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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

多余的话

作者：刘磊

出版社：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11-09

所属丛书：现代文学精品文集

开本： 16开 页数：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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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话版权信息

ISBN：9787559319241
条形码：9787559319241 ; 978-7-5593-1924-1
装帧：简裝本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所属分类：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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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

多余的话内容简介

　　翻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史，不难发现，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往往也浸润着作品背后那位作家满怀的民族情感，这也可以说是一部经典著作字里行间所折射出的爱国情怀。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不缺乏这类作家作品，比如瞿秋白。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海大学建设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栋梁之才。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同年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或许有人说，文学需要时间的积淀，只有饱经沧桑，才能书写出有内涵与感悟的文字，然而瞿秋白这英年早逝的爱国男儿，却用不一样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令人无法不有所触动的真相。爱国热情、民族大义，当沸腾的热血与默默的文字融合，注定会谱写出一部难忘的作品。于是我们怀着一份崇敬翻开瞿秋白的著作，在他的文字里去感悟……

多余的话目录

关于女人

人才易得

中国文与中国人

荒漠里

《子夜》和国货年

黎明

“俄国式的社会主义”

贵族之巢

心灵之感受

清田村游记

中国人

多余的话

历史的误会

我和马克思主义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文人”

告别

心的声音

青年的九月

美国的真正悲剧

苦闷的答复

出卖灵魂的秘诀

*艺术的国家

透底

真假董吉诃德

房龙的“地理”和自己

“打倒帝国主义”的古典

鬼脸的辩护

迎头经

读《子夜》

关于高尔基的书

非政治化的“高尔基”

择吉

写在前面——他并非西洋唐伯虎

《一半儿恨他一半儿爱》按语

儒林*新史——倡优苦

俄国公主论萧伯纳

日文上海《每日新闻》的卑污

胡适博士的词令

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

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

知识是赃物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展开全部

多余的话节选

《现代文学精品文集：多余的话-瞿秋白精品文集》：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不久，李大钊，张崧年他们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或是“俄罗斯研究会”罢？），我也因为读了俄文的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某几段，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终理想发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也加入了。这时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学生运动正在转变和分化，学生会的工作也没有以前那么热烈了。我就多读一些书。*后，有了机会到俄国去了——北京晨报要派通信记者到莫斯科去，来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惬意的事，于是就动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初，的确吃了几个月的黑面包，饿了好些时候。后来俄国国内战争停止，新经济政策实行，生活也就宽裕了些。我在这几个月内请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国史、俄国文学史；同时，为着应付晨报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国共产党的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因此，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的时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当了东大的翻译和助教；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艺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那时我已经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太雷介绍我进党的），我就当他的翻译。独秀回国的时候，他要我回去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邓仲夏等创辨“上海大学”的时候，我正在上海。这是一九二二年夏天。他们请我当上大的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那时，我在党内只兼着一点宣传工作，编辑《新青年》。上大初期，我还有余暇研究一些文艺问题，到了国民党改组，我来往上海广州之间，当翻译，参加一些国民党的工作（例如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委员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选举了我的中央委员。这时候，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时发作，更没有可能从事我所爱好的文艺。虽然我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还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武汉时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从重病之中脱险。将近病好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张，逐渐暴露机会主义的实质，一般党员对他们失掉了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的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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