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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考古(第5辑)

作者：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等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12-01

开本： 16开 页数：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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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本书特色
内容简介
目录
节选

丝绸之路考古(第5辑) 版权信息

ISBN：9787030710864
条形码：9787030710864 ; 978-7-03-071086-4
装帧：一般胶版纸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所属分类：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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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丝绸之路考古(第5辑)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从事丝绸之路考古、历史、文化等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本书适合于从事丝绸之路考古、历史、文化等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丝绸之路考古(第5辑) 内容简介

本书是由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考古专业委员会、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化1～2辑。以介绍丝绸之路考古、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以及相关的学术著作书评为主要内容。本辑收录论文15篇，书评与综述3篇。本书适合于从事丝绸之路考古、历史、文化等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丝绸之路考古(第5辑) 目录

目录
阿富汗法罗尔丘地出土公元前三千纪末银器上可见的两河流域苏美尔艺术东渐覃春雷（1）
马文化研究李水城（14）
中国西北早期马匹骑乘的证据李悦马健等著吴祎李悦刘欣恬王倩雯译（27）
近年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下游采集陶器的研究林铃梅李肖买提卡斯木吐米尔（36）
再论交河沟西、沟北墓地——兼谈吐鲁番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刘翔（58）
连璧以通天——从馆藏织锦袖子残件看汉晋时期流行的连璧锦徐铮（74）
史君石堂W1图像再释吴贇培（83）
粟特裔汉地居民的身份与认同——以墓志为中心秦若晨（90）
唐代据史德文化略考段晴（106）
从中亚到漠北——蒙古国巴彦诺尔墓出土金币中的西突厥文化意涵徐弛茆安然（115）
中国南方广东发现的五世纪萨珊银币〔英〕克力勃（JoeCribb）撰李媛苏比努尔王露翌译（127）
古代突厥人的酒〔德〕茨默（PeterZieme）撰王丁译（145）
于阗的黑貂皮：国图藏BH2-28阿拉伯语手稿解读钱艾琳（153）
喀剌巴剌噶孙碑文汉文版的新校订与译注〔日〕森安孝夫吉田丰著乔玉蕊白玉冬译（160）
9世纪中期到10世纪晚期后吐蕃时代的古藏文佛典〔日〕武内绍人撰沈琛译（212）
书评与综述
中国境内萨珊银币用途研究述要王蕻荃（220）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宗教卷）》读后张小贵曾翊健（235）
评《臣服者与征服者：畏兀儿人在蒙古帝国》〔日〕松井太著杨富学王朝阳译（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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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考古(第5辑) 节选

阿富汗法罗尔丘地出土公元前三千纪末银器上可见的两河流域苏美尔艺术东渐覃春雷一、银器的发现 1966年7月5日，阿富汗巴格兰省法罗尔村农民在务农时，意外发现一批金银器窖藏。村民随后将这批金银器切割均分。在政府人员的追缴下，共收回17件金银器物和残片。本文所述银器（残片，图一）就来自这批窖藏。由于村民的误导和保密，这批窖藏的确切出土地点尚不得而知［1］。图一法罗尔银器器身（切割成两块）［2］这批窖藏初步确定为阿富汗青铜时代（公元前2600～前1700年）［3］的文物。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批金银器窖藏属于阿姆河文明（Oxus Civilization），也称巴克特利亚-马尔吉纳考古共同体（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缩写为BMAC），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前1900年［4］。二、银器的制作工艺被追回时，这件银杯已经被切割成三块，包括切成两半的近长方形的器身（图一）和一块内凹的近圆形器底（图二）。根据器物残块复原可知，这是一件弧形底直筒银杯（图三）。图二银杯杯底和纹饰（采自Francine Tissot， “Catalogue of National Museum of Afghanistan: 1931-1985”）［5］图三杯底线描图和银杯复原图（采自H.-P. Francfort， “ Animals in Reality， Art and Myth in the Oxus Civilization （BMAC）: Bison and Deer”）［6］这件银杯的杯身和杯底没有接痕，说明整个器身银料为一体。杯身整体图案部分外凸内凹（图一），杯身表面不见锤揲造成的挤压痕（图四）［7］。因此这件法罗尔银杯不是通过锤揲工艺一体敲锤而成。银杯器身广泛分布成片的细小不规则状凹坑（图五），这种凹坑常见于金属铸造过程，通常与模具材料硬度和磨损程度、雕模精细程度、浇铸过程中空气和金属的冷却收缩等因素有关，因此这件法罗尔银器应是一体模铸而成。银杯上一头母野牛的后腿与杯壁间可见一道裂缝，裂缝边缘为不规则锯齿状（图五），可能是杯身变形时（村民对银杯进行切割展平）的应力使银杯较薄部分破裂造成。这部分刚好是杯身表面外凸图案与正常杯壁结合的地方，同侧其他部位未出现裂痕。因此，可能是内外范的细小偏差，造成浇铸时的局部挤压，使得内外范凹凸相接部分较杯身其他部分更薄，并在变形时易出现裂痕。银杯上动物（野牛，Bison）的轮廓线为专用工具錾或刻划而成（可能为青铜凿子或刻刀等工具）（图六）。动物头部和腹部的毛发纹饰、眼睛、舌头、脚蹄、局部关节、牛尾尖部束状毛发、两头动物间山丘上的短触线等（图六～图八），则为錾刻或刻划而成。图四萨珊波斯银器上的锤揲痕图五法罗尔银器表面的不规则细小凹坑和裂痕图六银器上的轮廓线和錾刻纹饰该银杯器身和底部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图二、图八），说明其应为实用器。由于其为材质贵重、工艺精美的银器，应是当时某位重要人物（地方*领或宗教人物等）于特殊场合（祭祀或重要仪式活动）使用的器物，所盛可能为酒精饮料、奶、宗教饮品或水等。图七两牛头间山丘图八银杯上的牛尾和磨损痕迹三、银器上的纹饰这件法罗尔银杯的外杯壁饰有四头野牛（Bison）图案（图一）。杯身上的四头野牛身体健硕，肌肉发达、紧绷（图五）。四肢左右分开作行走状，头身向左的牛的右侧腿在前，而左侧腿在后；头身向右的牛，则左侧腿在前，右侧腿在后（图九）。尾巴直垂，牛尾尖部呈锥形，并饰有直垂的毛发。腿部关节和蹄部刻画写实（图八）。牛角呈S形，银杯采用侧视构图，只能看到一侧的牛角，所以呈现“S形独角牛”的效果。银杯上的牛睁大着眼睛，头部、脖子、肩部、后肩胛骨至腹部装饰多条平行带状纹饰，每条带状纹饰上刻划有与牛角尖弯曲方向相同的一圈旋纹（图六）。根据牛角的特征，可以把各种器物上的牛图案分为“S形独角牛”（侧视构图造成的视觉偏差，实应为对角或双角），相应的还有“S形对角牛”“C形对角牛”“尖角独角牛”“尖角对角牛”等。法罗尔银杯上的牛为“S形独角牛”。图九银杯上的山丘左右对牛图图一〇两河流域欧贝德遗址（Tell al Ubaid）出土的早王朝三期雄性青铜立牛（采自Donald P. Hansen， “Art of the Early City-states”）［8］可以把银杯上的图案分成相同的两组。以图九为例（取中间两头野牛为一组）：左边的野牛向右昂头、瞪眼、张着嘴、伸出舌头作咆哮状；右边的野牛向左俯身垂头，牛角尖部低于左边野牛的下嘴唇，眼睛低垂，嘴部闭合，作驯服和膜拜状；两头野牛之间的地面上有一座山丘状物体。另外，左边野牛腹部下方有明显尖突，表现为其雄性特征（雄性生殖器），说明左边为雄性野牛；右边野牛腹部平滑，并无雄性特征，说明其为雌性野牛。这种雄性特征的表现，在两河流域、埃及、印度河谷（Indus Valley）等文明的动物图案上均能看到（图一〇～图一二）。图一一埃及古王国时期浮雕壁画上“S形对角牛”的雄性特征体现［9］图一二印度河谷文明和瘤牛牛角为“C”形，图像为一对“C”形角（采自Jonathan Mark Kenoyer， “The Indus Civilization”）［10］法罗尔银杯纹饰的构图方式比较特别，包括两组相同的对牛图：雄性和雌性野牛头角相对于一座山丘两侧，两组对牛图成镜像形成环绕银杯的连续图案（图一，图一三）。这件法罗尔银杯的凸状底部，刻划“星纹”图案（Star Image），由围绕中心圆环的八组放射状分布的束状卷须纹饰组成（图二）［3］。中间的圆环刻有27条辐状线条，其周围的束状卷须纹分别由8条或9条束线组成，卷须的末端像乌尔王陵出土的大胡子牛的胡子一样卷曲（图一四），8束卷须的卷曲方向一致，视觉上呈旋转状（图二）。图一三法罗尔银杯上牛尾相对形成连续图案图一四乌尔大里尔琴上大胡子牛［11］四、苏美尔文明时期器物上的牛图案从乌鲁克四期（约公元前3200年）至古巴比伦帝国（公元前18世纪）建立之前的这段历史，可以称为苏美尔文明时期［12］。两河文明乌鲁克后期至杰姆德特纳什尔（Jamdet Nasr）时期（公元前3300～前2900年）的滚印上已经能看到这种“身体健硕，肌肉发达紧绷；四肢左右分开呈前后站立状；尾巴直垂，尾巴尖部呈锥形；腿部关节和蹄部刻画得很写实”的“S形独角牛”（图一五）。祭司王（Priest King）正在喂食这些牛。这时期两河文明滚印图案上的牛还没有精细的刻画卷曲的毛发和明显的性别特征（或者性别特征未能在滚印上准确体现出来）。图一五乌鲁克滚印上祭王喂食群牛图（滚印封印图）（采自Donald P. Hansen， “Art of the Early City-states”）［13］图一六苏美尔早王朝二期滚印上的“S形独角”牛和牛人在苏美尔早王朝二期（公元前2650～前2550年）的滚印图像中亦能看到“S形独角”牛和牛人形象（图一六），从图像上可见“S形独角”肌肉发达、雄性特征明显、垂尾等特点［14］。乌尔王陵出土的“乌尔军旗”（Ur Standard）为“S形独角牛”，牛的尾部直垂，雄性特征明显（图一七）。“乌尔军旗”的年代为早王朝三期A段（公元前2550～前2400年）。乌尔王陵出土的“大里尔琴”上为“C形对角牛”，其青金石胡子清晰地刻画出胡子束末段的卷曲（图一四）。其年代为约公元前2450年。两河文明欧贝德宁胡尔桑伽神庙（Ninhursanga Temple）遗址出土的浮雕镶嵌壁画上为“S形独角牛”，其与乌鲁克后期至杰姆鲁纳什尔滚印上的“S形独角牛”形象基本一致：“身体健硕，肌肉发达紧绷；尾巴直垂，尾巴尖部呈锥形；腿部关节和蹄部刻画得很写实”，作行走状。这时的“S形独角牛”已经刻画出胡子（未刻画毛发和卷曲）和清晰的雄性特征（图一八）。宁胡尔桑伽神庙出土的这些牛浮雕镶嵌壁画的年代为早王朝三期B段（公元前2400～前2250年）。图一七 “乌尔军旗”上的牛图案（采自Donald P. Hansen， “Art of the Royal Tombs of Ur: A Brief Interpretation”）［15］图一八欧贝德遗址出土的浮雕“S形独角牛”［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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