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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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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 民国大家笔下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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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1965-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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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续编.第4册:1959-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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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续编.第3册:1957-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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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1954-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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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1949-1953
我们的诗文 本书特色
《我们的诗文》:深情笔墨,精彩文章,除了著述,还有课堂;除了教授,还有学生;除了学问,还有心情;除了大师之登高一呼,还有同事之配合默契;除了风和日丽时之引吭高歌,还有风雨如晦时之相濡以沫——这才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怀的“大学生活”,这才是让我们永远牵念的“北大中文”。
我们的诗文 内容简介
本书为北大中文系系庆纪念图书之一,精选了中文系师生的精彩诗文若干篇,呈现了各人除为师为学之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的一面。
我们的诗文 目录
我们的诗文 节选
《我们的诗文》内容简介:从马神庙到红楼再到如今的五院,北大中文系贯穿了中国学术百年,除了学者,中文系还出作家、诗人、政治家、企业家……我们梳理部分中文系人,用图说的方式呈现百年北大中文系的人文景观。“北大中文百年纪念”丛书,包括《我们的师长》、《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学友》、《我们的诗文》、《我们的五院》和《我们的园地》等6册。《我们的诗文》为《我们的诗文》,文集中的文字,都是中文系友的真情流露,每个从五院走出来的人,都对这片园地有着无尽的留恋。
我们的诗文 相关资料
一我自幼喜欢画画。抗战前,我在家乡江苏无锡上幼儿园,生活丰富多彩。老师教唱歌、画画、认字、背唐诗,我都喜欢,但是我最喜欢画画。有一天,老师让我和另两个娃娃走到矮矮的黑板前面,拿彩色粉笔画画。老师说,你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我没有多想,画了一朵花,花上有一只蝴蝶,旁边站着一个女娃娃,她可能就是我吧。老师夸我画得快、画得好,让小朋友给我鼓掌,说我是第一名。当时我大概是五岁,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从这时起,我想,长大了要学画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和弟弟妹妹随着父母逃离了家乡,辗转湖南、云南、四川,最后到重庆。颠沛流离的几年中,我只断断续续地上过两年多小学,其他时间全靠妈妈拿着自己买来的课本给我们姐弟三人补习。1942年春天,我在重庆沙坪坝幸运地考上了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一年级,和久违的美术课重逢了。特别幸运的是我还遇上了一位我终生难忘的好老师。当时教我们美术的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助教、著名美术家徐悲鸿的弟子谭勇先生。他按照大学艺术系那套正规的教学法教我们,让我们先好好打基础:画素描,画人物,然后出去写生。记得有一次,他让一位男同学穿上童子军装,当模特儿给我们画。最后,画得最好的两位同学中又有我一个。事情还这么巧,我们的同学很多是中大老师的子弟,徐悲鸿先生的女儿徐丽丽也和我同班。有时,徐先生来学校看望女儿,我也看到了他。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更增加了对绘画艺术的崇敬。当时老师看我有绘画的天分,就建议介绍我去读设在璧山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艺专是由抗战前的国立北平艺专和国立杭州艺专合并而成。我要是有机会到这样一个著名的美术学校读书,那该是多么幸运。但是父母不同意。那时我年纪还小,他们不放心我一个人离家独自在外读书,更重要的是他们怕我学了美术将来没有出路。我的二舅就毕业于杭州艺专,一直找不到对口的工作。1947年,我高中毕业,遵照父亲的旨意,我进了无锡江南大学中文系。文学也是我的所爱,但是学画画的梦想并没有熄灭。1949年,我转学到南京大学中文系。我提出想转到艺术系,被拒绝了。著名画家钱松目是我的同乡,我们两家还是世交。她的大女儿钱紫筠也喜爱美术,当时她就在南大艺术系。她建议我抽时间去艺术系听课,速写课都排在晚上,和我的课不冲突。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这么做了。当时艺术系主任是傅抱石先生,他常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来看我们画画。看了几次,他注意上了我。忽然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艺术系同意我转系。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但是它来得晚了一些。在中文系读了几个月之后,我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尤其是路翎先生给我们讲授“小说习作”课,经常夸我诗歌、小说写得不错。这样,我的画家梦就转向了作家梦。不过,画家梦并没有消失,只是在我的心灵深处埋藏了起来……二这一藏就是四十年。1988年末,有一天,我到黄庄买东西,碰见我的一位老邻居,好久没见了,谈起近况,她说:“我退休了,现在是在老龄大学学国画。”“老龄大学”!“国画”!这两个词,一下就吸引了我。最后,我弄明白了。就在海淀镇上,有一所老龄大学,已经办了四年了,离退休的老人都可以报名入学,学国画,学写字。当时已经快放寒假了,寒假以后就招新生。我一听乐坏了。我也是老人啊!过年就59岁,奔60的人了,眼看就该退休。我也去上“大学”。1989年春天,我就进了海淀老龄大学花鸟班,老师是郑宏涛先生。还记得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那个高兴啊,很多同学头发已经斑白,还像小学生那样兴奋和专注。许多同学都来得很早,好抢个前面靠讲台的地方,更清楚地看老师画范画。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先是讲怎么画梅花。他一面讲,一面在讲台上摊开一张宣纸,用墨和曙红画了一支梅花,然后又画了一只喜鹊落在花枝上。课后,我仿照郑先生的构思,画了一幅画,题字是《喜上眉梢》。下一节课,我带到课堂上(每个同学都把自己的作业挂在墙壁的四周,让大家评论观赏)。很多同学都认为我这幅画画得不错,值得装裱起来(其实我是画了七八张才有了这张较好的)。这幅画装裱后就挂在我家客厅的墙上,二十年了,仍然很耐看。我画画已经中断了几十年,重拾起来一下就上了瘾。可是当时我的教学任务很重,带第二届硕士研究生,本科还有几门课。我主要是教戏剧,为了扩大领域,我试着加进电影的内容。但苦于看不到好的电影,就到电影学院去听课,上午上课,下午可以看一场当时在国内其他地方绝对看不到的新电影。这样做,每周就要花~天的时间。我是民盟盟员,还有一些民盟的工作要做。时间不够用,我很苦恼。说来也巧,这时候,我听说学校积压的副教授太多,出台了鼓励提前退休的政策。我想,我已经工作了快四十年了,应该给自己留下一点时间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请。退休以后,我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中国画的学习,圆我儿时的梦。三我在老龄大学最初是学写意花鸟,我最喜欢画牡丹。现在我还保存着很多那时候的牡丹画稿,多到连我自己都有点不敢相信。一张张,一卷卷,左一朵,右一朵,全是牡丹。是啊,要画好一幅牡丹,首先要画好每朵牡丹。为此,我不知道画过多少个“花头”。怎样画花瓣?怎样画花蕊?怎样掌握花色的浓淡?一枝花中的几朵该怎样布局?为此,我不知道绞了多少脑汁,画秃了多少支笔。慢慢地,从生到熟,心中有数了,手也听话了。同学们看我写意花鸟画得不错,又拉我学工笔花鸟。当时是著名的工笔画家田世光先生的公子田镛任我们的老师。他不但功底深,还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洋画的因素,画得更加活泛、生动。我一下又被迷住了。从此,我的“圆梦之旅”就像洪水冲破了闸一样,一泻不可阻挡。海淀老龄大学的国画教学门类非常丰富。按大类,有写意,有工笔;按内容,有花鸟,有人物,有山水;同样是花鸟,又有不同风格的老师教授,任你挑选;与画有关的,还有书法、装裱。大多数课都有初级班、中级班、高级班,有的半年,有的一年,三个班结业以后,有兴趣还可以上研究班。一切非常正规,每读完一个班的课程,都发给结业证书。每当开学我拿到教学计划的时候,真是心花怒放,什么都想学。1994年老龄大学建校十周年纪念册中的学员名录上,有三个班都有我的名字:山水中级班,齐派花鸟专修班,工笔花鸟研究班。最多的时候,我同时读五个班,差不多每天都有课。跟小学生一样,每次上课,老师总要布置作业,留下几份范画,让大家临摹。范画数量有限,一个小组一份,只能大家轮着画。一个人画完,送到另一个人家里。你拿到范画就要尽快画,画完了再送给另一个同学。一个学期上几门课,就要同时完成几门课的作业。我除了在老龄大学学画之外,还参加了北大老年书画协会的一些活动。我还利用一切机会丰富自己,多方面吸取营养:看画展、阅读美术书刊、到风景名胜旅游、收集各种美术资料。那些年,我是中国美术馆的忠实观众。可是每次参观都是匆匆忙忙。我的老母亲那时快九十岁了,我得给她做中饭。当时交通又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来回要花两个多钟头。所以留给我看展览的时间就很有限了。每次总是尽量早早地出门,带一个照相机。看哪张画我喜欢,对我有参考价值,我就拍下来。常常是看得兴头正足,一看表,10点多了,连忙往回赶。十多年,我看了多少次展览我也记不清了,现在还保存的门票就有一大包。那时候,挂历非常盛行,有很多挂历都是印的古代的名画,山水、人物、花鸟都有,我经常拿来临摹。于是挂历又成了我收集的重点之一。朋友们知道了,到年末也都把过期的挂历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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