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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史 版权信息
- ISBN：9787542678133
- 条形码：9787542678133 ; 978-7-5426-7813-3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中国法律史 内容简介
本书针对的是有一定法学基础的研究生，因而结构体例采用专题形式，这样问题探讨更为具体和集中，理论性更好。以专题形式撰写，也符合学术研究的特点。在专题选取上不求面面俱到，侧重于基本的、重要的、体现传统法律文化特色的专题，以更好体现本书稿的价值所在。由于《中国法律史》包括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两个层面，本书稿单列了一些法律思想专题，在一些制度性的专题中也融入一些古人的法律思想。
中国法律史 目录
导论
**讲 法律起源
第二讲 儒家法律思想
第三讲 墨家法律思想
第四讲 道家法律思想
第五讲 法家法律思想
第六讲 传统立法
第七讲 土地制度
第八讲 婚姻家庭继承制度
第九讲 五刑
第十讲 科举与监察
第十一讲 法律儒家化
第十二讲 清末变法修律
**讲 法律起源
第二讲 儒家法律思想
第三讲 墨家法律思想
第四讲 道家法律思想
第五讲 法家法律思想
第六讲 传统立法
第七讲 土地制度
第八讲 婚姻家庭继承制度
第九讲 五刑
第十讲 科举与监察
第十一讲 法律儒家化
第十二讲 清末变法修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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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史 节选
《中国法律史》： 首先，农村经济没有活力，农民生活艰难。在土地占有的不均衡之下，无地少地的农民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忍受占土地粮食收成一半左右的封建重租，终年劳累难得温饱，遇到灾年或者家庭变故更是生存堪忧。除了地主的剥削还有高利贷主的剥削，造成了底层社会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农民没有资本投资反过来又会影响土地的出产。尽管清代地主和佃户之间的东佃关系多不再具有人身隶属性，但各地租佃习俗中地主拥有租佃关系绝对的控制权，清代法律干预较少，导致非永佃农即便有能力也不愿投资改良地力，否则更容易招致地主的收地换佃。尽管永佃制代表了租佃制经济生产力*高阶段，但到了一田二主顶峰后逐渐走向了保守。 其次，过时的重农抑商政策在清代仍然存在，商品经济发展艰难。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繁荣和进步的必然趋势，但清政府对外闭关锁国，对内重征商税。清代盐有盐税，矿有矿税，茶有茶税，酒有酒税。一般商品营业有牙税，过关有关税，到市场出售还有落地税。再加上一些官吏的勒索，工商业无法扩大再生产，许多商人将商业资本投向土地。此外，清政府还继续推行过时的禁榷制度，对重要物资实行官府垄断经营，违者治罪，如《大清律例》规定：“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凡贩私茶者，同私盐法论罪。” 再次，科举选才固步自封，存在严重的机制弊端。作为选拔官员重要途径的科举制度，自明代以来考试内容仍然是四书五经，虽然四书五经是古圣先贤的思想，凝聚了精深的传统文化，但同时期西方自然科学在迅猛发展，而我们还仍然固步自封。科举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好的出路，不考自然科学，应试学子们自然不关心、不学习自然科学，毕竟备考精力有限，同样也就少有人去研究自然科学，长久以往终将是自然科学的落后和科技的全面落伍。而且，八股文这种僵化的考试形式除了讲“伟大的空话”外，也难以考量应试者的真才实学。不是科举这种“学而优则仕”选才方式不好，而是具体选才制度的僵化不利于新式人才的培养和选拔。再者，科举将社会*好的人才都吸引到官场，没有实现人才资源在全社会的合理分配，某种程度甚至是人才浪费，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 *后，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集权统治和专制文化在清代仍然牢固地存在，控制着整个社会。当西方自由、平等和人权思想已经充分发展起来时，清代广大底层民众仍然生存在社会的压榨和奴役中。君权独大，封建官僚们享有一系列的特权，作威作福，《大清律例》对百姓而言更多的只是义务。三纲五常仍然是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封建伦理道德教导百姓做逆来顺受的顺民。 哪里有压制哪里就有反抗，高度的专制统治和残酷的封建压榨带来的必然是民怨的沸腾，再加上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割地赔款负担*终都转嫁到了百姓身上，进一步加剧了民不聊生，激化了阶级矛盾。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影响较大的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和云南回民起义，旷日持久，尽管*终被镇压了，但对清政府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这些国内阶级矛盾从根本上讲是积弊丛生僵化的封建制度造成的，不变革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别无他途。 （二）国际背景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并寻求海外市场的时候，在商品销售、投资市场和原料供给方面与大清帝国加强经贸往来是必然事情，这是资本本性决定的。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和对外商鸦片贸易的禁止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随着军事入侵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列强获得了一系列特权，中国失去了主权和领土完整，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列强的军事侵略、割地赔款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底层民众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榨。 列强坚船利炮的入侵，也让一些开明官僚们“睁眼看世界”，明白了科技落后、器不如人，不再妄自尊大。“师夷长技以制夷”，一场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火热地开展起来了，洋务派官僚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成立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械制造厂等一系列军工厂，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邮政、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新式人才，并组建了北洋海军。尽管洋务运动在发展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国防事业和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没能挽救民族危亡。1894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破产了。洋务运动失败说明求强治夷的真正出路不是“变器”而是“变道”，更关键的不是发展科技，而是变革落后腐朽的上层建筑。 此外，西方文化的输入也给中国民众带来了近代思想启蒙。明末清初就时有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代表性的有意大利的利玛窦、德国的汤若望、比利时的南怀仁等等，他们带来了一些西方文化。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的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在传教的同时，他们带来了西方文化著作，并在中国创办报刊，介绍了西方学说，传播了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观念，启蒙了生活在封建枷锁专制统治下中国民众的思想。此外，中国近代留学生在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引入了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输入，为清末变法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减少了变法的社会阻力。 ……
中国法律史 作者简介
陈和平（1971-），法学博士，江西九江人，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硕士生导师，从事法律史、法律逻辑和革命根据地法教学研究工作；在中文核心（及以上）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十多篇，其中两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学术专著一部（2017年获得“江西省第十七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编著两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项（成绩良好）、省级课题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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