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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研究论丛 第31辑 版权信息
- ISBN：9787030735379
- 条形码：9787030735379 ; 978-7-03-073537-9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宋史研究论丛 第31辑 内容简介
《宋史研究论丛》是已故有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创办的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学术论文集刊。本集刊注重学术研究中的“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主要刊发宋史领域学术论文，兼及辽夏金元史。此为第31辑，收录37篇学术专论，分为宋代政治史研究、宋代经济与社会史研究、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文献与考证、辽金元史研究、综述等栏目。本辑所刊论文，或研究考证提出新见，或发掘新史料，为学界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此外，2021年8月30日至31日，中韩第九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举行，本辑收录了部分参会论文，可供宋辽夏金元史研究者和爱好者参阅。
宋史研究论丛 第31辑 目录
目录
宋代政治史研究
唐宋时期起居注的变迁—以皇权渗透为研究视角 郑鹏（3）
宋太祖霸府僚佐与宋初的政治格局 闻轩轩 （16）
北宋重要经筵官对皇帝的影响 魏彦红 王文书（33）
北宋后期都、副总管边防统兵权力的演变—以政局变迁和边防危机为视角 王战扬 （53）
从南宋初期检详任官看枢属向宰属的融合趋势 于士倬 （63）
举官自代与南宋士人关系—以周必大的七次举官自代为中心 陈曦 吴昊（95）
论南宋孝宗朝内禅书写与话语空间 张婧（110）
成本管控与宋代行政官员的贪腐问题 王晓龙 黄昌付（122）
宋代经济与社会史研究
北宋治河物料筹集政策研究 王琳珂（133）
宋金时期河北地区的物资转输 —以行政区划为视角 张勇 卢子蒙（145）
宋代水利工程碑记述论 王俊（152）
覆师之痛—论疾病对北宋熙宁战争的影响 赵瑶杰（166）
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
十至十二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兼论契丹与宋对等外交的开展 杨永亮 于海（179）
军事对抗与信息沟通—禹藏族与宋夏兰州争夺战的展开 岳凯峰（187）
南山东传—辽宋与高丽在佛教律学上的交流 国威（201）
辽金时期松嫩流域使用篦纹陶族群研究 孟庆旭（216）
宋、金、蒙古政局变动下的华北武装团体政治抉择研究—以红袄军李全集团为例 曹文瀚（227）
文献与考证
北宋宋敏求诗文编年辑考 张雯（241）
两宋时期三国史研究中的经世致用理念 缪喜平（258）
追复元祐党与南宋官方历史书写—以张商英为中心的考察 胡斌（268）
人神互动 —张商英与李长者信仰 庞鸿志（285）
“护驾功臣”与“油浇石佛”—墓志内外所见南宋南渡士人宋煇“历史形象”析论 肖红兵（297）
新见古籍纸背南宋仓库文书的性质及意义 付春梅 杜立晖（314）
《全宋文》补目十三篇 —兼述宋代四明李氏家族的兴替 王建勇（328）
宋代南丰曾氏家族的家学与教育 刘永强（341）
点校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间讹误订补 陈豫韬（350）
早期的丰台—元代远风台考 李永强（374）
朱元育对宋代先后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王楠（385）
辽金元史研究
辽代捺钵的物资供应 张敏（401）
辽圣宗云中知遇张俭考论 冯科（411）
辽宁阜蒙县金代千人邑碑考—兼论辽金时期的民间佛教信仰 胡娟 齐伟（419）
殿前都点检司与金代政局 张宝珅（427）
“仕进门户”—金代承荫人的几个主要入仕途径 于洁（438）
金代女真人“超迁格”问题补论 闫兴潘（454）
长贰有别 —金代广宁府官员选任特点 边昊（462）
答己太后干政与元朝之特质 张建伟（472）
综述
20世纪以来宋代乡村问题研究述评 范帅（483）
宋代政治史研究
唐宋时期起居注的变迁—以皇权渗透为研究视角 郑鹏（3）
宋太祖霸府僚佐与宋初的政治格局 闻轩轩 （16）
北宋重要经筵官对皇帝的影响 魏彦红 王文书（33）
北宋后期都、副总管边防统兵权力的演变—以政局变迁和边防危机为视角 王战扬 （53）
从南宋初期检详任官看枢属向宰属的融合趋势 于士倬 （63）
举官自代与南宋士人关系—以周必大的七次举官自代为中心 陈曦 吴昊（95）
论南宋孝宗朝内禅书写与话语空间 张婧（110）
成本管控与宋代行政官员的贪腐问题 王晓龙 黄昌付（122）
宋代经济与社会史研究
北宋治河物料筹集政策研究 王琳珂（133）
宋金时期河北地区的物资转输 —以行政区划为视角 张勇 卢子蒙（145）
宋代水利工程碑记述论 王俊（152）
覆师之痛—论疾病对北宋熙宁战争的影响 赵瑶杰（166）
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
十至十二世纪北方游牧民族意识的觉醒—兼论契丹与宋对等外交的开展 杨永亮 于海（179）
军事对抗与信息沟通—禹藏族与宋夏兰州争夺战的展开 岳凯峰（187）
南山东传—辽宋与高丽在佛教律学上的交流 国威（201）
辽金时期松嫩流域使用篦纹陶族群研究 孟庆旭（216）
宋、金、蒙古政局变动下的华北武装团体政治抉择研究—以红袄军李全集团为例 曹文瀚（227）
文献与考证
北宋宋敏求诗文编年辑考 张雯（241）
两宋时期三国史研究中的经世致用理念 缪喜平（258）
追复元祐党与南宋官方历史书写—以张商英为中心的考察 胡斌（268）
人神互动 —张商英与李长者信仰 庞鸿志（285）
“护驾功臣”与“油浇石佛”—墓志内外所见南宋南渡士人宋煇“历史形象”析论 肖红兵（297）
新见古籍纸背南宋仓库文书的性质及意义 付春梅 杜立晖（314）
《全宋文》补目十三篇 —兼述宋代四明李氏家族的兴替 王建勇（328）
宋代南丰曾氏家族的家学与教育 刘永强（341）
点校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间讹误订补 陈豫韬（350）
早期的丰台—元代远风台考 李永强（374）
朱元育对宋代先后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王楠（385）
辽金元史研究
辽代捺钵的物资供应 张敏（401）
辽圣宗云中知遇张俭考论 冯科（411）
辽宁阜蒙县金代千人邑碑考—兼论辽金时期的民间佛教信仰 胡娟 齐伟（419）
殿前都点检司与金代政局 张宝珅（427）
“仕进门户”—金代承荫人的几个主要入仕途径 于洁（438）
金代女真人“超迁格”问题补论 闫兴潘（454）
长贰有别 —金代广宁府官员选任特点 边昊（462）
答己太后干政与元朝之特质 张建伟（472）
综述
20世纪以来宋代乡村问题研究述评 范帅（483）
展开全部
宋史研究论丛 第31辑 节选
宋代政治史研究 唐宋时期起居注的变迁—以皇权渗透为研究视角 郑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610207） 摘要：在皇权渗透下，唐宋时期的起居注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衍变。首先，唐初史官构建的“君不观史”传统被打破，宋初形成进御制度，起居注成为皇帝的审查对象。其次，先秦至唐代的史官大多以“君举必书”为*高原则，宋初由于“君不观史”传统的破坏及政府对国史的政治高压，“国恶不书”成为起居官书写的潜在规则。*后，在皇权压制下，起居官侍立地点距离皇帝越来越远，直至无法观察、记录皇帝言行。唐宋时期的起居注虽然在制度建设上已臻完善，造册数量也达到巅峰，但如果从皇权渗透的角度重审，可以发现起居注在繁华表象的背后，已经逐渐走向衰落，几近沦为一项政治任务。 关键词：起居注；君不观史；国恶不书；立非其地 对于帝王言行的记录一直是古代史官的一项重要职责，《礼记 玉藻篇》所言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或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实，但反映出早在周代，史官就已经开始对帝王的起居言行进行记录。汉代伊始，虽时修时辍，但几乎历朝都修有起居注。唐宋之际，官方修史机构已臻完善，由起居注到国史的本朝国史系统也基本成型，作为本朝国史*上游的史料，起居注的地位逐渐受到官方重视。由于起居注以皇帝为记注对象，随着官方对国史垄断的强化，皇权对起居注的渗透也不断加深。学界对唐宋时期的起居注已经有了一些研究，不过关注点聚焦于对撰修机构、史官设置、史料来源、修撰体例等基本问题的考证。本文试图转换研究视角，并将唐宋视为一个研究单元，考查该历史阶段内起居注在皇权渗透下发生的一系列衍变，希望能够以此深化对皇权与官方修史关系的认识。 一、由君不观史到进御制度—皇帝审查起居注制度的建立 在中国官方修史场域中，曾出现过君不观史的独*现象。当帝王要求观看本朝国史时，史官往往会以帝王不观国史的传统加以拒绝。相比国史系统中的其余部分，由于起居注直接以帝王为记载对象，帝王观看起居注往往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如贞观十三年 （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唐太宗欲观起居注，“以自警戒耳”，褚遂良对曰：“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宋仁宗时，余靖论道：“故立史以谨其言行，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以示后嗣，欲其畏后世之名而不敢过举者也。 古者帝王不得见当代之史，何则？史之为书，不隐恶、不虚美，谓之实录。”胡寅探讨为何古代多信史时说：“古者史官世掌其职，大臣不与，天子不观，故得直笔取信于后世。”元朝皇帝也因受到约束而无法阅读起居注：“文宗在奎章阁，有旨取国史阅之，左右舁匮以往，院长贰无敢言。思诚在末僚，独跪阁下争曰：‘国史纪当代人君善恶，自古天子无观阅之者。’事遂寝。”此处之“国史”实际上专指起居注。 至清代，康熙帝曾言：“《记注册》，朕不欲亲阅。朕所行政事，即不记注，其善与否，自有天下人记之。”这些史料似乎反映出自古以来就有君不观起居注的传统，以致今天部分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君不观史是否自古就有，或进一步说，君不观史到底出现于何时？目前学界对这个问题尚未做充分探讨，有必要在此先做研究。 起居注的确立，至少可追溯至汉代。《隋书 经籍志》将汉武帝时期的《禁中起居注》与后汉明帝时期由马皇后所撰的《明帝起居注》视作起居注的起源。以《明帝起居注》观之，马皇后以其与明帝相当亲近的身份撰修起居注，明显与君不观史的观念相悖。由此，许殿才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中说：“但以皇后身份亲撰起居注，与后世史官专掌此职，且帝王不得过问的做法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可知，在起居注诞生初期，并未出现君不观史传统。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旧有很多帝王亲阅起居注的记载。前秦苻坚曾“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有其母辟阳之宠的记载，“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此外，刘聪、石虎、慕容垂等都曾亲阅注记，并以此追究史官的责任。更有甚者，桓楚君主桓玄亲撰起居注“叙其距义军之事” ，乃首位自撰起居注的皇帝。 既然君不观史传统并非自古就有，则又形成于何时呢？乔治忠先生根据西魏史官柳虬提出史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非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也”，推断出起居注不令君主观看的传统起源于北朝政权，对君不观史的起源问题做了初步探索。不过，对北朝起居注制度有创设之功的孝文帝也曾多次观看记注以作考课，证明当时尚未正式形成君不观史传统。 笔者推断，君不观史传统应该正式形成于贞观年间。*早论及君不观史的是唐太宗，据《唐会要 史馆杂录上》记载，贞观九年（635年）十月十六日，唐太宗诏旨：“以起居记录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上文已论证，前代并无帝王不观起居注的传统，唐太宗为何有“人主不见”之说呢？其实，北朝至隋唐，随着官方修史机构的完善，政府对本朝国史撰修的控制有渐强之势，独占、保密原始史料为掌控国史话语的*关键步骤，起居注涉及中央行政机密且与*高统治者的形象息息相关，其禁密化更加明显。史官往往将起居注草稿直接送至史局秘密存档，以待日后修史之用，这也就是柳虬“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所指。由于保密机制的存在，日理万机的皇帝若非有意观看，则很难直接接触起居注，故唐太宗有“人主不见”起居注之感。而朱子奢未必不知前朝帝王可以观起居注，但他却顺承唐太宗的旨意，对“人主不见”大做发明：“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 至于会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 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 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朱子奢深知史官与皇帝在政治地位上的悬殊，试图将起居注政治绝缘化，并将君不观史构建为起居注独立的制度依仗。唐太宗于贞观十三年（639年）又问谏议大夫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将唐太宗此处的疑问与上文“人主不见”相观照，可知唐太宗的确不知皇帝能否观起居注。褚遂良对曰：“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褚遂良的语言和态度，均与朱子奢极其相似，可以说是对朱氏观点的直接申引。唐太宗又向心腹房玄龄询问“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房玄龄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值得注意的是，房玄龄所说的“不得见也”与朱、褚所论的“人主不见”相比有本质不同，后者的决定权在皇帝，人主可不见，必要时也可见；而“不得见”则剥夺了皇帝在观看起居注方面的主动权。从北朝开始的起居注禁密化进程*终在贞观年间的君臣互动中形成了君不观史的“伪传统”。唐太宗从此再不提观看起居注之事，转而令房玄龄“撰录进来”，开启了唐代实录的撰修。此后，终唐一朝，每当皇帝想观看起居注时，史官都能以君不观史的观念予以回驳。君不观史作为“祖宗之法”影响了整个唐代，除了唐文宗“尝取观之”，起居注一直是皇帝视线的禁区。 五代十国时期，史官继承了这个观念，并将之扩展到实录。后蜀广政十四年（951年），“修成昶《实录》四十卷”，孟昶“欲取观”，宰相李昊说：“帝王不阅史，不敢奉诏。” 到了宋代，唐初建立起来的君不观史传统被完全打破。宋代皇帝阅读本朝国史*早的记载是宋太宗阅读并修改《太祖实录》，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命翰林学士李昉等修《太祖实录》”，到“五年九月甲辰，史馆修为五十卷以献” 。严格说，唐代君不观史的范围虽主要指起居注，但大部分时期皇帝要看实录也是比较困难的，更未见史馆毫无异议“进献”实录之事。史馆进献《太祖实录》之后，宋太宗感觉实录“漏略”太多，“近取《实录》入禁中，亲笔削之” 。不仅亲阅实录，还亲笔修改，这在唐以降尚属首例。在此过程中，完全未受到来自史官的阻力，史官与皇帝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然而，宋太宗仍不满足于对实录的操控。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直史馆胡旦请求恢复时政记。八月，宋太宗从其请，命李昉典领。当月，李昉上言：“‘所修时政记，请每月先以奏御，后付所司。’从之。”形成了时政记进御制度。雍熙四年（987年）九月，胡旦领衔修国史，“未几，撰成三卷，先以进御”，国史草本进御制度形成。有了以上铺垫，淳化五年（994年），宋太宗应张佖设左右史职之请，“乃置起居院于禁中”，令梁周翰、李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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