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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社会科学系列:现代中国的形成(精装) 版权信息
- ISBN：9787559844125
- 条形码：9787559844125 ; 978-7-5598-4412-5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实践社会科学系列:现代中国的形成(精装) 本书特色
李怀印老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是一本既能帮助读者将历史知识升华为历史认识，又能启发思考的好书。这本书有两点非常吸引人：一、作者对许多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的零星的近现代史知识做了整合与重组，经过深入的思考和逻辑分析，从宏观上解释了十七到二十世纪现代中国形成的历史；二、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论述，举例说来：李老师力图证明，不同于传统的屈辱史、失败史叙事，晚清近代化在许多方面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比如它避免了边疆的分离，政权建设也逐步近代化。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图书的装帧设计与图书内容非常契合。封面主要用了两幅图：《乾隆南巡图》苏州局部，反映东南财税对大一统国家的作用；《乾隆西征图》，反映西北边疆的平定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本版图。同时，正是东南充足的财税为西北用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经济支撑。 1.中国近现代史知名学者李怀印新著，“超级教授”黄宗智主编的“大学问·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5号图书； 2.仲伟民、赵世瑜、陈锋、吴重庆、李里峰一致推荐，《亚洲研究学刊》《二十世纪中国》重点评介； 3.新见迭出。本书对影响现代中国形成的地缘政治、族群关系、传统治理等问题的研究，对东亚传统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剖析，对欧洲中心论及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方式的反思，均有独到的见解； 4.研究方法新。采用“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以综合的视角努力挣脱宏大历史叙事的空疏化与日常历史叙事的碎片化之泥潭，将诸多微观研究升华为宏观考量，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解析结构； 5.视野宏大。本书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将近世中国的国家转型置于世界近代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和照察，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层次理解，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国现代主权国家形成的独特性； 6.时间跨度长。对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做了全面论述，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藩篱，把延续数个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 7.强烈的现实关怀。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求对今日中国历史认识具挑战性的问题，思考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和转型等深层问题； 8.史料丰富。充分利用大量原始档案、私人回忆以及官方出版物，书中论点皆有扎实的文献史料和数据图表作为支撑。
实践社会科学系列:现代中国的形成(精装) 内容简介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国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本书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以上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全书主要围绕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以及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展开研究。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个要素，全面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全书视野宽广，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实践社会科学系列:现代中国的形成(精装) 目录
**章 导论/1
问题所在/1
地缘、财政、认同:一个分析架构/13
若干关键论题/20
第二章 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42
边疆的整合/44
治理边疆/55
治理内地各省/62
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76
第三章 边疆整合的限度:清朝财政构造中的低度均衡机制/88
清代的战争与财政/90
清朝财政的低水平均衡/102
清朝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性/112
第四章 地方化集中主义:晚清国家的韧性与脆性/127
财权区域化/130
有条件忠诚之滥觞/145
地方化集中主义/157
第五章 从内陆到沿海:晚清地缘战略的重新定向/160
传统地缘秩序之终结/161
塞防与海防/164
地方化集中主义的成与败/169
第六章 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清末新政时期的国家重建/187
财政构造中的高度非均衡机制/189
地方化集中主义的陷阱/197
缔造新的民族/206
第七章 集中化地方主义:民国前期财政军事政权之勃兴/220
军阀竞争中的赢家与输家/223
为何国民党势力胜出?/242
走向国家统一/252
比较分析:从区域到全国的建国路径/259
第八章 半集中主义的宿命:国民党国家的成长与顿挫/265
制造新的正统/269
党国之政治认同/279
国民党国家的半集中主义/292
第九章 国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义路径:一系列历史性突破之交汇/299
共产党革命的地缘政治/304
打造政治认同/310
东北地区与国共内战/320
共产党根据地的财政构造/327
一个比较分析/338
第十章 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国家转型/350
疆域的扩张与整合/351
王朝的衰落与调适/358
迈向民主抑或高度集权/364
第十一章 历史地认识现代中国/368
“民族国家”的迷思/369
现代中国之成为“问题”/372
中国为何如此之“大”? /376
中国为何如此之“强”?/379
国家转型的连续性/384
参考文献/389
展开全部
实践社会科学系列:现代中国的形成(精装) 节选
东北地区与国共内战 为什么东北如此重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的地缘政治环境一度有所改善，在统一战线建立之初曾获得国民政府的津贴和补给；1939年以后，国共关系渐趋紧张，摩擦加剧，但毕竟没有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共产党军队和敌后根据地由此迅速扩张。然而，共产党部队遭受了日本军队的反复扫荡，以及后来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局部攻击。因此，通常情况下，共产党在战场上仍处于守势。对陕北和华北其他地区共产党部队来说，*为不利的条件是，这些地区均是中国*贫穷的地方，他们很难获得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以支撑快速扩张的部队。正是因为陕北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难以招募士兵，才迫使红军于1936年1月发起“东征”，进入山西(逄先知、金冲及2011，1：383)。出于同样原因，红军在1936年5月筹划西征，进入宁夏，以便接收从苏联获得的物资(同上：383，389，402)。后来，1946年内战爆发，中共控制的陕甘宁地区粮食供应严重短缺，导致其他地区的共产党部队无法进入，打击国民党军队；当时国民党军队在该地区的兵力为共产党的八倍以上(国民党25万人，共产党还不到3万人)，一度使得毛泽东和共产党总部陷入险境(同上，2：803)。正因如此，在抗战接近尾声时，随着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中共领导人曾试图调整其军队和根据地扩张策略，优先考虑在相对繁荣的南方省份发展；1944年底和1945年初，毛泽东和党中央接连发出指令，要求派遣共产党军队南下，在湖南、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新建或扩大根据地(TDGG，15：32—36，145—147，181—187)。 但是，1945年8月发生的几起意外事件——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及其随后在9月2日进入并完全占领中国东北——使共产党战后发展战略发生了根本变化。东北地区的战略优势和极端重要性对中共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东北北邻苏联，西接蒙古，东接朝鲜——这些都是共产党国家或地区且对中共友好；一旦占领东北，中共部队将拥有一个安全而稳定的根据地，而且，它从那里可以采取进攻性战略，对关内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作战。其次，与中共已有的小而分散的根据地不同，东北地域辽阔，面积达约130万平方公里。当时面临两种可能，即既可能让国民党军队在日本投降后随即占领整个东北地区，同时也可以为中共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一旦遭到该地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也能够后退，并在规划大规模攻势以*终从该地区驱逐和消灭国民党部队方面，拥有高度的机动性。第三，东北很富裕。该地区广袤而肥沃的土壤带来了农业高产，加上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产生了比其他地区多得多的富余粮食，使东北成为粮食净出口地区。更重要的是，东北有发达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能源生产，占1940年代末全国重工业总产量的90%左右；这里的兵工厂在中国首屈一指。此外，东北还有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铁路里程达到14000公里，约占全国铁路总里程的一半(朱建华1987a：140)。一旦占据东北，这里将成为共产党部队向全国其他地区进攻的坚实后方。 对共产党而言，东北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不能控制东北，他们只好把作为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的华东地区作为争夺目标，但这样做胜算不大，因为这里驻扎有国民政府装备*精良的部队，依靠美国的慷慨支持，他们可以轻易地包围并击溃装备落后的共产党力量。事实的确如此，国民党仅将约三分之一的部队集中在江苏和山东，便在1947下半年轻松地摧毁了共产党在江苏中部和北部的根据地，并将共产党军队逼退到山东南部，又在1947年5月进一步将其逼至山东中部。如果共产党军队以华北为优先进攻目标，他们将面临国民党从东北和华东的夹击。因此，*好的选择是先控制东北，利用该地区被苏方占领的优势，“封死”刚刚进入该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并彻底消灭他们。只有在完全控制东北后，共产党的部队才能依赖东北充裕的军事和后勤供应，集中兵力在华东地区歼灭国民党主力部队(叶剑英1982)。 由于指望从相邻的共产党国家(特别是从直至1946年4月仍然占领东北的苏联)获得实质性支持，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很快放弃了原定的向南扩张战略，转而在1945年9月制定了新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LSQ，1：371—372)。毛泽东在调整这一战略时曾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近将来的前途考虑，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MWJ，3：410—411，426)七大后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时候，**个提出“向北发展”的战略。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只要我能够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LSQ，1：372) 苏联的支援 尽管苏联有义务遵守其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协议，使中共不得不放弃其原有的“独占东北”计划，转而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不过，与苏联占领军的合作仍然是中共在那里立足并成功控制整个东北的关键(TDGG，15：433—436；金冲及2006：14—15)。1945年初，苏联军队欢迎共产党部队到达山海关，并允许他们接管当地政府的权力。后来，苏方允许东北各地的共产党军队自由行动，只要后者不使用中共部队的正式番号；在其进入东北的*初两个月，情形尤为如此(李运昌1988)。苏方慷慨提供的武器使共产党在东北被称为“抗联”的原有部队，能够在一个月内组建一支48500人的“自卫武装”。苏军还向曾克林麾下的共产党部队移交了原日本关东军离沈阳不远的一座军火库，使曾的部队能够从4000人扩大到6万人。10月初，苏方又通知中共东北当局，准备交给后者原关东军在东北的所有军事设备，这些武器足以装备数十万士兵。然而，因为数量过于庞大，*初共产党军队实际上只能接收1万支步枪、3400挺机枪、100门大炮和2000万发子弹。10月下旬，苏军将在东北南部的所有武器和弹药库以及一些重型武器甚至飞机都交给了共产党军队。在1946年4月从东北撤军前，苏军进一步将在东北北部的日本武器移交给共产党军队，其中包括1万多挺机枪和100门大炮。据未经证实的资料统计，共产党从苏军手中接收的日本武器，总计约有70万支步枪、13000挺机枪、4000门炮、600辆坦克、2000辆军车、679个弹药库、800架飞机和一些炮艇(杨奎松1999：262；另有不同估计，见刘统2000)。因此，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人力方面，共产党军队均在东北拥有绝对优势。1946年初，为了确保共产党军队在苏军撤离东北后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迅速占领小城市和农村地区，苏方以各种借口故意拖延撤军，并阻止国民党军队按计划进驻大连，接管城市(杜聿明1985：519—520，536—545)。 东北的实力 东北地区因此成为国共内战期间三大战役的首役(辽沈战役)战场，共产党在此经过七个多星期的战斗，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并在1948年1月初占领了该地区。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东北成为中共*大和*重要的根据地。由于拥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以及高产的农业，这一地区很快便成为巨大供应基地，为中共提供人力、武器和后勤支持，使其得以赢得接下来的两大战役，即华东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和华北的平津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 东北首先是中共在内战期间*重要的兵源地。由于其积极招募且武器供应充足，当地的共产党部队迅速扩大，从1945年底的约20万人增加到一年后的38万人，到1947年底几乎翻番，达到70多万多人(朱建华1987b：602，604)，占中共在全国新增兵力的一半；共产党部队在西北、华北、华东和中部省份的兵力，到1947年总共才增加30万人。到1948年8月辽沈战役打响前，中共在东北的兵力进一步增加到103万，远远超过只有约50万人的国民党军(王淼生1997：94)。它们不仅是共产党控制地区力量*大的一支，占整个中共军队的近37%，而且是装备*好的。从1945年到1948年7月，中共招募了120万名来自东北的士兵，占整个共军同期新增士兵的60%以上(朱建华1987a：286)。在辽沈战役获胜后，东北地区派出一支80多万人的部队，加上15万名提供后勤的民工到关内，构成了平津战役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主力(朱建华1987b：69)。 同样重要的是东北的军火生产及其对关内作战所起的支持作用。1945年之前，在与国民党和日本军队打游击战时，共产党部队很少或没有使用重武器；相形之下，中共部队在内战期间的三大战役，采取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战形式，每场战役涉及数百万兵力部署，密集使用炮火，消耗大量弹药。苏联移交的原日本关东军武器只能部分满足中共部队在东北战场的需求。因此，共产党军队在进入和占领东北后，利用现有设备和仍在服务的日本技术人员，迅速恢复并扩大武器生产。到1948年夏，已拥有55个不同规模的军工厂，每年生产约1700万颗子弹、150万枚手榴弹、50万枚炮弹和2000门60毫米大炮(黄瑶等1993：436)。1949年，其能力进一步提高到每年生产230万发炮弹，2170万发子弹以及各种火炮，并雇用了43000多名工人(朱建华1987b：70)。东北兵工厂生产的弹药对共产党军队在关内打败国民党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后，东北通过提供大量的后勤物资，为中共在关内的作战做出了贡献。在1948和1949年，东北的农业产量介于每垧(约一公顷)900到1000公斤之间，每年合计生产1200到1300万吨粮食(朱建华1987b：141—143)，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年征农业税共计230万至240万吨(1947年税率为21%，1948和1949年为18%)(同上：446)。在1946至1949年整个内战时期，从东北征收的公粮达686万吨；此外，还从农民手中征购了180万吨粮食和7488吨棉花以及其他各种农产品(DBCJ：210)。中共向苏联大量出口这些产品，以购买苏方的工业、医疗和军事物资。来自农业税和其他渠道的财政收入使得东北共产党政权在1949年可以支出相当于380万吨粮食的军费，其中45%用于关内各省的部队。此外，东北当局为关内提供了超过300万吨的货物，包括80万吨粮食、20万吨钢铁及150万立方的木材(朱建华1987a：384；1987b：71)。 摘自《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
实践社会科学系列:现代中国的形成(精装) 作者简介
李怀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博士，美国徳克萨斯大学奧斯汀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2015—2021)。主要论著有《重构近代中国》《乡村中国纪事》《华北村治》，主编两套大型丛书：“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道路的再思考”丛书、“当代中国史研究”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数十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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