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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文集: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三个敌人 版权信息
- ISBN：9787544780254
- 条形码：9787544780254 ; 978-7-5447-8025-4
- 装帧：一般纯质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伯林文集: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三个敌人 本书特色
《自由及其背叛》包含了伯林对自由观念的发展中经历的诸多波折，遭受的诸多反对的独特洞见。是20世纪自由观念发展的核心成就之一。 译者赵国新不仅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补译增订，而且对全文进行了逐句修订，确保精准表达伯林之思想。
伯林文集: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三个敌人 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1952年伯林在BBC第三套节目所做的系列演讲整理而成，囊括了伯林关于自由与观念史的原创洞见。伯林向我们表明，正是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等哲人对自由观念的滥用和误读，妨碍了自由观念的发展，也阻碍了个体自由的实现。要真正理解自由，就必须从这些自由卫士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赋予自由过多的王冠和权柄。
伯林文集: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三个敌人 目录
前言：先知以赛亚（恩里克·克劳泽）
编者前言
导论
爱尔维修
卢梭
费希特
黑格尔
圣西门
迈斯特
第二版附录
《两种自由概念》：早期稿件
参考文献
索引
编者前言
导论
爱尔维修
卢梭
费希特
黑格尔
圣西门
迈斯特
第二版附录
《两种自由概念》：早期稿件
参考文献
索引
展开全部
伯林文集: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三个敌人 节选
我要考察的这六位思想家，都是法国大革命前后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探讨的问题属于政治哲学中始终存在的问题，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政治哲学才是道德的分支，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的分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过于庞大的主题，在此我不想分析它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夸张和简单化，把这些问题只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足够了：“为什么某一个体应该服从其他个体？为什么每一位个体都要服从其他个体或者由个体构成的群体和整体？”当然还有大量的其他问题，例如，“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服从？”以及“他们什么时候不再服从？”还有其他与服从无关的问题，诸如国家、社会、个体、法律的意义问题。但是，为了达到政治哲学的目的——它的目的与描述性的政治理论或社会学的目的正相反，在我看来，核心问题恰恰是：“为什么任何人都要服从其他人？” 我所关注的这六位思想家——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和迈斯特都处理过这些问题。他们生活的时代相距不远。爱尔维修死于1771年，黑格尔死于1831年；这不过是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这六位思想家还有某些共同的特性，因此，探讨他们不失为一件趣事。首先，他们都出生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所谓黎明阶段。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描述这一时代——它经常被称为自由民主制时代或中产阶级上升时代。不管怎么说，他们诞生于一个时代的起点，而我们或许正生活在它的终点。但是，无论这一时代是否正在消逝，就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显而易见，他们是*早的一批在言语方式上与我们直接相似的思想家。毫无疑问，他们之前固然有伟大的思想家，那些人可能比他们更有原创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圣奥古斯丁、但丁和马基雅维利、格劳修斯和胡克、霍布斯和洛克。与我要探讨的这些人的观念相比，他们阐述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更深刻、更有创见、更大胆以及更有影响。可历史却把他们与我们隔断，我们无法轻而易举或驾轻就熟地阅读他们的著作，我们无法直接领悟他们的著作。我们无疑能够看出，我们的观念源于这些早期思想家，可我们的观念与他们的观念不是一回事儿，而我更愿意认为，这六位思想家使用的语言还是直接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爱尔维修谴责无知、残酷、不公正和蒙昧主义；卢梭义愤填膺地痛斥艺术和科学以及知识分子，替（或自以为在替）简朴的人类灵魂张目；黑格尔和费希特赞美组织有序的庞大整体，也就是他们所从属的国家组织，而且还谈到奉献、使命和民族义务，以及在执行共同的任务当中与他人认同所获得的快乐；圣西门谈到，生产者将来会生活在消除一切争执的社会里，在这个社会，工人和资本家都团结在某一合理的制度之下，我们所有的经济顽症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苦难，将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后，迈斯特将生活描述为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不断的斗争，让人不寒而栗，在这个浸透鲜血的战场上，弱小、无力和邪恶的人类彼此厮杀不停，除非动用*严格和*有力的禁律才能震慑住，人只是偶尔才能超越自身，应对自我奉献或自我牺牲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当这六位思想家阐述这些观念的时候，针对的是我们和我们所在的时代。这是上述思想家另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地方。尽管他们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与他们看似相关的那种形势，他们好像已经心知肚明，而且运用了不同寻常的见解加以描述，那种形势通常既是19世纪的特色，又是20世纪的特色。他们以惊人的远见和技巧加以分析的，似乎正是我们所在的时代。这也是他们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当我说他们具有这些令人称奇的预言本领的时候，我倒愿意说他们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预言家。伯特兰·罗素曾经说过，读大哲学家的理论（不是读数学家或逻辑学家著作，他们处理的是符号，而非经验事实或人类特征），需要着重考虑的是，他们都拥有某种核心的生活观，拥有生活为何物，以及应当如何生活的观念；并在阐发自己的体系时透露出灵巧、微妙和明晰，偶尔还体现出深刻，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体系，在人类重要哲学家的著作里出现的所有的伟大思想机器，通常只是内在堡垒的外围工事——对抗袭击的武器，对反对意见的反对、对驳斥的驳斥，试图预先阻止和反击针对他们的观点和理论的批评——实际和可能的批评；除非我们穿过这一层由防御性武器构成的火力网，深入那个核心的、和谐一致的内部观念，否则，我们便无从了解他们究竟想说什么。那种核心的观念通常不是精致和复杂的，而是简单、和谐的，而且容易被视为一个整体。 这六位思想家都有这种观念。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把它与他们的门徒、读者甚至一些对手联结在一起。一位哲学家或思想家在某一方面显得伟大正是因为做到了这一点。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思想家可分为两类。**种思想家回答先前提出的问题，此前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他们的回答有一定程度的见解、洞察力和天才，这样一来，这些特定的问题就无须再次提出，至少不再像从前那样提出。例如，牛顿就属于这类思想家，他解决了此前一直令许多人困惑的问题；他的回答简洁清晰，他的答案极具说服力和严密性。贝克莱和休谟，以及严格来说算不上职业哲学家的思想家，例如托克维尔，或者托尔斯泰这样的小说家，都可称得上是这类思想家。他们都属于回答古人提出的问题的人，那些问题已经让人类困惑了许多世纪，至少在某些人看来，他们的回答似乎就是*终答案。 可是，还有一些思想家，他们的伟大体现在另一方面：他们不是回答以前提出的问题，而是改变了问题自身的性质，变换了那些问题之所以成其为问题的视角；不是解决了问题而是强烈影响了他们的谈话对象，让谈话对象“换一种眼光”来看待事物，按照当前的眼光，以前的不解之谜和问题不复出现，或者说，至少不再作为相当紧迫的问题出现。并且，如果问题变了，问题的答案似乎变得多余。修改问题的人篡改了范畴本身，篡改了我们看待事物所依据的框架。这种篡改当然是很危险的，它对人类既可以产生积极影响，又可以产生消极影响。我想到的是诸如柏拉图和帕斯卡、康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思想家，就某种特殊意义而言，他们被认为是比其他天才人物“更深沉”、“更深刻”的思想家，因为他们达到了足以改变人们整个生活观的境界，这样一来，可以说人们几乎*终改变了信仰，好像经历了改宗似的。 我不想替这六位思想家说话，声称他们都是或几乎都是这种不同寻常意义上的天才人物，危险的天才人物。他们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那些接受他们观点的人，那些受他们影响的人，受到的并不是某个具体论点的影响，也没有将这类思想家仅仅视为一个漫长的、精深细致的观念时代的终点，这个时代还有其他思想家，他们只是那些思想家的领袖，或只是在某方面比那些人高出一筹。相反，人们在这六位思想家那里受到的影响，就好像有人置身于不同以往的关系之中，突然改变自己的视角，从而受到影响一样。在这方面，这六位思想家也都完全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而且是很有意思的特征。虽说他们都探讨过人类自由问题，而且，或许除了迈斯特之外，他们都赞赏人类自由——在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激情洋溢地为人类自由申辩，而且自认为是他们所谓真正自由的*真诚的捍卫者，这种自由与各种似是而非或有缺陷的自由截然对立——然而，到*后，他们的学说却与通常意义上的个体自由或政治自由相抵，例如英国和法国的大自由主义思想家所鼓吹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洛克、托马斯·潘恩、威廉·冯·洪堡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孔多塞及其友人，还有法国大革命之后贡斯当和斯达尔夫人所理解的自由；这种自由的主要内容体现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见解之中，密尔说，自由就是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塑造个人生活的权利，去创造他们尽可能丰富多样地（如果有必要的话，尽可能离奇古怪地）发展他们天性的环境。对此，唯一的障碍是需要保护他人享有相同权利，或者保护他们的共同安全，所以说，就这种意义而言，如果没有哪个机构或个人干预我，我就是自由的，除非它或他的干预出自自我保护的目的。 就这种意义而言，这六位思想家都敌视自由，他们的学 说在某些方面显然与自由背道而驰，他们不仅在19世纪对人类产生了影响，而且在20世纪尤甚，在反自由意志论这个方向影响非常大。在20世纪这已成为*尖锐的一个问题，这一点无须多说。这些人是*早论述这个问题的人，他们的论述方式尤其新颖、生动和简单，*好在这个问题被太多的细微差别、太多的讨论、太多的因时因地产生的变化遮蔽之前，去考察它的原始形式。 让我们回到所有政治哲学家迟早会提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任何人都要服从别人？”在爱尔维修开始从事著述之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是五花八门。在他生活的时代，其他人类旨趣的领域，例如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这都是伽利略、笛卡尔和开普勒之类人物的功劳，还应加上那群杰出的荷兰人，他们的名字我就不提了，他们对科学贡献良多，虽说相对而言他们的独特功绩至今尚未得到认可。 可他们都被牛顿的光芒给掩盖了，牛顿的显赫地位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当时所有人物当中，他的名气和成就传播得*广泛。诗人颂扬他，散文作家颂扬他。他几乎被当作半人半神。他之所以得到这种待遇，乃是因为，人们认为整个自然界*终得到了充分和完整的解释。这是因为，牛顿成功地用极少数简单明了的定律表现了自然界，按照这些定律，宇宙中每一个物质微粒的运动和位置原则上都可以推断出来。以前通过其他手段得以解释的万物——有时从神学角度加以解释，有时根据晦涩的形而上学加以解释——*终似乎都沐浴在新科学产生的光明中。万事万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万事万物都是和谐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从其他事物中推断出来。这样做依据的法则，数量也是很少，很容易被那些不惮其烦、悉心学习的人所掌握。做到这一步无须特殊才能，无须神学上的洞见，无须形而上学的天分，只需明确的推理和客观观察能力，以及尽可能专门去筹划实验，从而证明观察结果的能力。 在政治领域，在道德领域，这类协调原则，这类权威，无法一目了然地发现。如果有人问我，我为什么要服从统治者，也就是统治国家的那些人，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服从别人，答案可能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为，正像有些人所说，这是上帝的意旨，是上帝在一部起源无从考稽的神圣经文中恩赐的；或上帝直接向某些世人启示的，那些人在这些事情上的权威是通过教会而得到认可的；或上帝直接向个体本人启示他的意旨。或者是因为上帝本人下令（建造）世界这座大金字塔——这就是某些人，例如17世纪的菲尔默或伟大的法国主教波舒哀所说过的。臣民必须服从国王，因为，这是世界的秩序，是由上帝一手操办的，无论通过理性还是信仰都可以认识这一点，上帝的命令是绝对的，探询其权威的来源，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够虔诚。因为，有人说过，服从统治者这一号令是统治者或者他的代理人发布的。法律就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而且正是因为出于他的意志，所以，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都无从下手去考察它。这就是绝对王权理论。还有人说了，世界被创造出来（或许正如某些人所说，未经创造就已存在）就是为了完成某一特定的计划或达到特定的目的。这种观点被称为自然目的论，根据自然目的论，宇宙就是一幅神圣卷轴逐渐展开的过程，或许也可以说成是一个卷轴的自动展开，据认为上帝即在其中。也就是说，整个世界就是一种自我发展，是作为上帝化身的建筑师的计划的逐渐发展。根据这项伟大的计划，宇宙之中万事万物都自有其位置，也就是说，它的位置源于它的功能，源于这个计划需要它去完成这个特定的任务，过这种特定生活，假如它要与整个和谐状态相吻合的话。这就是宇宙中万事万物何以各行其是，各守其位，各逢其时和各司其职。我之为我，是由于我行我是，持守本位和适逢其时，而且，在我偶然所处的特定环境之中，我必须如此这般行事，而不能如此那般行事，才能在这个位置上发挥我的作用；我必须服从这个而不是那个权威，因为它是这个计划的组成部分，是事物方案的组成部分。如果我没有这样做，当然我也可能在小的地方阻挠了这个计划，我就会打乱这一设计方案的和谐，使他人受挫，*后也使自己受挫，从而感到不快活。这项计划终究比我的力量大，如果我反对它过头，这个计划就会把我彻底消灭，它的逐渐发展过程会把我粉碎。 有些人修正了这个观点，他们说，你去履行你在这个计划中的任务，你的这一行为可能不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或不容变更的，因为这项计划并非那么严格，那么不可避免，不过，它也许是保证人们达到幸福、满意或生活过得去这个目的所必需的*低标准而采取的*为便捷或*为省事或*为合理的方法。虽说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但计划还是存在的，如果你不调整自身去适应它，你的生活就不会那么美好、那么舒适、那么满意。 这些观点绝非已发表的观点的全部。有人说，我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它们是自然或上帝赋予我的内在权利（比如说生命的权利，或自由的权利，或财产的权利），据说它们是我固有的权利，所有动脑思考的人对它们都一目了然。这些权利提出了人们必须服从的义务，以及让某些人以某些方式在某些场合必须服从的权利。另一方面，有些人说，我必须服从某位国王，某个政府，因为我已经答应这样做，这就是契约理论，为了自身利益，我同意遵守这份契约，因为我想清楚了，只有这样做，我才能尽可能多地得益于我同别人的合作和协作。或者说，也许我本人实际上从未答应这么做，但别人可能代表我做出这一承诺。或者说，这种承诺在历史上没发生过，但是它“内在于”我的行为方式之中。我的行为显示，它好像果真发生过，虽说它并未发生；假如我违背了它，我就是自食其言，或违背了别人代表我所说的话，这与道德律令背道而驰，因为诺言是应当遵守的。还有人说，我去遵守我应当遵守的东西，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或社会压力，或担心不这样做就要遭罪的恐惧，限制我只好如此行事。还有人说，某种被称为公意的东西，或者被称为良知的一种内在的声音，或者说所谓道德意识命令我去服从，在某种意义上，公意与道德意识是一回事，或者说公意是它的一种社会化形式。还有一些人说，我之所以服从，乃是因为这样做的同时，我可以满足世界精神的要求，或满足我的国家、民族、教会、我所在的阶级、我从属的种族或我的职业的“历史使命”的要求。有人说我之所以服从是因为有一位领袖，他把我给迷惑住了。还有人说我服从是由于我的家庭、朋友、祖先、后代，或通过劳动来供养我的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缘故——我总是去做别人期待我去做的事情。*后，据说，我之所以服从乃是因为我乐意这么做，我喜欢服从，而且每当我不想服从的时候，我就不去服从；或者干脆说，我之所以服从是出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因。 在这些答案当中，有的答案回答的是“我为什么服从？”这个问题，有的答案针对的是“我为什么应该服从？”这个问题，它们当然不是一个问题。康德将二者截然分开，注定要在这整个主题的发展历史上开辟一个新时期。不过，重要的是，整个论题在18世纪几乎成了一桩丑闻。如果科学方法能够在化学、物理学、天体物理学、天文学等学科当中建立某种秩序，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陷入由相互冲突的观点所造成的可怕乱局当中，让我们不得要领？为什么有人坚持某一件事物，而其他人则针锋相对坚持另一桩事物；有些人是教会的虔诚信徒，有些人却是无神论者；有些人信奉形而上学，有些人信奉个人良知；有些人自以为在实验室里可以发现真理，有些人则认为真理掌握在某一位得到神启的导师即先知手里。这样一来，岂不是没有人能建立起牛顿在自然界这个大领域所建立的那种秩序？很自然，人们开始倾心于勾勒一种简单的原则，这种原则是这类秩序的保证，它产生了人们在关注外部世界之时成功获得的那种客观、普遍、明晰、无可辩驳的真理。 在那些*为坚定不移、努力勾画某一原则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我首先要探讨的思想家：爱尔维修。
伯林文集:自由及其背叛:人类自由的三个敌人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童年目睹俄国革命，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39年撰写《卡尔·马克思》，1944年转向观念史研究。1957年就职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1966年参与创办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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