然，事后得知，他们还真“留了一手”，无奈“路线”毕竟不同了，没有得逞。 所以，我至今犹不相信“解放区的天”全是“明朗的天”。当年那些善于“留一手”者，有些肯定已经高升，并且一面高票通过“三讲”，一面仍在躬行不义。 朱正“文革”时身负的“罪名”十分吓人，以至调京之前犹未恢复公职，只能在长沙的建筑工地上打工维生，所以我们都叫他“朱师傅”。这位朱师傅的神通却很广大，记得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的消息，就是当天晚上他从李锐家回来，向我们传达的，其中包括胡乔木调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等信息。也正因为胡乔木要进书记处，《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高领导”也就改由林默涵担任了。这一年的阴历年，我们都没回家，春节就在社里过。林默涵特地让秘书送来几张参加人民大会堂联欢会的入场券，以示对借调人员节日坚守岗位的慰问。 所以，在鲁编室，我们头顶的天是绝对明朗的。同仁之中，我原来认识的不过两三位；然而，无论社内的、借调的、还是各注释组临时前来参加定稿的，个个一见如故，相待以诚。人人都不考虑“名利”二字，都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同时也决不会受到一丝一毫的“干扰”。 借调我们担任责任编辑，是为了加快《鲁迅全集》注释定稿和出版工作的进度。当时，前五卷已经定稿发排；我们到位后，定稿组乃由一个扩充为四个：三种《且介亭杂文》及《译文序跋集》为一组，《日记》、《书信》为一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为一组，三种《集外集》为一组。我作为《集外集拾遗补编》注释的执笔者之一和责编，先参加第四组，成员还有林辰先生、李文兵、韩之友、陈琼芝，以及作为原注释组代表的杨占声和邹恬；后来，我又作为《古籍序跋集》的责编，与林辰先生及第三组的周振甫先生和降云合成一个定稿组，原注释组的代表是陈翔耀先生。 编辑室对工作的要求极为严格、细致。作为责编，我们必须遵循这样的工作程序：首先，对“征求意见本”（即社内印行的、作为原注释组定稿本的“红皮本”——原注释组的未定稿本则是各组自行印行的“白皮本”）进行加工，包括统一格式体例，核对每一条注文的原始资料，决定注文取舍，进行文字加工，补写应注而未加注的条目。《集外集拾遗补编》和《古籍序跋集》是新编的，还要*终决定入编篇目和编辑体例。《补编》此类问题的决策，就是林默涵同志亲自前来听取汇报并且*终“拍板”的。 责编的加工成果形成打印稿后进入第二步，即由定稿组对打印稿进行逐条、逐字、逐标点的讨论。这种讨论不仅十分认真，而且非常热闹，往往争得面红耳赤；涉及资料问题，责编或原注释组代表若拿不出**手的确证，是很难“过关”的。第三步，责编根据定稿组讨论结果，修改、剪贴打印稿（包括查补资料，重写部分注文），形成定稿，送林默涵（前面几卷是送胡乔木）审阅。他的审读细致到了连标点问题都不放过的地步，批示也很具体。第四步，责编根据他的意见再做修订，由编辑部主任王仰晨（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王仰”）签字发排。付型之前，王仰还要对每一卷的终校样逐字逐句做印前审读（后来似乎李文兵也分担过此项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