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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分裂 版权信息
- ISBN：9787532787159
- 条形码：9787532787159 ; 978-7-5327-8715-9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美国的分裂 本书特色
（1）权威作者。小阿瑟•M. 施莱辛格具有多重身份，作为战后美国z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同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丹尼尔•布尔斯廷、埃里克•戈德曼旗鼓相当，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和一次美国历史学z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同时他还是肯尼迪的白宫特别助理，一位将学者与公职人员的身份很好地在自己身上统一起来的典范。《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是小施莱辛格史学经典系列丛书的**本，作为学者，作为“一线”观察员，小施莱辛格十分勤奋，留下十几部重要的史学专著以及数量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小施莱辛格的作品至今尚无完整中译本，此系列系其作品简体中文版首次引进。
（2）起初是作为学者，后来是作为“一线”观察员，有时还作为亲身参与者来探究美国的内在矛盾。小施莱辛格是为数极少的能让你觉得自己仿佛身临其境的历史学家之一。小阿瑟•M. 施莱辛格一直处于美国政治的核心圈，他的作品反映出的是一个历史学家对政治权力运作和政治事件变幻的独特观察、记录和思考。小施莱辛格的系列作品会成为相关领域研究者的常备参考书和大众读者了解美国历史、政治与文化的重要途径。
（3）严肃史学家中z擅长叙事，作品可读性强，适合大众读者。小施莱辛格的写作手法十分高明，有着文体家的那种自然的热忱和19世纪小说家对景致和人物的专注，故事感强，有面向大众读者的质地。从内容上看，小施莱辛格的作品涉及我们长期以来关注的美国政治、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对总统制的研究，提出“帝王总统”的概念，对多元社会、美国认同、种族和族裔问题的关注，对美国政治周期论的观察等，符合大众对美国的关注和兴趣。
（4）话题性强。《美国的分裂》聚焦美国移民史和种族、族裔问题，从历史和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以调和身份认同和政治正确之间的矛盾。
“大熔炉”或是“巴别塔”，到底哪一个才是美国？
为什么种族主义是美国实验的巨大失败？
美利坚何以分裂至此？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为何如此激烈？
（5）《美国的分裂》初版即获《纽约时报》畅销书。简体中文版系列作品邀请复旦大学历史系顾云深教授为丛书书写万字序言，跟着小施莱辛格走近美国核心，理解美国经验。
美国的分裂 内容简介
《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追溯了美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高潮和它们在美国引起的排外主义浪潮，审视了一个又一个多族群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出美利坚民族的经典形象——种族、财富、宗教和国籍被“大熔炉”同化——正在被赞美差异和放弃同化的观念所取代。小阿瑟•M. 施莱辛格指出，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标志，种族意识的高涨在一个因历史偏见而蒙羞的国家的确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后果，但是种族狂热的兴起可能会危害社会团结，使美国社会分裂到危险的程度。
美国的分裂美国的分裂 前言
前言
冷战的消逝的确为那个充斥着意识形态之争的时代画上了句点，但并未像预测的那样，带来历史的终结，事实上不过是用一系列新的仇恨取代了旧的版本。当东欧逐步摆脱沉重的意识形态压迫时，深植于该地区的历史经验和记忆中的民族对立情绪也随之释放，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意识形态竞争的消失，使得原本因两个超级大国对峙而受到抑制的民族矛盾、部落冲突纷纷浮出水面。随着意识形态冲突时代的结束，人类进入，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进入了一个较先前更为凶险的民族和种族仇恨时代。
部落间的敌意是人类*本能的反应之一，然而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人口之间相互融合的叙事。大规模移民自一开始便是诸多仇恨的源头。二十世纪即将结束，许多因素——不仅是冷战铁幕的解除，还包括通讯与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人口的井喷式增长，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逃离暴政、贫困、饥荒和生态灾难的诉求，以及在异域过上向往生活的美好愿景等，都促使人们跨越国界。
世界在收缩，人口的复杂情况更甚于以往任何时候。收缩进程就好比一把割裂世界的锯子，一方面给全球化带来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加剧了分裂。世界市场、电子科技、即时通讯、电子邮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有这些均加速了传统民族国家的瓦解，一个原有国界趋于消弭的世界由此正在成型。与此同时，这些强大的国际化力量促使普通人在他们难以控制和理解的全球潮流裹挟中寻求庇护。当他们越强烈地感觉到任何个体都渺小无依，仿佛独自漂浮在不可名状、缺乏人情的“汪洋”之上，随时面临被吞噬的厄运时，他们便越发不顾一切地寻求任何看似熟识且能提供安全感的“救生筏”——身份政治恰好满足了此类渴望。由此可知，融合和分裂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在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世界一体化程度越高，人们就越倾向于在民族和宗教信仰所定义的群体中找寻自我。
当分属不同族群、操着不同语言、信奉不同宗教的人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并受同一政权管辖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除非追求相同目标，否则部落冲突早晚会使他们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黑暗的未来世纪，文明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将一个国家凝聚在一起?
在十九世纪，没有人比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代议制政府的思考更深刻。他指出，用以界定国家的要素有二：一是部分居民接受共同管理的共识；二是共同的历史记忆、价值观、语言所浇灌而生的“共同情感”（common sympathy）。密尔认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自由制度很难实现，特别是当他们不具同胞之情，且使用不同的语言阅读和交流时，建立代议制政府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一致的公共舆论实难出现。概言之，形成自由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政权管辖范围应同民族所对应的边界基本一致。
这种重合情况在当今世界可谓少之又少，目前单一民族国家几乎是凤毛麟角了。当下每天发生的事件暴露出民族凝聚力的脆弱性。目之所及，部落主义引发的国家分崩离析不在少数。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已然解体，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黎巴嫩、斯里兰卡、阿富汗、卢旺达深陷种族或宗教冲突之中。族群关系紧张曾经扰动并使多个国家趋于分裂，南非、罗马尼亚、土耳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菲律宾、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尼日利亚、利比里亚、安哥拉、苏丹、刚果、圭亚那、特立尼达，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即便是像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这样相对稳定和发达的国家，也日益受到族群和种族问题的侵扰。《经济学人》有评论说：“部落主义的病毒……恰如国际政治染上艾滋病，潜伏数年，一经发作即刻击溃整个国家。”
以我们的北部邻居为例，加拿大一直被认为是*理智和*平静的国家。如《经济学人》所言：无论据哪一套标准来评判，加拿大的富庶、平和都成功到令人艳羡，然而时至今日，它却处在崩溃的边缘。叶礼庭论及加拿大时称：“作为全球*富裕的五个国家之一，这个国家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发展机遇，曾吸引来自各地的穷苦潦倒者定居于此，寻求新生，然而如今，它却在自我撕裂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如果连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位列全球前五的国家都难以维系一个多族群的联邦制国家，那么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呢?”
至少目前，美国可以作为这个日益重要的问题的答案。
所以接下来要思考的问题就是美国何以独辟蹊径?一般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给具有不同族群背景的人们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他们视彼此为同一国家的一分子，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分崩离析。尼日利亚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钦努阿•阿契贝描述自己的国家——一个昔日在非洲大陆富甲一方，今日濒于兵荒马乱、惨状环生的国度时提到：“尼日利亚的致命缺陷在于国人无法做到同仇敌忾、共同对付严重的威胁，而是为了不同宗教、族群的利益同室操戈。”
相较而言，美国做到了——建立起一个多族群国家，并且除去那场可怕的内战外，多数时候始终保持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令人好奇的是，鉴于美国自诞生之日起即为多族群国家，国民分属不同族群，是什么让美国人在动荡的两个世纪里仍团结在一起?赫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于1759年从法国前往美洲殖民地，娶了一位当地女子为妻，并在纽约殖民地奥兰治县的一处农场定居下来。独立战争期间，他著有《美国农人信札》（以下简称《信札》）。这位十八世纪的法裔美国人在书中讶异于各地人口在美利坚土壤上共生共荣的盛况——“这里住着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瑞典人，你可以见到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找不到的奇异的混血人。”
他以一个家庭为例继续论证该现象：这家的祖父是英格兰人，其妻是荷兰人，儿子娶了一位法国妻子，生下四个孩子后各自娶妻，竟来自四个不同国家。正是基于如此复杂的通婚融合，才孕育了今日的美利坚民族。（十八、十九世纪时，race一词意义上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nationality。因此人们会提到英格兰民族［the English race］、日耳曼民族［the German race］等。）克雷夫科尔视角下，这一横空出世的民族具备哪些特点呢?同样在《信札》中，他提出了那个闻名于世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美国人，如何看待这一“新民族（new man）”?（二十世纪的读者有必要忽视十八世纪时男性对女性存在的漠视。）
克雷夫科尔给自己的设问提供了堪称经典的答案：“他是一个美国人，抛弃了他所有的古老偏见和习俗，同时从他所诚心接纳的全新生活方式、所服从的新政府和所享有的新社会地位中，接受新的偏见和习俗。美国人就是那种依照新规则行事的新民族……“在这里，原先来自各国的人口逐步融合为一个全新的民族。”
**位伟大的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迅速附议了克雷夫科尔的观点，他写道：
假使世界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不复存在，我国的命运定然就此改写。在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与哥伦布的推动下，意大利和西班牙联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为后续移民和通商奠定了基础；法国激发了美利坚的独立意识；若对我们的语言探源寻踪，则可追溯至印度；我们的宗教信仰来自巴勒斯坦；我们在教堂高唱的赞美诗，一些*早回荡在意大利上空，一些传颂于阿拉伯的沙漠，还有一些吟唱在幼发拉底河畔。我们的艺术来自希腊，法学遵循罗马，海商法引自俄罗斯，代议制政府效仿英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在思想领域教会我们有容乃大，在行动范畴则引导我们采取联邦制的诸多原则。据此而言，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易于实现种族团结。
美国笃信一则理念，即E pluribus unum。针对多族群社会固有的脆弱性和“火药桶”特性，美国自有妙方：组织那些试图摒弃旧的忠诚而开启新生活、化解族群差异的人，自踏上新大陆之日起，便建立起一种融合甚至超越多族群差别、旨在丰富和重塑共有文化的全新民族认同。
要知道那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欧洲人，为了来到大洋彼岸不惜舍弃一切旧日羁绊。他们想要的就是忘记不堪回首的过去，拥抱充满希望的未来。于是，他们渴望通过避险、救赎、同化而成为真正的美国人。美国在他们看来恰恰处在转型期，尤其利于摒弃那些令人沮丧的记忆，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和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与众不同的国家特性。总而言之，美国的建国宗旨不是保全旧文化，而是成就全新的美利坚文化。
相较而言，加拿大人坦率地承认，尽管加拿大优势显著，但仍极易分裂，这背后的原因之一便是加拿大非常缺乏独特的民族认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加拿大人被英国、法国和美国所吸引，加拿大官方强调采取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该国民众从未对何为加拿大人有过清晰的认识。就像**任总理约翰•麦克唐纳说的那样：“加拿大地域广大，然而有史不长。”
美国具备相当的历史积淀。自独立战争起，美国人便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它形成于独立战争，在1776年《独立宣言》和1787年宪法等事件中进一步巩固，且在随后的自治经历中日益深化。恰恰是民族信条的力量使我们把克雷夫科尔所谓的“混血”成功转变为一个富有凝聚力的民族，从而创造出一个多族群社会。
当然，这也不等于说美国全然符合克雷夫科尔的判断。一波又一波移民潮把大量外来人口带入这个从语言、理想到制度都很“英式”的国度，新移民由此开启了困难重重的融入进程。较长时间内，英裔美国人在美国文化和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排斥后续移民。事实上，前者同化来自爱尔兰、德国、南欧和东欧移民的过程相当曲折。
至于那些非白人，如红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棕色人种等，更确切地说，凡是被欧洲新移民蹂躏和屠杀的土著，或者被迫从非洲、亚洲来到美国的人，都曾因早期深刻的种族主义偏见而备受排斥。我们必须鼓足勇气直面一些不光彩的事实：历史上的美国曾经是个种族主义国家。美国白人起初对自己的种族优越性深信不疑，认为自己有权杀死红种人、奴役黑人、迫使黄种人和棕色人种充当苦力。我们美国白人在法律、制度、风俗、条件反射上甚至灵魂上都是坚定的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的祸端始终是美国试验的一大败笔、美利坚理想的尖锐矛盾所在以及美国社会生活的痼疾。赫尔曼•梅尔维尔写道：“这就好比是全世界*美好的希望同人类*邪恶的罪行联系在一起。”
诚然，即便是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非白人，也为美利坚民族认同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员，或许只处于第三等级，也潜移默化地为共有文化提供了新形式、新风格。非盎格鲁因素的植入和建立新世界的经验不断冲击着英国遗产，结局我们都知道，那就是今天的美国成为了一个与英国截然不同的国家。早在1831年，对美国民主做出*深入考察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就被“英国人和他们在美国的后代之间的天壤之别”所震惊。
在美国两个世纪的历史中，民族融合的思想多数时候占据主导地位。但步入二十世纪，以上观念面临革新和反转。先是一场世界大战摧毁了旧秩序，伍德罗•威尔逊随之抛出“民族自决原则”。二十年后，又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西方殖民帝国，加剧了世界各地的族群矛盾和种族斗争。仅就美国而言，新的法律出台，放宽了对南美、亚非移民的入境限制，由是改变了美国人口的基本构成。
这种比克雷夫科尔所描述的更加吊诡的混血过程，使他曾经提出的经典问题再度受到关注，掀起新的热潮，并可能获得新的答案。时至今日，很多美国人否认当初建立“一个新民族”的历史目标，对自己原有族群的逃避被追根溯源取代。被克雷夫科尔否认的“古老偏见和习俗”出人意料地卷土重来。对种族的狂热崇拜开始在非盎格鲁白人和非白人的少数族群中故态复萌，他们抨击同化目标、挑战“同一民族”的理念，几近偏执地保护、推进和维系单一族群和种族社区。
种族问题的爆发也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美国文化终于开始对盎格鲁统治的鼎盛时期内，那些次等的、被蔑视的少数族裔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怀有愧疚却姗姗来迟的承认。美国教育*终也选择承认欧洲中心之外的广阔天地的存在及其重要性。这些都是非常积极、正面的变化。我们至少据此可以帮助孩子们从多个角度认识本国历史，让他们尝试从哥伦布船队的派出方和被迫接纳方来看待这次新大陆探险。生活在一个不断收缩的星球上，渴望成为世界领导者，那么美国人必须更多地了解其他种族、其他文化以及其他大洲。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对这个世界——以及他们自己——产生了一种更全面、更令人振奋的感知。
但是种族狂热一旦用力过猛则过犹不及，新的族群信条排斥“融合说”，反对不同族群的个体在互利共荣中形成一个新的整体。这种观点的潜台词就是美国不是一个由个体组成的国家，而是建立在多个群体之上，族群渊源是美国人宿命般的经历，族群纽带是永恒的、难以磨灭的，彼此孤立且以族群为单位的社区也成为美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美国历史的基本内涵。
该观念的实质即根据族群和种族的标准来给美国人分类。但是，尽管从族群的视角解读美国历史恰如先前的经济角度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甚至颇有启迪，但若立足于此把握总体图景，它便具有致命的误导性和荒谬性。此外，族群视角颠覆了美利坚作为一个统一民族的历史理论，迄今为止，这一理论成功地确保着美国社会的完整性。
新的视角下，美国不再是一个享有统一民族认同的改革进取型国家，反而成为多种民族认同的“庇护伞”；美国不再是由个人全凭自愿选择组成的国家，而是由那些具有根深蒂固族群特征的群体所构成的。多族群融合的信条开始背离历史初衷，转而用碎片化替代同化，用分离主义替代融合。换言之，它意味着贬低一而推崇众。
形成统一身份与认同的历史观念目前在我们的政治、志愿组织、教堂、语言文化等领域都显得岌岌可危。没有任何领域比我们的教育体系更加驳斥至高无上的民族认同观。
作为培养下一代的沃土——学校和大学，特别是公立学校，是完成同化和铸造美利坚认同基本的工具与途径。伍德罗•威尔逊称：“公立学校就是美利坚‘大熔炉’，在那里，我们成长为美国人，不同人种、不同籍贯、不同阶层的人把他们的孩子统统送到那里，或者说理应送到那里。在那里，这些青少年统一接受美利坚精神的‘荡涤’，*终变成真正的美国人。”孩子们在学校习得的理念影响他们今后看待和对待其他美国人的方式，影响他们今后拥抱共和理念的方式。有关课程设置的探讨本质上是对“作为美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深度思考。
种族激进分子声称，公共教育的核心目标应该是捍卫、强化、弘扬和恪守种族来源及身份。分离主义则鼓励偏见、放大差异、挑起纷争。在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的叫嚣声中，在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设置缺乏公平的呼吁中，在对历史、文学等教学不应止步于人文学科而应进一步变成提升少数族裔自尊心的有效途径等主张中，族群和种族冲突悄然增加。
目睹族群冲突撕裂一个又一个国家，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把美国依据族群和种族差异划分为多个固化社区，刻意引导它们珍视自己的孤立状态”的论调。试想如果情况委实如此，那么美国的世界中心地位还能保持下去吗?“大熔炉”是否就此会被“巴别塔”取代?
我不想过分悲观。毕竟教育总是处在观点交锋和变革之中，这也是件好事。大中小学可以说是各类信仰、哲学理念、价值观的长期碰撞之所。不过我相信，只要沉默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大声疾呼，挑战那些一时流行的虚妄之言，形势定会发生逆转。
当前族群、种族问题对公立学校产生的压力的确令人不安，维系国家凝聚力的纽带已然相当脆弱。故而公共教育的目标应该立足于增强而非弱化此类纽带。如果分离主义倾向就此一发不可收拾，那么等待我们的只能是美国社会的彻底碎片化、种族隔离死灰复燃以及部落化大行其道。
我之所以能够持审慎乐观的态度，正是因为相信那种曾经塑造“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力量尚未消逝。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仍是“共和”的真切内涵。据此，他们拒绝在“统一优先”和“族群优先”中做极端选择。马里奥•科莫州长指出：“多数美国人能够意识到保护和鼓励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致力于借助多元文化主义视角促进美国统一并丰富作为美国人的民族认同，而非让其发展为撕裂国家的毁灭性派系冲突。”
无论代表各族群立场发声的政客们如何表态，大部分生长于斯的少数族裔，不管是白人还是非白人，在珍视族群传统的同时仍会首先把自己定位为“美国人”，而不是爱尔兰人、匈牙利人、犹太人、非洲人或亚洲人。*好的证明就是美国的跨族群、宗教甚至种族通婚率不降反升。由此可知，美利坚民族认同生机尚存。
当然，这不意味着唯有少数族裔需要对国家统一或分裂负责。任何同化或融合过程事实上都是双向的：移民自身有意愿适应新社会，而本地人也乐于欢迎和接纳他们。恰如上文所言，种族主义堪称国之悲剧。近来美国白人终于开始正视我国历史上根深蒂固、不可理喻的种族主义倾向，但反种族主义斗争仍旧长路漫漫、前途未卜。例如当老派美国人把其他国籍或种族的人视为异己，甚至眼中钉、肉中刺时，便也不该对一些少数族裔因反美主义和仇视心理团结一致感到讶异。毫无疑问，这种认同感是相互的，不仅仅是他们渴望获得接纳、寻求融合，我们也要有意愿去完成同化和融合。换言之，促成国家统一的重任更多地落在自鸣得意的主体族群身上，而不是那些本就身处困境、自顾不暇的少数族裔身上。
近年来，美国人口的构成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样。但恰恰是这种高度异质性使得对统一理想和共有文化的追求显得极为迫切。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称“美国是万千心之所向”，正是强烈的心灵共鸣赋予我们力量，去建立一个属于人民的公正、正义之地。
回想一下圣雄甘地的话，他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族群、宗教、语言、阶级全面对立的国家，情况远甚于今天的美国，这句话曾经出现在印度各地的公共海报上：“我们应该杜绝成为排斥他者的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帕西人、基督教徒或犹太人，虽然捍卫各自信仰无可厚非，但我们自始至终必须是印度人。”正因为印度背离了甘地当年的教诲，如今才变得支离破碎、自吞苦果。
本着甘地的精神，尽管分属不同族群的美国人可以虔诚地信奉各自的传统和信条，但有一点必须铭记于心，我们是彼此的同胞骨肉，自始至终都是美国人。援引马丁•路德•金的话：“我们被命运牢牢捆绑在一起。”在这个因族群、种族对立而严重分裂的世界里，美国继续充当“样板”，诠释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何有机团结在一起具有非同寻常的进步意义。
小阿瑟•M. 施莱辛格
美国的分裂 目录
再版序言
前言
一 “一个新的民族？”
二 历史作为武器
三 教育之争
四 美国的分裂
五 合众为一？
结语
附录 施莱辛格的教学大纲
资料来源说明
索引
译后记
前言
一 “一个新的民族？”
二 历史作为武器
三 教育之争
四 美国的分裂
五 合众为一？
结语
附录 施莱辛格的教学大纲
资料来源说明
索引
译后记
展开全部
美国的分裂 节选
二 历史作为武器
修史是一项古老且荣耀的职业，有着独特的标准与目的。历史学家的目标是在重现往事的过程中力争做到准确、抽丝剥茧与客观公正。不过历史不仅仅是一门供奉于大雅之堂的学科，它在国家走向未来的过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历史之于国家就像回忆之于个人。一个人被剥夺了记忆，会感到无助和迷失，全然忘记他去过哪里或即将前往何处。以此类推，当一个国家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时，它将无法应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作为界定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历史由此变成了塑造历史的一种方法。于是，修史亦从一番冥想变为一种武器。“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乔治•奥威尔在著作《1984》中提到的党派宣言如是说，“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一）
历史学家竭尽全力捍卫他们的行规。他们说，天知道当我们辜负了自己的理想时是多么沮丧，我们的解释被无意识的先入为主所包围和歪曲时会感到多么难过，痴迷于种族和民族又是怎样使我们对自己的偏见视而不见的。我们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为我们的个人经历所困，像所有带着原罪的凡人一样，在党派、偏见、教条、恐惧和希望中摇摆不定。
在一片黑暗的过去，我们目光所聚焦的地方实际上是由我们目前的关切决定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对所处时代和生活产生了新的关注点时，给予历史的聚光灯亦会随之变化，使得那些切实存在的却被早期的历史学家随意从集体记忆中删除的故事昭然显露。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人们通过当下“再造”历史。
历史学家必须始终向着客观这一理想状态无限逼近，尽管遥不可及。但是，当我们急于回应当前的紧迫感时，将过去用于非历史目的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利用或影射过去，从而发觉那些适合我们所处社会或意识形态的部分。如此被操纵的历史更大程度上变成为社会凝聚力和政治目的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无私的知识追求。
人们靠历史学家创造的神话生活。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如果修饰美化历史是为更高的利益服务，例如民族的培育或种族的提升，那么事实就可以被合理地修饰。持续讲一种积极有益的故事似乎比捍卫历史的纯洁性更重要 ——特别是当纯粹的历史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时候。这可能正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高尚的谎言”一说时脑海中所浮现的内容。
不过这样一来，狂热分子们很可能会将“高尚的谎言”与现实混为一谈。民族主义对历史的侵蚀是有启发意义的。两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仍然是世界上*重要的政治思潮——远比法西斯主义甚至民主等社会意识形态更为重要。但它不是自发生成的。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所说：“民族主义不是民族意识的自然觉醒，它甚至有能力创造出本不存在的新民族。”民族主义是知识分子为了迎合有政治抱负的精英而发展出来的，然后再向受众大肆宣传。它之所以能继续蓬勃发展，是因为利用了历史和地域的强烈情感，在这个越来越令人感到迷失和困惑的世界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
今天，民族主义的狂热蔓延全球。在西方感染了爱尔兰和以色列，分裂了比利时、塞浦路斯和加拿大，引起布列塔尼、科西嘉和巴斯克地区的骚动。民族主义首先分裂了苏维埃帝国，后使苏联本身走向解体。在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推翻了西方殖民主义，催生了一大批新国家，无论是泱泱大国还是蕞尔小国，在重演历史争吵时常常互相厮杀。
在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主义以族群性或部落主义的形式出现。在第三世界，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族群为权力而战，甚至在更绝望的情况下，为生存而斗争。据此可知，美国的族群运动高潮并非独一无二，而是与全球的民族主义高烧态势相互呼应。
（二）
任何民族或群体在自我塑造过程中都免不了要援引和回溯历史。否则一个民族又能通过什么来建立起个性的合法性、传统的连续性或是过程的正当性呢?
历史经常被用来为统治阶级辩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哈•普拉姆写道：“历史一直扮演着威权的侍者。”这是主流历史话语，旨在展示现有的权力安排是多么高尚、有道德和理所应当。因为它能够证明获得和捍卫权力的现状与方法是令人信服的，故而可被称为“辩解性历史”。
其他时候，历史还被用来替权力的受害者辩护，为那些拒绝接受现状的人伸张正义。以赛亚•柏林曾描述过十九世纪早期“被羞辱和战败的德国人”如何反击傲慢的法国人：
德国人不断挖掘自己比对手更为优越的品质。他们将自己深刻的、内在的精神生活、自己的宽和谦卑与对真正的价值——简单、尊贵、崇高的无私追求，同财大气粗、造作世故、居功自傲、肤浅圆滑、冷漠无情、道德空虚的法国人进行对比。在举国上下抗击拿破仑的过程中，这种情绪极尽狂热。不过这确实是许多身处落后、被剥削或屈辱之中的社会做出的典型反应。这种社会对其地位低劣感到不满，不得不通过引证自己历史上真实存在、甚至想象中的胜利与荣耀，或其民族、文化特征里那些引以为傲的特性来回应现状。因此对境况不佳的民族而言，真实的或想象中的丰富历史或许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以上就是所谓的失败者的历史，写作初衷就是为了通过创造或夸大历史上的辉煌事迹与雄心壮志，从而充分展示伯特兰•罗素所谓的“被压迫者的高尚美德”。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补偿性历史”。
无论“辩解性历史”还是“补偿性历史”，共性都在于利用历史来塑造未来。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七十年，其学界尝试利用“辩解性历史”孜孜不倦地捍卫着党的路线的每一回转折。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提出“开放政策”，及时地解放了历史学家。
俄罗斯历史学界有史以来**次可以自由地真实还原历史，重新评价布哈林甚至列夫•托洛茨基，批评1939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大学担任讲师四个月后，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埃里克•方纳提出：“一个崭新的未来需要一部新的历史来支撑。”“为了使这些影响广泛的巨变具有合法性，媒体和政府部门现在倾向于把那段苏联历史描述为暗无天日的岁月。”如果说迎合党派立场的历史是独裁的工具，那么基于史实的讨论则是民主的工具。
日本政府致力于借助“辩解性历史”拒绝为自己半个世纪前的侵略与暴行买单。他们的教科书一贯把日本征服朝鲜和侵略中国美化为“激起了首尔和北京方面的官方抗议”。日本青年一代被教导将自己的国家视为战争中的受害者而不是太平洋战争的发起国。
当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教授尝试像其在著作《太平洋战争》英文版序言中所写的那样，“把赤裸裸的历史展现在日本民众面前”时，他遭到来自政府的指控。日本*高法院支持文部省对家永三郎在书中如实还原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部分进行审查。正如家永三郎先生所观察到的：日本年轻人越少被告知战争的真实历史，那么未来陷入“同样险境”的风险就越大。
到一九六〇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开始把承认希特勒的罪行当作德国的一项特殊责任，并且将纳粹主义的历史追溯至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与文化。不过一九八〇年代，德国民族主义的复兴使得学界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运动，呼吁净化民族历史。有些历史学家辩称，希特勒的罪行既不是绝无仅有，也不是德国独创。希特勒的种种行径都是用种族替代阶级。希特勒毫无疑问罪状滔天，但是其他民族亦有同类行为，却没有承担如此沉重的国际谴责。纳粹主义的确行迹可耻，但不是根本性的，它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坏运气和行为失常。
像保守派政治家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说的那样，德国人不能把对本国光荣历史的看法仅仅局限于1933—1945那该死的十二年。德国历史不能以一连串无休止的错误与犯罪来呈现。另一位保守主义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施蒂默尔也批评德国人困在自己的负罪感之中，呼吁重新肯定国家认同。施蒂默尔指出：“迷失方向与寻找身份认同相伴相生，任何认为这对政治或未来毫无影响的人实际上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那些填充了记忆空白的人恰恰也是定义概念、诠释过去和赢得未来的人。”
历史是一种武器。也许是因为捷克作为一个国家所经历的动荡变迁，使得捷克人对操纵历史十分敏感。一位历史学家透过米兰•昆德拉的著作《笑忘录》观察到：“给一个民族洗脑的**步就是磨灭其记忆。毁掉其书籍、文化、历史。第二步是找人撰写新书，制造新文化，发明一部新的历史。此后不久，58这个民族将会忘记自己是谁或曾经是谁。人类的权力斗争说白了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瓦茨拉夫•哈维尔，捷克的剧作家和前总统，曾当着奥地利领袖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的面做了尖锐的发言，说：“那些害怕直面自己历史的人，很有必要为自己的眼前局势感到害怕……说谎永远无法把我们从谎言中拯救出来。篡改历史不仅不能捍卫自由，反倒会毁了它……只有真相才能把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信史正是捍卫自由的武器。
（三）
美国历史的撰写很长时间内是为了迎合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新教徒的利益。我父亲一八九〇年代成长于齐尼亚，一座位于俄亥俄州的小镇。在那里生活着大批德国人、爱尔兰人和黑人。有一天，我父亲问他的父亲——从小自德国移居美国，视卡尔•舒尔茨（将军、政治家和改革者）为偶像——为什么教科书上把英国描述成美国人唯一的祖国?我的祖父讽刺地说，显然唯一值得一提的德国人是“在独立战争中站错了队的黑森雇佣兵”。爱尔兰人和黑人在教科书里表现更差，而唯一的好印第安人就是死了的印第安人。非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在美国的历史上都是“看不见的人（和女人）”。
教科书以盎格鲁中心主义为主导的部分原因是事实确实如此。无论好坏，美国文化受英国文化传统的影响确实要超过其他别的因素。无论爱憎，恰如政治学家安德鲁•哈克所言：“这个国家的几乎所有历史进程中，重大决策往往都是由白人男性基督教徒做出的。”否认这一或许可悲但几乎无可辩驳的事实等同于篡改历史。但是历史也可以通过掩盖美国白人统治的丑陋面而被篡改，比如对后续移民的冷酷歧视，对非白人少数族裔的野蛮种族主义，以及编造伪善的神话。
编造神话的开端*早可追溯至帕森•威姆斯关于华盛顿的传记。随着盎格鲁中心主义叙事的神话逐渐展开，美国人在那个时候把矛头对准了曾经的自己——英国人。反英主义在缓慢地消逝，尽管目前的理论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阴谋仍在继续，但美国白人新教徒，从十八世纪开始的亚当斯家族到二十世纪的洛奇家族，自始至终都是反英主义的急先锋。
**次世界大战后，爱国组织大肆宣传“英国的愚弄使美国陷入挣扎”等说法，对美国教科书中的亲英言论穷追猛打，恰如三十年后新一代爱国猛士猛烈抨击亲苏宣传一样。学者们被指控贪图英国的钱财，与之密谋将共和国带回帝国时代。亲英书籍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地方遭到严格的官方审查。威斯康星州、俄克拉何马州和俄勒冈州甚至通过了“纯洁历史”的相关法律。
1927年担任芝加哥市长的威廉•黑尔•汤普森支持麦考密克上校反英色彩浓郁的《芝加哥论坛报》，他借这次骚乱大做文章，誓言“如果英王乔治胆敢踏上芝加哥的土地，一定会照着他的鼻子来一下子”。我父亲在其著作《美国历史新观点》中讲过一句异常讽刺的话，“乔治五世的钦差向‘前一个世纪伟大的反政府主义者、反叛者乔治•华盛顿的坟墓’致敬”。发现《新观点》一书在芝加哥大学学生的阅读书目里出现，汤普森就“上述引文公然抨击神圣的国父”而对这本不知名的读物及其无足轻重的作者大加挞伐。汤普森的一位追随者，斯波特•赫尔曼，他是一位达蒙•鲁尼恩式的人物，试图把这本有“叛国之嫌”的书从公共图书馆中清理掉。令人沮丧的是，斯波特只能给自己买一本，然后用熊熊燃烧的爱国火将之烧成灰烬。
作为早期的文化多元主义者，汤普森不仅决心要“制止一切对美国英雄人物的诽谤行为”，还要亲眼看到爱尔兰、波兰、德国、荷兰、意大利以及其他族群出身的英雄得到公正的对待。鉴于统治集团珍视自己那套逻辑自洽的神话，致力于排除其他群体反向证明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尊严，于是，人们往往通过以赛亚•柏林曾经详述的方式来宣传甚至是夸大神话，即强调本族在美国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尚未获得认可的重要贡献。
（四）
有鉴于此，各族群聚居地发展出一套补偿性的记载。在群体的怨恨及骄傲心理驱使下，这类记载经常屈服于柏拉图式的“高尚谎言”的诱惑。哈佛大学杰出的爱尔兰裔美国学者约翰•文•凯莱赫教授对爱尔兰移民的案例提供了略带讽刺口吻的佐证：
我对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文字历史的早期了解，是从那些天主教小杂志或者波士顿报纸周日版上的文章得来的。它们大多篇幅短小，但文风浮夸，称当时大陆军里76%都是爱尔兰人，乔治•华盛顿的许多密友都是修女和神父，林肯的第二任就职演说是从纽约阿尔帕卡的弗朗西斯•P. 梅格海根阁下——一位铸铁念珠大制造商那里获得的灵感。
这恰恰就是凯莱赫教授所谓的“总有一个爱尔兰人在脚踏实地地工作”的美国历史叙事。
不过，这样的族群沙文主义言论大多仅限于内部自娱自乐。即便是像波士顿及其周边这种爱尔兰政客在学校和图书馆的董事会占主导的地方，爱尔兰人也从未想过把他们自己的“补偿性历史”变为当地公立学校的课程。随着爱尔兰人在美国数量增多，凯莱赫回忆道，虔敬主义的小文章开始从波士顿出版物上销声匿迹。他在1960年写道：“现在即便是3月17日11每年3月17日为圣帕特里克节，是纪念爱尔兰主保圣人圣帕特里克的节日。随着爱尔兰移民不断进入美国，美国从1937年开始庆祝该节日。前后也很少见了，我好奇现在究竟谁成为了大陆军的主体。”（答案很可能是黑人和犹太人。）爱尔兰天主教徒被选为总统，这是一种爱尔兰移民被美国*终接受的信号，把爱尔兰人从需要自我振奋的局面中彻底解放出来，正是那年春天，凯莱赫对爱尔兰人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
那些*开始处在社会底层的族群，一旦获得认同，往往*终又都成为盎格鲁中心主义规则的捍卫者。1990年，佩吉•努南，聪明诙谐的爱尔兰裔美国女作家，曾担任美国第二位爱尔兰裔总统的御用写手，敦促称：“我们不该用一个族群自己的丰功伟绩来引导移民，而应通过讲述一个伟大的统一神话来明确作为美国人的梦想、特点和特殊历史。否则，如果我们讲述历史时被现代思维中强迫性的怀疑主义所主导，被那种欠考虑的不屑所支配，那么我们将不再是美国。”
近年来，没有人比艾伦•布卢姆教授更强烈地谴责学术上的反传统主张，这位犹太裔美国学者著有《美国精神的封闭》。他写道，“我们习惯于听到开国元勋们被指控为种族主义者、印第安人谋杀者、阶级利益代表”，他批评这些揭露者“削弱了人民对美国原则和国家楷模的真实性或优越性所怀有的坚定信念”。
揭露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没什么好兴奋的。如果能提出任何有力证据，又会有人在适当的时候站出来对先前的揭露行为表示反悔。比如英国历史记者保罗•约翰逊甚至可以把卡尔文•柯立芝塑造成英雄。换言之，历史恰恰是在不断地修订与反修订进程中得到发展的，正如伟大的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海尔所说的那样：“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争论。”
美国的分裂 相关资料
迄今为止对多元文化主义最清楚最有力的攻击之一。——《华尔街日报》
一本非常棒的书，我们应该感激小阿瑟·M. 施莱辛格。——《新共和》
小阿瑟•M. 施莱辛格如实阐述了美国当前最重要的政治弊端……所有关心美国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并用它来指导我们的行动。
——詹姆斯•戴维•巴伯
美国的分裂 作者简介
小阿瑟·M. 施莱辛格（1917—2007）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小阿瑟•M.施莱辛格是美国z具声望和争议的重量级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同时也是专栏作家、影评人、《财富》杂志和《生活》杂志的自由撰稿人，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和肯尼迪总统的特别助理。一生中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和一次美国历史学z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他于1965年被选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1998年被授予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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