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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生活的变革 版权信息
- ISBN:9787208142107
- 条形码:9787208142107 ; 978-7-208-14210-7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私人生活的变革 内容简介
《私人生活的变革》荣获2005年度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全书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结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 本书曾于2009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私人生活的变革 目录
前言
导论 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
一、“合作社模式”与缺席的个人
二、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
三、本书的结构安排
**章 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一、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
二、公共生活的起落
三、亲缘结构与社会关系
第二章 择偶: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
一、关于择偶的本土定义
二、1946-1962年: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趋向
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
四、1984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发展
五、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
六、从自主到浪漫
第三章 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
一、订婚后的恋爱与婚前性关系
二、爱情的语言和姿态
三、择偶理想的变化
四、爱情的表达问题
五、择偶中的浪漫革命
第四章 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长
一、家庭结构的变化
二、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与爱情
三、家庭劳动分工与家庭决策
四、家庭内部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
五、大家庭的民主化
六、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第五章 私人空间与隐私权
一、老宅子的空间安排
二、80年代以来的装修热
三、内外之别与家庭隐私权
四、个体成员的私人空间
五、空间格局与人际关系
六、下岬村个案与隐私权观念
第六章 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
一、提前分家与“从父居”的消亡
二、系列分家方式的影响
三、彩礼与遗产预支
四、彩礼支配的变化
五、新娘在彩礼交换中的角色
六、从礼物到预支的遗产
七、个人权利的上升与父权的衰落
第七章 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
一、老人的生活状况
二、虐待老人与代际冲突
三、关于代际互惠的争论
四、父母防老的措施
五、孝道的衰落
六、无效的法律与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
七、沉默的公众舆论
八、信仰世界的倒塌
九、经济剥夺与无情的市场逻辑
第八章 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
一、计划生育20年
二、个人选择与生育模式
三、新型生育观的出现
四、性别因素:妻子地位上升的影响
五、社区因素:村风的作用
六、从人口控制到计划生育
结论 国家、家庭与个人
一、家庭的私人化
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公德的个人
三、情感、欲望、消费要求
四、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
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
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
参考文献
私人生活的变革 节选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这么多时间推动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到城里打工。不过正如前面所说,找工作并不容易;即使找得到工作,他们也只是在暖和的季节里干上3到6个月,之后又回到村里闲着。 人们越来越多的空闲时间都是在家里过的,除了看电视、打麻将,在村里就找不到更好的事去做了。不断有人告诉我说,村里已经多年没有任何公共活动。村干部对组织公共文化活动和村民会议根本没有兴趣。在非集体化之后,村民甚至连个聚会的地方都没有。村里一位集体化时代的宣传队员说:“现在街上一点人气都没有,屯子里跟死的一样。”的确,非集体化之后,在政治参与、公共物品分配、文化、道德价值等各方面,下岬村的公共生活都大大衰退。 对于那些曾经在集体化时代生活的人来说,政治参与上的变化令人吃惊。从土改以来,开会已经成为村里公共生活的一个部分,村民愿不愿意都必须参加。除了政治运动带来的各种大会小会之外,还有常规的社员大会,以解决各种日常的生产与分配等问题。许多社员还参加了大队组织的各种团体,如共青团、妇联、民兵、贫协等等。这些组织都有自己的会议与活动。党员还有自己的例会与学习。 当然,除了“四清”与“文革”一类以干部为对象的运动外,绝大部分的政治活动都是由村干部代表国家来组织与控制的,村民的参与也不是自愿的。许多人在回忆起当初的情况时,都提到这些无休止的活动既无聊又浪费时间,因为在集体化期间,大家每天忙于出工,之后还得照料自留地和家务。不过,经过多年之后,村民已经习惯了这类活动,而且有时候的会也还是很有意思,村民的确感到自己的参与起了作用。一个老党员对我说,有一次党支部因为吸收一名积极分子入党而召开了4次全体党员会议讨论,原因是那人的出身不是贫农。 70年代我在下岬时也参加过一些印象深刻的会议。这些会议对全小队的人都至关重要。在1973年的一次会议上,大家讨论了队长的去留问题。队长本人想要辞职,除了健康之外,主要原因是他因为管不了一批不听话的青年而生气。那次会议在一个寒冷的傍晚召开,讨论持续了5个多小时。队长本人不肯到会,与会的社员——包括那批捣蛋鬼——想了好些办法去挽留队长,并且积极讨论了改进工作的方案。结果非常富于戏剧性:3个年轻人到队长家里道歉,可队长还是不肯到会;后来其中一个青年干脆将队长背到了会场。而1971年我自己在队里落户的问题也曾经在小队会上被热烈讨论过。后来我听说,大家意见分歧,因为许多人觉得让本生产队来为大队接受新社员不公平,因为这个大队还另有3个小队。 *后一次社员大会在1983年召开。通过那次大会,土地被分到了社员手中;大家还通过抽签的方式去买队里的牲畜、农业机械,以及其他公家的农具。有着20多个房间和一个大院的大队部*后被拆毁,大队那个能容纳400多人的礼堂也被拆了。从那以后,群众参与政治与公众活动的程度大大降低,原因不仅是包产到户,也是因为村领导层的变动。许多下岬人注意到,自1987年那位“三不”书记上台后,村里再也没有开过大会。90年代以来,连党员都不再开会,党支部也不再起作用了。从那以后,10年内除了那个小霸王支书以外,连新党员都没有发展过。共青团、民兵等组织只在每年给县政府打的报告中才能见到。每当上头有新指示、新政策,干部就通过有线广播通知村民,特别是要通知大家如果违反这些政策要罚款多少。公家的账目是保密的,村民根本不知道村子在90年代末已经欠下了多少债务,只知道每年他们纳的税都在增加。村里的人告诉我,干部不肯开群众大会,是因为干部没法交代公款的下落,也不愿意让大家讨论由于他们那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引起的问题。 当我问起中央政府在90年代大力提倡的村民选举时,看来下岬人根本没有将那当一回事。下岬已经进行了3次选举。每次选举时,支书就派出他*信任的亲戚挨家挨户送去“正确”的选票,以保证选票投给“正确”的候选人。有一次,一个村民的妻子因为瞧不起支书的情人而不肯听话,第二天他们家的供电就被切断了。这家人靠粮食加工为生,这一来就断了生路。当丈夫的只好给支书及其情人送礼,求他们恢复供电。 90年代末,唯一的一次群众政治参与是一批村民试图向政府反映支书的劣迹。他们给县、地、省各级机构写信,并且组织了两次集体上访,而且还计划到省纪委上访。在声势*为浩大的时候,他们在上访信上征集了近300人的签名。这些活动都是由集体化时代的干部或积极分子组织的,因此后来也就演变成了现任与前任书记之间连年累月的权力斗争。至于一般群众,他们只对眼前立即能生效的行动感兴趣。比如1998年那次示威,目的仅是不用交每户300元的杂费。在多数情况下,绝大部分村民只是站在一旁隔岸观火。 ……
私人生活的变革 作者简介
阎云翔,1954年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文化人类学教授。著有《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等著作。其中,《私人生活的变革》曾获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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