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觅词记(精装上下册) 版权信息
- ISBN：9787532165254
- 条形码：9787532165254 ; 978-7-5321-6525-4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觅词记(精装上下册) 本书特色
韦力著的这本《觅词记(上下)(精)》中包含了四十余位词人，四十二处遗迹，百余幅古籍书影，近三百张实地图片，几千里路风尘，数载光阴流转，探访传统文明华彩篇章，追寻词风古韵沉淀千年的美。勘访传世遗迹，廓清古词脉络，上迄盛唐，下至晚清，藏书家韦力以一己之力，寻访数载还原古词之美。
觅词记(精装上下册) 内容简介
收藏家韦力的《觅词记》是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丛书之一。全书凡四十篇，是对中国词人遗迹的勘访记录。共计四十余位词人，四十二处遗迹，百余幅古籍书影，近三百张实地图片，几千里路风尘，数载光阴流转，探访传统文明华彩篇章，追寻词风古韵沉淀千年的美。
觅词记(精装上下册)觅词记(精装上下册) 前言
本书是我寻访古代词人遗迹的记录，对于这个专题，首先要确认两大问题：一是何为词？二是词的起源？这两个问题看似简单，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
按照蒋勋先生的说法，宋词是由唐诗变化而来的，他在《蒋勋说宋词》一书中称：“为什么唐诗会变成宋词？唐诗经过初唐，发展到李白、杜甫、李商隐、杜牧，它的成就高到这样的程度以后，已经有些高不可攀，民间慢慢读不懂了。凡是艺术形式意境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也说明它远离了民间。可是民间不可能没有娱乐生活，老百姓会自己写一些歌来唱，这时会被士大夫看不起，说你看那些歌多难听。结果，二者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而一旦二者被拉近，就会产生新的艺术形式，即我们现在讲的词。”
蒋勋先生的这个说法倒是很有意思，他认为唐诗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因为有太多著名文人的参与，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已经听不懂了，但娱乐是人的本能，于是百姓们又自己写出了一些歌词弹唱，但这些文人们觉得他们的歌词太难听，而后经过改造，就成为了词。
蒋先生的这段话讲述的是诗变成词的原因，但却未曾涉及什么是词？以及何时有了词？对于这两个问题，吴梅在《词学通论》中有如下表述：“词之为学，意内言外。发始于唐，滋衍于五代，而造极于两宋。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故日诗余。惟齐梁以来，乐府之音节已亡，而一时君臣，尤喜别翻新调。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陈后主之《玉树后庭花》、沈约之《六忆诗》，已为此事之滥觞。唐人以诗为乐，七言律绝，皆付乐章。至玄肃之间，词体始定。李白《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其*著也。”
吴梅的这段话有如下的意思：他认为词起源于唐代，到了五代时才渐渐流行，而到了两宋才达到了顶峰。但他接下来又称，在南北朝时期，梁武帝、陈后主、沈约等人的一些作品，已经有了词的雏形；然后到了唐代的玄宗、肃宗之间，词作为一种文体才*终确定了下来，而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就是李白和张志和所作。由此可知，吴梅认为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但真正成熟的流传至今的作品，则以李白的词作为标志。
然而陆侃如和冯沅君不这么看，他们在《中国诗史》中专有“词的起源”一章。在该章中，首先列出了四种前人的说法，一是出于《诗经》，二是出于乐府，三是出于六朝杂言诗，四是出于唐代近体诗。对于这四种说法，《中国诗史》中称：“这四种说法都不免有些牵强附会。方说虽比较地可信些，但对于律绝为什么必杂以‘散声’然后可歌的理由，他却未告诉我们。这实在是美中不足，令我们不无遗憾。”
既然这四种说法在陆、冯二先生眼中都不十分可信，那么他们认为是怎样的呢？他们的结论是：“*早的词人，照我们看来，当然应推八世纪前期的民间作者。”
既然是民间无名之士所作，当然在历史上也就不能留下相应的记录，那有记录者当是谁呢？《中国诗史》中列出了八世纪到九世纪间*早的文人词人，计十四位，这其中包括了颜真卿、张志和、陆羽、徐士衡，但该书中明确地称“托名于李白的假古董*多”。
然而《中国诗史》中却提到了“散声”的问题。关于“散声”，方成培在《香研居词麈》中说：“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比之管弦。……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看来，方成培认为正是唐代诗歌中的“散声”，逐渐衍变成了词，这就是他所认为的词的来源。
除了“散声”之外，关于词的来源，还有“和声”、“虚声”、“泛声”等不同的说法，比如宋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中说：“诗之外又有和声，则所谓曲也。古乐府皆有声有词，连属书之日‘贺贺贺，何何何’之类，皆和声也。今管弦之中缠声，亦其遗法也。唐人乃以词填入曲中，不复用和声。”沈括所说的“和声”，按其所举的例子，应当就是当代诗歌中的“呼儿嗨哟”。虽然如此，他却没有说清有了这种“和声”之后，怎么就变成了词。
相比较而言，明胡震亨说得较为清晰：“古乐府诗，四言、五言，有一定之句，难以入歌，中间必添和声，然后可歌。如‘妃呼稀’、‘伊何那’之类是也。唐初歌曲多用五、七言绝句，律诗亦间有采者，想亦有剩字剩句于其间，方成腔调。其后即亦所剩者作为实字，填入曲中歌之，不复别用和声。……此填词所由兴也。”《(唐音癸签》卷十五)》
胡认为，古乐府中的有些词难以唱得出来，于是就在这些词中加了一些“和声”，到了唐初之时，有人把无意义的“和声”写成了字，而后将其改变成了曲词，于是就兴起了词这种文体。他的这句话既说明了词的由来，同时又点出了词的起源上限是唐初。
而后到了清末，况周颐赞同胡震亨的这个说法：“唐人朝成一诗，夕付管弦，往往声希节促，则加入和声。凡和声皆以实字填之，遂成为词。”《蕙风词话》卷一)
况周颐也认为，词是由唐诗改编而来的，因为把唐诗直接变成歌词，有时不好唱，于是添加一些“和声”进去，渐渐就变成了词。
“和声”之外，也有人认为词的来源是“泛声”，宋朱熹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诗文下》) 在这里，朱熹没有提到“词”这个字，但他谈到了长短句和曲子，而后世同样将此作为词的代称。
关于词的起源，第三种说法则是本自“虚声”，明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夫古之乐府，皆叶宫调。唐之律诗、绝句，悉可弦咏，如‘渭城朝雨’演为三叠是也。至唐末，患其间有虚声难寻，遂实之以字，号长短句，如李太白《忆秦娥》、《清平乐》、白乐天《长相思》，已开其端矣。”
徐渭认为，因为没有太多的虚声字用在歌词中，于是人们就找替代之字掺入歌词中，于是渐渐就形成了长短句。他将词的起源定在了唐末，可其又称盛唐李白的作品已经是词的开端，那开端算不算词的起源呢？徐渭没有给出答案。
前面朱熹把词称为曲子，他的这个说法由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予以了印证，比如后世认为流传至今*早的民间词集，就是敦煌洞所出的《云谣集杂曲子》，该集中共收了30首杂曲子，其中就有《浣溪沙》，为此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称：“是今所谓词，古原称曲子。按曲子原出乐府，郭茂倩称曲子所由脱变之乐府为‘杂曲歌辞’，或‘近代曲辞’。……是五七言乐府原称词(即辞字)，或称曲，而长短句则称曲子也。特曲子既成为文士搞藻之一体，久而久之，遂称自所造作为词，目俗制为曲子，于是词高而曲子卑矣。”
王重民明确地说，今天所说的词就是古代的曲子。而后他讲述了曲子的历史，并且说长短句就是曲子，后来文人将其改造成了一个固定的文学题材，那就是词，但有了词之后，曲子仍然在流行，文人所作的则称之为词，而民间的俗词小调仍然称为曲子。
王重民在这里将曲子和词进行了两分法，他以雅和俗予以界定，但早在五代时期，曲子和词就合二为一地被称之为“曲子词”，比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首次用到了这样一个专有词：“因集近来词客曲子词五百首，分为十卷。”而《花间集》所收均为词作，看来欧阳炯直接把词称为“曲子词”。而与欧阳炯同时代的孙光宪也这么说：“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北梦琐言》卷六)看来，在五代时期确实是把词这种文学题材称为“曲子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呢？现代学者顾随先生做出了这样的解读：“词之一名，至宋代而始确立。其在有唐，只日‘曲子’。……‘子’者，小义，如今言‘儿’。故日：曲子者，所以别于大曲也。奚以别乎？日：大小之分而已。又，‘曲’者，‘谱’义，指声，‘词’、‘辞’通，指文字。是故，曲子词者，谓依某一乐章之谱所制之辞。”《释曲子词寄玉言》)
既然词是由诗转化而来的，那么两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呢？宇文所安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中称：“音乐性是这一诗歌类型的标志性特征，将它与诗区别开来。诗，也可配乐和演唱，但通常并不这么做。早期的词，总是配乐并演唱。而且，词不是随便什么歌曲；它主要是用于城市娱乐场所的歌曲，由职业歌女、舞女表演。” 这里认为，词区别于诗的*大标志就是词具有音乐性，但该专著中也称，其实诗也具有音乐性。这么说来，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有些模糊，而该专著只是说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常用和不常用。如此说来，如果单纯用音乐性来区别诗和词，其实不是个好办法。随着时间的递延，其实后来的词大部分也不能唱。
那诗和词之间到底应该怎样做出界定呢？其实“长短句”一词正说明了问题：一般而言，诗的格式整齐划一，而大多数词从外观看上去却长短不一。当然，这不是一种绝对的分法，因为有些词的句式也很整齐，而同样有些古诗看上去也像长短句。比如《诗经》中的作品，后世都视之为诗，可是里面也有长短不一的句式，于是，有人就把词的起源追溯到了《诗经》。
关于词产生于何时？如前所言，有人认为《诗经》里面就已经有了词，这个追溯足够遥远，清汪森在《词宗序》中说：“自有诗而长短句即寓焉，《南风》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颂》三十一篇，长短句居十八；汉《郊祀歌》十九篇，长短句居其五；至《短箫铙歌》十八篇，篇篇长短句，谓非词之源乎？”
汪森认为，诗产生的年代也就近似于词产生的年代。而后他举出了一些句式长短不一的上古作品，接着他说：既然这些作品都是长短不一的句式，怎么能不是词呢？
而同时代的朱彝尊，也跟汪森秉持的观点一样，他在《水村琴趣序》中说：“《南风》之诗，《五子之歌》，此长短句之所由防也。汉《铙歌》、《郊祀》之章，其体尚质。迨晋、宋、齐、梁《江南》、《采菱》诸调，去填词一间耳。诗不即变为词，殆时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国，盛于宋。”
朱彝尊认为，《诗经》中的《南风》就已经有了词的雏形。而后他又举出了汉代的两篇作品，接下来又讲到了南北朝。虽然如此，朱彝尊还算比汪森客观，他在举出这些例子之后又说词的萌芽产生于唐代。
对于汪、朱二人的说法，陶尔夫和诸葛忆兵在《北宋词史》中表示了不赞同：“朱、汪二人纯粹从句式的长短出发，推溯词的源头，忽略了词的音乐特征。”同时，该专著中又引用了清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一中，所引王述庵在《词宗序》中的说法：“汪氏晋贤，序竹坨太史联词综》，谓长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其见卓矣，而犹未尽也。盖词实继古诗而作，而本于乐。乐本乎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之别，乃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长短，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
王述庵在这里先夸赞了汪森，王说汪把词的起源追溯到了《诗经》，这真是一种创见。接下来，王又说词的诞生要比诗晚，而词的*大特点就是具有音乐性，所以说，把长短不一的诗视之为词是不正确的。
既然如此，那词这种文体究竟产生于何代呢？后世的文人对此各有各的说法，比如南宋王炎在《双溪诗余自叙》中说：“古诗自风雅以降，汉魏间乃有乐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长短句，盖乐府曲之苗裔也。”王炎认为，诗起源于汉魏乐府。而与他有同样看法者，则是清代的谭献：“词为诗余，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复堂词话·复堂词录序》)
另外的说法还有认为词起源于六朝杂言诗，而主流的说法则是认为词起源于唐代，比如清张惠言在《词选序》中说：“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之以词，故日‘词’。”
在古代，*具权威的说法，当然是《四库全书总目》，《总目》中《御定历代诗余提要》称：“诗降而为词，始于唐。若《菩萨蛮》《忆秦娥》《忆江南》《长相思》之属，本是唐人之诗，而句有长短，遂为词家权舆，故谓之诗余。”
四库馆臣认为到了唐代才产生了词，而后举出了四首词牌名，其中前两首即为李白的作品。也正因如此，我的这本书起首一篇，写的就是李白。
其实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词起源于五代，清先著在《词洁·发凡》中称：“词源于五代，体备于宋人，极盛于宋之末。”这样的说法因为时代较晚，故少有赞同者。而《剑桥中国文学史》则把词的起源时代定在了中唐：“中唐时期，另一种诗歌类型—词，已略具雏形。起初，这一诗歌类型，与可由文字组合而成的众多其它歌曲形式的分别，只能微弱、模糊地加以感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五代时期，词开始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诗歌类型，有自己的诸多词调。”即此看来，该书基本赞同先著的这个判断。
确定了词的内涵和外延，同时也搞清楚了词的起源，那接下来就涉及本书所收词人的下限，而我把这个时代定到了民国。虽然说有些词人在上世纪晚期才离世，然而他们的创作年代却主要集中在民国时期，故仍然未曾超出我所定出的下限范畴。
如前所言，词是由诗转化而来的，而古代的文人中，极少有只写一种文体者，喜欢填词者也同样喜欢作诗，只是两者之间的偏好略有差异而已，故而将某位古代的文人完全界定于词人或诗人，其实并不容易，所以，我的区分只是为了表明一种文体的递传而做出的。
当然，*好的方式是能够多寻找到几处同一位文人的不同历史遗迹，比如苏轼，他既是宋词中的重要人物，又是“唐宋八大家”中重要的一员，那么，我在《觅词记》中当然要写到东坡，而《觅文记》中也不能缺少他，于是乎，我就找到了两处遗迹来分别写他艺术成就的不同侧面。
当然，东坡的才能绝不仅是文与词，比如他的书法也很有成就。宋代书法家中，有“苏黄米蔡”四大家之称，而东坡则排在了**位，如果要谈论艺术史，当然无法绕开东坡，即使从学术史角度而言，《苏氏易学》也同样是重要的一家。但我却认为，总不能通过两处跟东坡有关的遗迹就将东坡的各个方面一一写到，而这也正是寻访的不易之处。
正是因为本书的着眼点乃是古代文人的遗迹寻访，而在历史的流传过程中，一些重要人物遗迹也并没有因其重要性而被保留下来，在词史上，像宋代的周邦彦、吴文英，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可惜我却查不到跟他们有关的任何痕迹。比如吴文英，我只知道他曾有一度隐居在太湖边，于是我动用了无锡和苏州的朋友，请他们帮我落实吴的故居地址所在。而后朋友们动用各种关系，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做出了各种努力，*终还是无果，这当然是个大遗憾。
也正因如此，本书无法构成完整的词史，故而只能以找到的结果结集成书。而这些词人的排序方式，则是按照每位的生年为序，以便读者能够大略地看出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产生的词风变化。
我在寻访过程中，得到了太多朋友们的照顾和帮助，于此，我一并表示对这些朋友们的真诚感谢！
写此序时，正赶上2016年的*后一天，转天将会是新的一年，于此祝愿朋友们有一个新的开端！
韦力序于芷兰斋
觅词记(精装上下册) 目录
李白：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韦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李璟、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
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
晏殊、晏几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灵寿韩氏：遍绿野，嬉游醉眼，莫负青春
苏东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黄裳：愿听了，一阕歌声，醉倒拼今日
黄庭坚：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
秦观：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李纲：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但有满襟清泪
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
赵鼎：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张元斡：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
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陆游：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在沧洲
张孝祥：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赵汝愚：空外笙箫，人间笑语，身在蓬莱
姜夔：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刘过：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
刘克庄：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
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
段克己、段成己：堂上客，须空白。都无语，怀畴昔
严蕊：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陈子龙：只是你年年芳草，依旧江山如许
纳兰性德：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
郑板桥：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刘熙载：此趣浑难说，歌向碧云天
蒋春霖：茫茫此恨，碧海青天，唯有秋知
王鹏运：兴亡事，醒醉里，恨悠悠
文廷式：高唱大江东，惊起鱼龙
郑文焯：竹响露寒，花凝云淡，凄凉今夜如此
朱祖谋：画栏更凭。莽乱烟，残照无情。
况周颐：愁入阵云天末，费商音、无端凄戾
梁启超：镇日飘零何处也，依旧天涯
王国维：厚薄但观妾命，浅深莫问君恩
夏承焘：化鹤归迟，拜鹃泪尽，关塞旧梦难寻
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韦庄：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李璟、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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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晏几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灵寿韩氏：遍绿野，嬉游醉眼，莫负青春
苏东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黄裳：愿听了，一阕歌声，醉倒拼今日
黄庭坚：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
秦观：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李纲：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但有满襟清泪
李清照：凄凄惨惨戚戚
赵鼎：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
张元斡：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
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陆游：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在沧洲
张孝祥：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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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刘过：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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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问世间，情为何物？
段克己、段成己：堂上客，须空白。都无语，怀畴昔
严蕊：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陈子龙：只是你年年芳草，依旧江山如许
纳兰性德：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
郑板桥：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刘熙载：此趣浑难说，歌向碧云天
蒋春霖：茫茫此恨，碧海青天，唯有秋知
王鹏运：兴亡事，醒醉里，恨悠悠
文廷式：高唱大江东，惊起鱼龙
郑文焯：竹响露寒，花凝云淡，凄凉今夜如此
朱祖谋：画栏更凭。莽乱烟，残照无情。
况周颐：愁入阵云天末，费商音、无端凄戾
梁启超：镇日飘零何处也，依旧天涯
王国维：厚薄但观妾命，浅深莫问君恩
夏承焘：化鹤归迟，拜鹃泪尽，关塞旧梦难寻
展开全部
觅词记(精装上下册) 节选
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在中国词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因为他的特殊经历，故柳永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位专业词人，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评价他说：“正如宋诗直到欧阳修等人登上诗坛才显示出独特的面目一样，宋词到柳永手中才发生重大的变化。”
词到了柳永时代，有了怎样重大的变化呢？《中国文学史》上接着说：“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与柳永同时而略晚的张先、晏殊和欧阳修，仅分别尝试写了17首、3首和13首慢词，慢词占其词作总数的比例很小，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慢词87调125首。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
柳永之所以能够在词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除了他的聪明才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跟他的人生经历有较大的关系。
柳永出生在读书人家，他的祖父柳崇，虽然没什么功名，但也喜好儒道，《福建通志》上有《柳崇传》。而柳永的父亲柳宜，曾是一位官员，王禹偁在《小畜集》中说：“任监察御史时，多所弹射，不避权贵，故秉政者尤之，继出为县宰，所在有理声。”而柳永的叔父中也有几位是儒生，生活在这样的文化家庭中，这当然让柳永受到了很好的熏陶，所以他从小就立志要考取功名，而后出仕成为一位有作为的官员。
因为柳永的聪明使得他颇为自负，他作过一首名为《长寿乐》的词，他在此词中表达了自己定能取得功名的信心：“便是仙禁春深，御炉香袅，临轩亲试。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恁时、等着回来贺喜。好生地，剩与我儿利市。”
柳永想象着他参加了殿试，皇帝亲临现场，而他自己也定然能够高中榜首，甚至他想象着回来后众人向他道喜的场景。可是现实并没他想象的那样美丽，经过一番折腾，他铩羽而归。这个结果大出他事先所料，因为期望值过高，这让他对落榜这件事颇为不满，于是写出了那首很有名气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的这首词作得十分洒脱，他说自己因为一时大意，偶然失去了头魁的宝座，但他觉得无所谓，即使没有功名，他也觉得自己能够达到的水平。既然那些人看不上自己，那不如就沉湎于女人堆中快快乐乐地享受，把那虚名换作人生的愉悦。
从柳永的人生志向来看，他还是有着正统的儒生观念，那就是通过苦读考取功名，而后通过做官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但越是聪明的人越会自负，因此一旦受到意外的挫折，那他暴发出来的不满之气则比普通人要大得多。
其实他的这首《鹤冲天》也不过就是考砸了后的一时发泄，但别人不这么看，有人抓住他的这首词，认为他的所写就是他真实心态的描绘。如果一般人这么想也就罢了，如果皇帝也这么想，那就成了天大的事儿，而不幸的是，正是因为柳永的词写得好，所以他的作品连皇帝都会留意，而这首《鹤冲天》就给他带来了烦。
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中载有这样一段话：“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
这段话的前三句是说，宋仁宗喜好高雅的儒学，他反感于社会的浮夸风气，而柳永喜好写艳词，这类的词显然不合宋仁宗的味口，恰好他的这首《鹤冲天》也被仁宗留意。某年，柳永又去参加科考，皇帝在御览时看到了他的名字，于是说：还是让他到女人堆中去享乐吧，何必要这样的浮名？！于是皇帝的一句话就断送了柳永的前程。
这样的结果显然柳永没有想到。其实他原本叫柳三变，因为皇帝记住了这个恶名，他为了让自己能够有转运的机会，于是就改名为柳永，此后他就就以柳永之名参加科考。可能真是换了个马甲，皇帝就不知道他是谁了，故到其晚年总算考中了进士，而后做了几任小官，他的高职务是屯田员外郎，这个官的级别仅是从六品。可见，其一生都不得志。也正因为这个官职，后世又把他称为柳屯田。
但有时坏事也会变为好事，柳永因为写词而遭到了皇帝的反感，使他沉寂于下层，但这个结果使得他把人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作词上，（图19、20）这才诞生了中国历史上位中国大词人，而这个结果也确实跟皇帝对他的斥责有着直接的关联。
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九中引用了《艺苑雌黄》中的一段话：“柳三变‘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旨填词柳三变’。”
柳永考不上功名，于是就通过其他关系疏通门路，当时的官员任命权在皇帝手里。皇帝听到别人的推荐后，问是不是那个喜欢写词的柳三变，别人说正是他，于是皇帝称：让他去填词吧。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不要来做朕的官儿。这个结果让柳永很无奈，他为了生活只能住在妓院里，通过给那些歌妓写词来得到一些报酬，显然，他得到的润笔不低，因为他打出了一个金字招牌：他号称是遵奉皇帝的命令，来专业地写词。
看来，柳永化被动为主动，果真起了效果。清沈雄在《古今词话》上卷中说：“柳永曲调传播四方，尝候榜作《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闻之曰：‘此人风前月下，好填词去。’柳永下第，自此词名益振。”沈雄说，柳永虽然没有考取功名，但因为他巧妙地利用了皇帝的斥责，反而使得他声名远播。显然，这只是一种臆断。从创作手法来说，柳永的词确实写得高明，即使没有皇帝对他的斥责，他的词也同样对那个时代的有着很大的影响。
但问题是，皇帝为什么仅因这样一首词就会对他这样的反感呢？杜若鸿在《柳永及其词之论衡》一书中认为：“深层原因则系于仁宗之朝政治文化的时代转向”，任何问题一旦涉及到了政治，就无法以一般性的思维进行分析。既然赶上了这种社会氛围转向，那只能说这是柳永的运气差，故而杜若鸿在该专著中评价到：“大胆率直的艳冶不典之词，与仁宗朝以后的主流审美标准格格不入。”
如前所说，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只有考取功名才是正统的出身，柳永写艳词遭到了皇帝的反感，虽然他可以靠填词来讨生活，但这毕竟不如当公务员既荣耀又有稳定的收入，于是他就继续参加科考。不知他考了多少次，终于在宋景祐元年考中了进士，而后他当上了几任小官，其中做过余杭县令。《余杭县志》中记载有他做县令时的业绩，其中有“百姓爱之”这样的赞誉，看来他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正常的工作中有所作为。
可惜的是，像柳永这样聪明绝顶的人，他往往会因为自己的聪明而因言获罪，具体到柳永，他就是因为写词而耽误了自己进行仕途几十年，但他做官之后仍然因为写词而引起了皇帝的恼怒，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卷八中有如下一段话：“柳三变……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菜》，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菜》。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看来，柳永只是个认真做官吏，不会巴结领导。柳永的这种傻实在让某位上级发了善心，想借机在皇帝面前让他表现一把，于是他就让柳永写了首词，趁仁宗高兴时让柳永呈上。写词当然是柳永的拿手好戏，于是他一挥而就，可是呈给皇帝后，皇帝的脸色很快就阴沉了下来，原来柳永不小心在词中用到的字句引起了皇帝的伤心，以至于很生气地把柳永所写之赋扔在了地上，从此再不提拔他。
这样的不走运，真让人替他惋惜。但人生的境遇确实没办法讲，通观柳永的一生，不知可不可以用“聪明反被聪明误”来形容。但天无绝人之路，也正因他这种不幸的遭遇，使得他只能把自己的聪明用在作词上。
柳永的填词不仅仅是按照前人的词牌进行创作，他有很多的发明，而其重要的贡献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慢词，同时有很多词调也是他所者，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称：“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在宋代所用880多个词调中，有100多调是柳永或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
对于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后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赞誉者认为他是词史的开创者，比如张端义在《贵耳集》卷上中引用了项平斋的话：“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叩其所云，杜诗柳词皆无表德，只是实说。”
觅词记(精装上下册) 作者简介
韦力，号芷兰斋，藏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研究院。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超级多的人。著有《古书之爱》《古书收藏》《芷兰斋书跋集》《得书记》《失书记》《觅宗记》等，另有与安妮宝贝合著《古书之美》。、《糜烂》、《红颜》、《无力岁月》、《不属于我的日子》、《纯色的沙拉》，话剧剧本《世纪人生——董竹君》、《董竹君》(合作)等。
商品评论(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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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老师关于中国历代著名词人踪迹的访寻。访寻之地，多为其墓地，墓地无处可寻或者在其他书里已经写过的，则以行经处代之。访寻的同时评点该名词人著名作品，多是搜集资料的堆砌及平铺直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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