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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集(发自红色故都的审视与追问) 版权信息
- ISBN:9787509847060
- 条形码:9787509847060 ; 978-7-5098-4706-0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求索集(发自红色故都的审视与追问)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作者自2007年至2017年 (另有2006年的一篇) 发表在各种报刊、书籍或学术研讨会等的部分文章, 内容偏于中共党史、苏区史及地方文化方面的梳理、勾勒和探讨。全书共分三篇: 争鸣篇、论说篇、钩沉篇。
求索集(发自红色故都的审视与追问)求索集(发自红色故都的审视与追问) 前言
我认识曹春荣先生还是pan style="font-family:宋体">年前的一个深秋时节。200pan>年1pan>月上旬,我有机会参加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这是我次踏上向往已久的赣南大地。革命年代,中党在这块神奇的红土地,创造了可歌可泣伟绩,如今,身为一名党史工作者,探寻中央苏区的历史足迹,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同时对党和红军以及苏区人民怀着崇高的敬意。
会议期间,我同已故研究专家张培森先生同住一个房间。一天,春荣先生来拜访张先生,通过张先生的介绍,我有幸结识了春荣先生。他原任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既是会上工作人员又是论文作者。我们初识交谈不多,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质朴无华,直言快语。后来,我几次到赣南的于都、宁都、兴国等地参加学术研讨会,得与春荣先生重逢再叙而加深了彼此的了解。或许是性似,趣味相投,两人颇为“情投意合”。2007年4月,我收到春荣先生出版的部自选集《跋涉集——源自红色故都的观察与思考》(上、下集)。这部作品是溶注他多年学集、调查、研究结之心血汗水的结晶。拜读之后,受益匪浅。我从中不仅对中央苏区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细致的了解,更感受到春荣先生的赤子之心、家国情怀,觉得他是可信可交的读书人。由此我们有了更多的书信来往和著述交流。两人每年还互赠贺年片以传递怀念之情。
如今,他的第二部自选集《求索集——发出红色故都的审视与追问》又将付梓,这是春荣先生的又一力作,可谓《跋涉集》的姊妹篇。作为党史研究的同行,我由衷地为他感到宽慰和欣喜。
《求索集》收录了他从2007年至2017年间写作的部分文章(另有2006年的一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
“争鸣篇”,大多数表达了作者有悖于某些定论或流行的见解,有的则是作者深挖史料、缜密分析,得出了容易被忽略或误解的问题实质所在,如《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正面作用与影响》等。
“论说篇”有不少篇目体现了作者的匠心,不停于问题的表层,而是着眼于时代背景,内部、外部的联系而层层深究,触及问题的本质。例如讨论党的群众路线,作者不仅论证了苏区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孕育并形成的重要时期,而且探讨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路径与方法,中央苏区群众工作的经验以及对政府的群众监督,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及成因。又如对古田会议决议的研究,《古田会议决议与红力格局调整》一文,作者独辟蹊径,不是一味论及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背景、意义、作用、影响等,分析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特点等“老生常谈”的话题,而是着眼于古田会议决议的执行与落实之关键所在,尤其侧重于红力格局的调整,使读者耳目一新。《红四军入闽的成就与成就红四军的原因》一文,原本不是什么新问题,但作者不面于成论,不是仅仅聚焦于几人的思想与作为,而是把红四军的组织体系与战略规划及行动方针,置于党中央和支持下去开展的,并且在此过程中,有双方的互动互补,有军地、军民的配合,有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与提高。从而对红四军入闽的成就及其成因的论述,富有新意和深意。
“钩沉篇”中的一些篇目,由于作者深挖史料细节,再加上运用心理分析、逻辑推理等手法,使所述之人、事、物,所释之情、理、法,有了新的意象和新的结论,如《闲话“瑞京”由来》等。由于作者从大量文献档案中,找寻出鲜为人知的历史素材,给人以新的知识和新的审美享受,如《解读湘赣苏区的收买谷子期票》《中央苏区模范红属运动《中央苏区春耕运动赠旗大会追记》《战争动员下的苏区军民书信互动》《诗说井冈山斗争》等。
次回报。
在与春荣先生交往的十几年中,还谈不上对他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作为学人,感触深的有三点:一是治学态度。见解,勇于创新,是他的显著特点。是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去探究党的难点和疑点,敢于向史界的一些不实或偏颇之处挑战,从不人云亦云。这正是我们应该大力倡导的学术研究精神。二是开拓视野。春荣先生曾自谑他是“三无”——无高等学历、高级职称、高台之人,加上长期做地方史研究工作,范畴相对狭窄和局限。但他一面充分利用和发挥地方史研究的长处和优势,写出许多有分量有影响的文章;一面又能突破有限的研究空间,以大局视野,逐步从县市走向省际直至全国心而论,走到这一步实属不易,而他真正做到了立足本地,放眼全局,跻身全国,使之得到全国党史界的重视与认可。三取精神。春荣先生长期从事地方史志与文化以及党史等工作,已做出了突出贡献。但2005年退休后,仍钟情和热爱自己的本行,笔耕不辍,乐此不疲,不断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唯其如此,春荣先生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鼓励。他的党史论文多次获评为全国及华、东六省一市、江西省党史优秀成果奖,或学术研究优秀论文奖入古稀之年,他先后受聘为赣南师范大学中央苏区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去年还被授予“江西省优秀社科普及专家”“瑞金市十大红色文化传承人”荣誉称号,正是实至名归。
春荣先生请我作序,令我愧疚和为难。说心里话,我是没有资格担此“大任”的,一是自己对中央苏区的历史所,谈不上有多少研究,远不如春荣先生那么深透;二是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史工作者,没有高端的学术水准和阅历。但作为“学人知己”,盛情难却,还是斗胆承接下来,权当知耻而后勇!
求索集(发自红色故都的审视与追问) 目录
·争鸣篇·
对长征研究与宣传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
关于“一苏大”会址的选择及其他
——从《朱德年谱》的一则记事说起
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正面作用与影响
谈苏区精神对遵义会议精神的作用与影响…
对90年前的“紫金县人民政府”属性的辨析
“郁闷”之时难掩革命信念与豪情
——《菩萨蛮·大柏地》中蕴含的历史细节
李德三问
邓子恢因何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受处分
赵宝成在中央苏区的遭际
深化苏区精神研究值得注意的几个认识或方法问题
老区红色资源开发利用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说篇·
中央苏区的反斗争
关于苏维埃区域的金融决策
苏区金融文化简论
苏区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孕育并形成的重要时期
——以中央苏区为视角
苏区时期中共密切联系群众的路径与方法
中央苏区群众工作的基本经验
中央苏区党组织是怎样管党治党的
中央苏区对政府的群众监督
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及论
——基于兴国人民革命史的考察
苏区文化论略
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教育与传播的主要途径
中央苏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与红力格局调整
红四军入闽的成就与成就红四军的原因
国民革命军首“剿”中央苏区何以铩羽而归
赤色中华的抗日救亡运动
瑞金时期中共对南昌的定位与纪念
中央苏区对广州的纪念与研究
在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思想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的重大贡献
认识民众:刘少奇群众路线思想的出发点
刘少奇主张工会要保护工人日常经济利益
朱德:从三河坝战役到井冈山会师
党建思想的及其现实意义
对青年团工作的贡献
对红军创建的突出贡献
忠诚:及南方各游击为宝贵的品格
—基于赣粤边游击区的考察
・钩沉篇·
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
——南昌军在瑞金的活动与影响
瑞金:人民军队建军的一座丰碑…
红师
——献给个“八一”的厚礼
闲话“瑞京”由来
赤色中国中央政府对瑞金的直接管辖
《赤色中华》:一本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与成就的奇书
红色中华财政人民委员印章的传奇经历
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工作
闽北分行兑换票:一种闪耀着苏区人民智慧光芒的准货币
解读湘赣苏区的收买谷子期票
——兼评《红军时期的期票》
红军纪念塔建造始末
中央苏区的模范红属运动
中央苏区春耕运动赠旗大会追记
战争动员下的中央苏区军民书信互动
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诞生与庆祝
朱毛会师井冈山
诗说井冈山斗争
情系大柏地
一个重病的红军团长写给的信
老红军杨志宏眼中的周恩来
长征路上有温馨
——老红军钟志雄的回忆
一个警卫员眼中的博古
毛泽民白手起家办央行
阮啸仙:红色审计的奠基人与开拓者
危难之时是这样巩固内部的
张桂清所了解的毛泽覃去世等情况
献给“二苏大”的壮歌
老红军钟德洋的结婚报告
刘英:瑞金人民的光荣与骄傲
刘山遇难与“李子嘴”被歼
瑞金时期的苏维埃事务工作
共和先烈张铁震
后记
求索集(发自红色故都的审视与追问) 节选
・争鸣篇・
对长征研究与宣传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
200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70年来,对于长征的研究与宣传,差不多没有中断过。尤其20余年,长征研究似乎成了一门显学。由此长征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就有了通行的成论,当然也有不同于这些成论的看法。但后者往往不能引起重视,以至于某些成论的不那么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笔者不避浅陋,试就下述几个问题对此作个反思,以抛砖引玉,
一、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
一般只说由于王明“左”倾义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此处特指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西征、即长征。
这一条,肯定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要的、直接的原因,但不是的、甚至根本的原因。质言明“左”倾义错误必然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却未必需要红军撤离中央苏行长征。
其实,就在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时候,同美国记者斯诺谈红军长征经过,就客观地解释了红军长征的原因。他说:
“在这个时期(按指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其一是没有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同蔡廷错的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机动战术面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术。
“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和蒋在‘围剿’中采用的新战略和战术,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技术上的压倒优势,到了1934年,红军就不得不竭力改变它在江西的迅速恶化的处境。其次,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转移到西北去。”
很明显,在这里所说的红军长征的原因有三条:,主观上犯了“左”倾义(关门主义)错误。这一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已无在内线作战粉碎敌人“围剿”的希望。第二,红军在江西的处境(生存条件)迅速恶化,已到了“不得不竭力改变”的时候。至于这一处境为什么迅速恶化,除了提及的原因外,还有不容回避的苏区自身的窘迫及难以为继。改变红军处境(生存条件)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不是忍耐坚持,而是迅速撤离。第三,随着日本入侵东北和上海,中日民族矛盾尖锐突出。此时,摆在中党及的工农红军面前任务,就是北上抗日。为迅速直接对日作战,红军必然要离开江西,转移到西北去。
无偶,王明对红军长征原因的解释,大体上也与的说法相似。1935年pan>月18日,王明在上海中央局编辑的《斗争》第77期发表的《苏维埃中国的情势与新的策略》一文中说:“中国红军所以采取新策略”(按指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个原因是“为反对蒋介石与隆克特将军在五攻中国苏维埃所采取的新的军事计划”,是“为了要颠覆蒋介石、隆克特围中央苏区与逐渐毁灭其人力的计划”,是“为了要创造在五次战役中执行获得决定的与的胜利之一切必须的先决条件”,更是“为了取得中国苏维埃革命之后胜利”。第二个原因是出于“民族防卫的必要,即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企图的宰割中国的必要”。第三个原因是为了“克服中区(按指中央苏区)对于军队之各种物质上的困难”。
除开个原因与毛说不同,且不易为人们接受外,另外两个原因则与毛说如出一辙。只是王明的这番解释,不免被人看作是为他所犯错误的开
脱。
我们说对红军长征原因的解释客观,是因为它合乎事实。个原因众所周知,自然毋庸赘述。第二个原因有人不以为然,他们分析的结果是红军在中央苏区至少还可以坚持数月以至数年。其实,根本用不着多加分析,我们只要看看下述事实就能明白:红军在江西的处境是如何迅速恶化而又难以改变。
当年赣南苏人口只有240万人,参加红军的就有33万人,参加赤卫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的约60万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有8.6万余人,其中赣南籍红军就有五六万人。“中央苏区成千成万的勇敢男子武装上前线以后,红军家属的人口一般的占全人口的一半,在兴国、瑞金、太雷、杨殷、上杭等有些区乡已达三分之二。由此带来的劳力短缺、土地荒芜、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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