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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石刻书人身份与书法史研究 版权信息
- ISBN：9787030702869
- 条形码：9787030702869 ; 978-7-03-070286-9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古代石刻书人身份与书法史研究 本书特色
本书探讨了隋部分石刻书人、石刻断代和五代以前的书学问题，并由石刻书人对北宋御书院的祗候官详加考辨，梳理了辽金元石刻书人及其身份，对元代奎章阁书家与鉴书博士进行了个案研究。
古代石刻书人身份与书法史研究 内容简介
本书从文献学角度对中国东汉至元代石刻书人身份特点和历史变迁进行了详细考察，对汉魏六朝石刻书人身份及石刻文献的伪托、附会、错讹和阙疑等加以考释甄别，探讨了隋部分石刻书人、石刻断代和五代以前的书学问题，并由石刻书人对北宋御书院的祗候官详加考辨，梳理了辽金元石刻书人及其身份，对元代奎章阁书家与鉴书博士进行了个案研究。 本书在研究古代社会书写状态和石刻艺术文献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于古代石刻史、书法史、美术史、刻工史等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古代石刻书人身份与书法史研究 目录
目录
前言
**章 汉魏六朝石刻书人身份考释 1
**节 汉魏石经书人身份 2
第二节 汉魏时期碑刻书人中的低级身份 5
第三节 南朝石刻书人中的低级官吏 7
第四节 北朝石刻书人中的低级官吏 10
第五节 北朝石刻书人中品秩较高的职官 12
第六节 南北朝石刻书人中的释道徒及其他情况 14
第七节 汉魏六朝石刻书人身份的书法史学意义 16
第二章 隋石书刻和五代以前书学考 25
**节 隋代石刻书人题署及其身份 26
第二节 《刘贤墓志》入窆年代献疑 44
第三节 五代以前书学考 50
第三章 宋书学与石刻中的御书院祗候官研究 59
**节 北宋前中期书学人物考 60
第二节 北宋徽宗朝的书学 65
第三节 巩义皇陵敕写石刻书人与御书院祗候官 75
第四章 辽金元石刻书人及其身份 99
**节 辽代石刻书人与题署 100
第二节 金代石刻书人与题署 113
第三节 辽宁地区辽金元石刻书人 153
第五章 元代奎章阁书家与鉴书博士研究 161
**节 元“奎章三子”的诗书际会 162
第二节 柯九思卒于至正七年说 175
第三节 元代奎章阁鉴书博士杜秉彝考 190
第四节 元代王沂首任宣文阁鉴书博士考 199
第五节 《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所见鉴书博士考 204
第六节 元代唐兀族鉴书博士刘中守考 212
第七节 元代鉴书博士考补 220
前言
**章 汉魏六朝石刻书人身份考释 1
**节 汉魏石经书人身份 2
第二节 汉魏时期碑刻书人中的低级身份 5
第三节 南朝石刻书人中的低级官吏 7
第四节 北朝石刻书人中的低级官吏 10
第五节 北朝石刻书人中品秩较高的职官 12
第六节 南北朝石刻书人中的释道徒及其他情况 14
第七节 汉魏六朝石刻书人身份的书法史学意义 16
第二章 隋石书刻和五代以前书学考 25
**节 隋代石刻书人题署及其身份 26
第二节 《刘贤墓志》入窆年代献疑 44
第三节 五代以前书学考 50
第三章 宋书学与石刻中的御书院祗候官研究 59
**节 北宋前中期书学人物考 60
第二节 北宋徽宗朝的书学 65
第三节 巩义皇陵敕写石刻书人与御书院祗候官 75
第四章 辽金元石刻书人及其身份 99
**节 辽代石刻书人与题署 100
第二节 金代石刻书人与题署 113
第三节 辽宁地区辽金元石刻书人 153
第五章 元代奎章阁书家与鉴书博士研究 161
**节 元“奎章三子”的诗书际会 162
第二节 柯九思卒于至正七年说 175
第三节 元代奎章阁鉴书博士杜秉彝考 190
第四节 元代王沂首任宣文阁鉴书博士考 199
第五节 《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所见鉴书博士考 204
第六节 元代唐兀族鉴书博士刘中守考 212
第七节 元代鉴书博士考补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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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石刻书人身份与书法史研究 节选
**章汉魏六朝石刻书人身份考释 **节汉魏石经书人身份 《熹平石经》乃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至光和六年（183年）所刻石经，用隶书刻写，称“一体石经”。《正始石经》乃魏正始年间（240—249年）诏刻石经，刻古文、篆、隶三体，称“三体石经”。 一、《熹平石经》书人问题 《熹平石经》多被径称蔡邕所书，视为士大夫书石之典型。蔡氏初平元年（190年）官至左中郎将，秩比二千石，而立石经时为议郎，秩六百石。然而石经工程浩繁，七经共约20万字，书丹实非一人所能为。石经前后共历8年，蔡邕光和元年（178年）后未参与石经刊刻，各经书风和碑式不尽一致，皆其证也。 儒生参与了石经书丹，此点一向被忽视。《后汉书 卢植传》载：“熹平四年 时始立太学石经，以正五经文字，植乃上书曰：‘ 敢率愚浅，为之解诂，而家乏，无力供缮写上，愿得将能书生二人，共诣东观，就官财粮，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 岁余，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由此可明二事：**，卢植等士大夫之职是刊正碑文；第二，卢植未参与书写，书丹是由“能书生”完成的，卢植“无力供缮写上”，故欲率能书生“共诣东观，就官财粮”，生应指东观善书儒生。历朝皇皇大制，若唐修《开成石经》、宋刻皇家碑志、元修《经世大典》、明修《永乐大典》、清修《四库全书》，莫不聚天下能书者，汉魏石经之刻写亦当准此。 又，宦官李巡亦参与石经书丹。据张国淦《历代石经考》载，北海图书馆新得残石《石阳二》有：“巡欲凿石正书经字，立于大学。”巡，当是李巡。《后汉书》卷108载，汝阳李巡“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李巡是宦者，以善书名，王愔《古今文字志目》载秦汉吴能书59人中就有李巡，居师宜官、张超之后，张昶、梁鹄之前，正为汉末人。《义门读书记》卷24云：“熹平石经之立，发于李巡，可以息。”石经残文昭示，李巡是石经书丹者之一。 二、《正始石经》书人问题 关于《正始石经》的书人，古今论及者甚多，但分歧也较多，有蔡邕说、卫觊说、嵇康说、邯郸淳说、淳先书后刻说、淳门说、韦诞参与说、张揖参与说、钟会参与说等。蔡邕说误甚，乃混淆三体和一体所致。卫觊卒于太和三年（229年），据正始纪元尚有十余年，故远书经之时。《晋书 赵至传》称“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其时不早于魏甘露二年（257年），距石经之立已十余年，则嵇康之“写石经”正为摹写之意，无关书石。《隶续》卷5载：“《汉书》云，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郸淳作《曹娥碑》，时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亦九十余年。”此可否邯郸淳之说。立石经时，韦诞年逾花甲，当非朝官，书经可能性亦不大。其他诸说亦属臆测，皆无实据，此不一一辨之。 石经之刻立，工程浩大，《正始石经》当为多人合作所书，其书写阶层未必尽是士大夫。汉魏相接，二石经之刻立相距仅约60年。魏废东观，另立秘书监，承汉东观职能。《熹平石经》乃能书者在东观完成，《正始石经》之书刻则当与秘书监有紧密关系，理由有三：其一，秘书监责在正定文字，与石经刻立目的一致。汉魏之交，书体演进加剧，楷书体新兴，古文越发久远，秘书机构应运而生，*适合负责书刻石经。其二，秘书多善书者，具备书经条件。《四体书势》称：“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以此，则石经中之八分书可能即供职于秘书监的毛弘弟子所为。其三，秘书监吏员充足。《三国志补注》卷3引王肃表曰：“青龙之末，主者启选秘书监，诏秘书，骋吏以上三百余人。”青龙之末距正始之初仅七八年光景，秘书监壮大为石经书刻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汉魏时期碑刻书人中的低级身份 东汉中后期和三国时期，碑刻大行其道，故吏僚属及门生弟子为纪官长功德，以不同形式参与了立碑刻石事宜。 一、东汉石刻书人的低级身份 汉武都太守李翕有治绩，遂有《西狭颂》《郙阁颂》刻诸摩崖。前者刻于建宁四年（171年），后者刻于建宁五年（172年）。《西狭颂》后署“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郙阁颂》题名有“故吏下辨仇绋字子长书”。从史位是东汉散吏，清黄生《义府》卷下《张纳碑阴》释“从掾位”曰：“似是试职而未即真之称，《郙阁颂》后有从史位，亦此类也。”下辨为地名，东汉设下辨道。《郙阁颂》中称“臣□□□，勒石示后”，所谓“臣”者，当即李翕手下的僚属。两者对比可知，一为僚属从史位仇靖所书，一为故吏仇绋所书。 《武斑碑》立于建和元年（147年），载碑主武斑功德。后署“防东长（齐）国临菑□纪伯允书此碑”，此碑书者当为“□纪”字允伯者，书碑者亦当为武斑生前之僚属。宋代章樵《古文苑》卷18注曰：“防东县属山阳郡中都县，属东平国，汉制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又《后汉书》卷38曰：“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防东长秩当三四百石。 建安十年（205年）刻立之《樊敏碑》，末刻“石工刘盛息懆书”。其版本、句读和理解，学界有不同意见。《金石录》称“此碑独首尾完好”，洪适多见实物，则《隶续》卷5所录“石工刘盛息懆书”可信。汉代石刻署名兼书名与字为通例，而仅书其名者少，“盛”与“息懆”相辅相成，合于字说之例。石工世守其业，《樊敏碑》立于四川芦山，居边远，石工书丹或许与此有关。又据芦山新近发现的《赵仪碑》所载，建安十三年（208年）重立《张仪碑》，“以家钱雇饭，石工刘盛复立”。此碑比《樊敏碑》晚立了3年，且同在芦山，刘盛当为一人。“以家钱雇饭”可明刘氏或为职业名工，兼能书丹未尝不可。 考汉碑刻书人，当重书佐。汉书佐地位不高，多主文书，故与翰墨关系较近。《后汉书》卷90注曰：“《续汉志》曰：‘书佐主干文书。’”有的书佐参与了石刻的书写，典型者即延熹八年（165年）立《西岳华山庙碑》，末署“京兆尹敕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古人关于该碑书人问题曾有分歧，尤其是对“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理解迥异，或以为“郭香”察书，或以为“郭香察”书。因书佐职官低微，未见汉书佐察书之制，故以郭香察为书人占优。 其他汉碑刻中，常见书佐及其他文职官吏列入，今人有以为书人者，多为臆测之言，限于篇幅，此不细辨。 二、三国石刻书人的低级身份 考三国石刻书人，须重吴国令史一职。吴天玺元年（276年）所立之《禅国山碑》，后两行署名涉及[7]书撰人和刻工之名，各家著录和考释稍异，其优长之说为：“中书东观令史、立信中郎将臣苏建所书，刻工殷正、何赦。”立信中郎将乃武职散官，而中书东观令史则是文职实衔。令史之职，汉已有之。东汉末，曹操设秘书令，典尚书奏事。三国时，曹丕改秘书为中书，吴国亦设中书，职官有中书令、中书仆射、中书丞等。东观原为东汉宫名，已见于前文。东吴置东观令，董理经籍，掌修国史。然东观令与东观令史并不同，令为其领者，令史地位较低，若《后汉书》卷36载符节令六百石，符节令史二百石，尊显自明。除东观令史外，三国还有兰台令史、文字令史。苏建为“中书东观令史”，则东观令史隶属中书。因《天发神谶碑》中有“兰台东观令（下阙）”，其下或阙“史”字，或无“史”字，都能说明兰台亦有东观令之属。兰台多隶尚书，则中书东观令史与兰台东观令史已有不同，不过其地位当近同。《后汉书》卷77注曰：“《续汉志》曰：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三国承东汉，吴国东观令史秩约百石可明。 第三节 南朝石刻书人中的低级官吏 南北朝书石者未见书佐、令史和其他低级文吏参与其中。这些书人品秩不高，为便于分析，本书将正六品相应级别以下者称为低级官吏。 一、梁朝石刻书人的低级身份 地位较低的参军、行参军，常为南朝石刻书人。《梁罗浮山铭》书人萧世贞为梁参军。撰者萧誉为皇子之庶子。考《通典》卷37《梁官品》，七班有“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录事中记室中直兵参军”，萧誉为河东王，属蕃王府，则萧世贞之参军即此，秩为五班，相当于九品制之从七品。 梁又有《檀溪寺禅房碑》，书人许璠为前辅国郡都曹参军。《集古录目》跋《梁檀溪寺禅房碑》云：“梁信威主簿刘之遴序，记室参军鲍炯铭，前辅国郡都曹参军许璠书。”“前”言非现职。《梁书》卷49曰：“王迁郢州，兼都曹参军。 除员外散骑侍郎。”据《通典》卷37《梁官品》，员外散骑侍郎为三班，则都曹参军当在三班（相当于从八品）以下。 比参军稍低者为行参军，陈碑书人有之。《至大金陵新志》卷12下《摄山栖霞寺诗碑》注：“翊前会稽王行参军京兆韦霈书。”韦霈或作李沛（霈）、车霈、王霈，当以韦霈说为是。据《通典》卷37《梁官品》，二十班有“四翊”，翊前是“四翊”之一。韦霈的职官为“翊前会稽王行参军”，即韦霈为翊前将军、会稽王陈庄的僚属。“行参军”在《通典》卷38《陈官品》中有二：第八品中有皇弟皇子府行参军；第九品有蕃王府行参军。韦霈当为皇弟皇子府行参军，秩第八品。 梁石刻书人又有奉朝请。《萧憺碑》署“吴兴贝义渊书”，未署职官。碑无年月，萧憺卒于天监十八年（519年），是碑当立于此后不久。另有《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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