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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秦汉环境变迁史 版权信息
- ISBN：9787534887574
- 条形码：9787534887574 ; 978-7-5348-8757-4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精)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秦汉环境变迁史 本书特色
《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入选项目《中国环境变迁史》的*终成果，是关于中国环境变迁研究的通史性著作。时间跨度从远古到明清，史料丰赡，论证有力，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本套丛书运用多学科交叉（历史学、考古学、气象学、农学、地理学、医学、灾害学、生态学和政治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视角变换进行中国环境变迁研究，分析细致入微，剖析到位。本套丛书包括：《先秦环境变迁史》《秦汉环境变迁史》《魏晋南北朝环境变迁史》《隋唐五代环境变迁史》《宋元环境变迁史》《明清环境变迁史》六个品种。《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作用和里程碑意义。同时，对于全面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环境工程建设均具助推作用，是开展中国环境事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宣传的生动教材，提供了中国环境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和谐发展等的历史借鉴。
本套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见解。通过环境视角解读社会问题。环境原因会导致社会动荡，会造成文明冲突、政权分立、社会割裂、社会对峙。环境决定对峙力，均衡的对峙力是由均衡的环境要素决定的。环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社会生长、消亡的历史密码。气候的变迁对农业、疫病、战争、自然灾害等都会产生影响。环境变迁对经济、军事乃至政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环境的恶化会导致一系列灾害的发生，灾害的发生导致人口死亡、社会动荡不安，进而危及政权的存亡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本套书主要从中国的气候（气候特征、气候波动、气候状况）、水环境（降水、海平面和湖泊的变化、海岸线变迁）、河道变迁与水利建设（黄河、淮河、济水、长江等的变迁及水利工程）、植被、矿产分布与利用、自然灾害（旱灾、水灾、蝗灾、冻灾、地震、疫病等）、野生动物环境、地貌与土壤、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政策与法规）、环境管理与社会兴衰等角度研究中国的环境变迁。
(精)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秦汉环境变迁史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中的一个品种。《秦汉环境变迁史》从秦汉时期的气候（气候特征、气候波动、气候状况）、水环境（降水、海平面和湖泊的变化）、河道变迁与水利建设（黄河、淮河、济水、长江的变迁及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植被、矿产分布与利用、自然灾害（旱灾、水灾、蝗灾、冻灾、地震、疫病等）、野生动物环境、地貌与土壤、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等多角度地研究秦汉时期的环境变迁。书稿史料丰富，论证有力，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气候的变迁对农业、疫病、战争、自然灾害等都会产生影响。作者李文涛先生提出：环境变迁对经济、军事乃至政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环境的恶化会导致一系列灾害的发生，灾害的发生会导致人口死亡、社会动荡不安，进而危及政权的存亡和人类文明的进程。
(精)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秦汉环境变迁史 目录
**章秦汉时期的气候
节文献所反映的秦汉时期的气候特征
第二节文献所反映的秦汉时期的气候波动
第三节考古所反映的秦汉时期的气候状况
第二章秦汉时期的水环境
节秦汉时期的降水情况
第二节秦汉时期海平面与湖泊的变化
第三节秦汉时期的水环境与生计
第三章秦汉时期河道变迁与水利建设
节黄河、淮河、济水与长江的变迁
第二节秦汉时期的水利工程
第四章秦汉时期的植被环境
节秦汉时期森林的消耗
第二节秦汉时期人口与生产力状况
第三节中原地区的植被
第四节北方周边和西北地区的植被
……
展开全部
(精)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秦汉环境变迁史 节选
第九章 秦汉时期的环境意识与环境保护
第三节 环境保护的思想
一、顺应天时
秦汉时期，进一步发挥了先秦时期的顺时思想。西汉建立初年，“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俩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汉高祖所穿的衣服，就必须顺应四时。古代衣服要么是丝织品或麻织品，要么由动物皮革制成。在先秦时期，动物的获取要顺应四时。如果皇帝的衣服，特别是皮革服饰如果不是四时出产而制成，下面的官员将会采用各种手段来满足皇帝的需求，自然会出现春夏时节猎杀各种动物的现象。“孝文皇帝时，以二月施恩惠于天下，赐孝弟力田及罢军卒，祠死事者，颇非时节。御史大夫晁错时为太子家令，奏言其状。”《汉书·魏相传》。国家祭祀死者，需用三牲等，如果是二月祭祀，正是动物生长时节，这时宰杀动物，也不符合传统要求。
西汉时期的贾谊也指出：“天有常福，必与有德；天有常灾，必与夺民时。”《新书·大政上》。这里，贾谊指出，如果风调雨顺，那是统治者没有过分剥削老百姓的结果；如果上天经常出现灾害，那是因为“夺民时”错误造成的，而“夺民时”的主要是大兴土木以及军事活动等，这些又不符合传统伐木等的活动时间。
汉文帝时期，晁错指出：“愚臣窃以古之五帝明之。臣闻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故自亲事，处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动静上配天，下顺地，中得人。故众生之类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载也；烛以光明，亡偏异也；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熟，祅孽灭，贼气息，民不疾疫，河出图，洛出书，神龙至，凤鸟翔，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汉书·爰盎晁错传》。“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是人们活动顺应四时的结果，也是一种重要的环保思想。
司马迁也要求人们顺应四时，维护生态环境，他指出：“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观点利用了传统农业社会人们相对普及的“风雨时节”的思想，阐发了对于维护生态条件的深刻认识。王子今：《司马迁班固生态观试比较》，《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这种思想在禇少孙思想中也有体现，他在补述《史记·龟策列传》中写道：“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强。暴强有乡，仁义有时。万物尽然，不可胜治。大王听臣，臣请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谷，以知善恶。人民莫知辨也，与禽兽相若。谷居而穴处，不知田作。天下祸乱，阴阳相错。”《史记·龟策列传》。
《盐铁论》中的文学指出：“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阴阳，四时相继，父生之，子养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长、德，秋成、义，冬藏、礼。此四时之序，圣人之所则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广德教。”《盐铁论·论邹》。所谓的四时之须，也包含着一种顺应四时的环保思想，春季万物萌芽，所以要以仁的态度对待，不能杀伐；夏季万物茂盛生长，所以要以德的态度对待；秋季万物成熟，要以义的态度对待，不能过分取舍；冬季收藏也要按照礼仪要求，不能过分收获。这也是一种环保思想。
汉宣帝时期的魏相也指出要按照四时执政：“天地变化，必繇阴阳，阴阳之分，以日为纪。日冬夏至，则八风之序立，万物之性成，各有常职，不得相干……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风雨时节，寒暑调和。三者得叙，则灾害不生，五谷熟，丝麻遂，草木茂，鸟兽蕃，民不夭疾，衣食有余。若是，则君尊民说，上下亡怨，政教不违，礼让可兴。夫风雨不时，则伤农桑；农桑伤，则民饥寒；饥寒在身，则亡廉耻，寇贼奸宄所繇生也。”《汉书·魏相传》。
《汉书·丙吉传》记载：“（丙）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对人命并不在意，而对“时气失节”十分关注，这被看作“知大体”的表现。可见汉人对顺时与否的重视程度。
此外，汉成帝的执政思想也包含诸多顺四时以及环保思想。汉成帝执政期间，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汉成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汉成帝下诏书时曾提到：“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阳朔二年春季寒冷，汉成帝下诏书说：“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汉书·成帝纪》。这里的“顺四时月令”以及“草木、昆虫咸得其所”反映的就是一种环境保护思想。
东汉时期，顺应四时行政的观念仍然流行，明帝永平二年，“下诏百僚师尹，其勉修厥职，顺行时令，敬若昊天，以绥兆人”。永平三年春正月癸巳，下诏说：“夫春者，岁之始也。始得其正，则三时有成。比者水旱不节，边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顺时气，劝督农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贼；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永平四年春二月辛亥下诏要求：“有司勉遵时政，务平刑罚。”《后汉书·明帝纪》。章帝继位后，在建初元年下诏说：“方春东作，宜及时务。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群公庶尹，各推精诚，专急人事。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元和二年，对三公下诏说：“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萌阳，以育时物。”《后汉书·章帝纪》。
成书于东汉末年的《太平经》也要求顺应四时，“故顺天地者，其治长久。顺四时者，其王日兴”《太平经合校·合阴阳道法》。。《太平经》中也提出：“夫刑德者，天地阴阳神治之明效也，为万物人民之法度。”这就要求刑和德要据四时而动，“谨与天地阴阳合其规矩，顺天地之理，为天明言纪用教令，以示子也。吾之言，正若锋矢无异也，顺之则日兴，反之则令自穷也”。这种顺应四时的做法，“是故古者圣人独深思虑，观天地阴阳所为，以为师法，知其大□□万不失一，故不敢犯之也，是正天地之明证也，可不详计乎！可不慎哉！自然法也，不以故人也，是天地之常行也”《太平经合校·案书明刑德法》。。人们也应该了解自然，观察自然，寻找其中规律性的东西，才能达到顺四时之气，“观天地阴阳之大部也。从春分到秋分，德居外，万物莫不出归王外，蛰虫出穴，人民出室；从秋分至春分，德在内，万物莫不归王内，蛰藏之物悉入穴，人民入室，是以德治之明效也。从春分至秋分，刑在内治，万物皆从出至外，内空，寂然独居；从秋分至春分，刑居外治外，无物无气，空无士众，悉入从德，是者明刑不可以治之证也”。因此要尊重自然，顺应四时：“天性自然，不可欺矣。熟念无置，行成天神矣。变化有时，不失纲纪，四时之气，不可犯矣。”《太平经合校·写书不用徒自苦诫》。
二、取之以时
取之以时、顺应天时是中国传统环境保护思想的一个基础。这里的“时”，可以理解为时间，也可理解为时机。《淮南子·主术》中提出：“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为民资。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礼记·用民》中指出：“五谷不时，果实未孰，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春季是各种动植物萌芽、生长的季节，在这个季节中要对各种新的生命进行保护。孟春时节是很多动物孕育新生命的时节，这个时节要禁止杀生，特别是怀孕的动物。《淮南子·时则》要求：“立春之日……禁伐木，毋覆巢，杀胎夭，毋麛毋卵，毋聚众、置城郭，掩骼薶骴。”《礼记·月令》则要求：“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在祭祀时，也要求“牺牲毋用牝”。《礼记·曲礼》要求：“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太平御览》卷二十引《四民月令》说：“春分不杀生。”
在仲春，《淮南子·时则》则要求：“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农功。祭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而季春，《淮南子·时则》要求：“田猎毕弋，罝罘罗网，喂毒之药，毋出九门。乃禁野虞，毋伐桑柘。”因为季春是动植物生长的季节，所以这一时节不能猎取动物，不能砍伐桑树和柘树，也不能放毒药去毒杀害虫，这样容易误伤野兽。《礼记·月令》中也有类似的要求。
在季春，《礼记·月令》要求：“毋有障塞。田猎罝罘、罗罔、毕翳、喂兽之药，毋出九门。”禁止使用易导致动物种群灭绝的捕获工具，表明了对涸泽而渔的捕猎方式的反对。
夏季是农作生长的季节，所以《淮南子·时则》要求在孟夏季节要“毋兴土功，毋伐大树，令野虞，行田原，劝农事，驱兽畜，勿令害谷，天子以彘尝麦，先荐寝庙。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决小罪，断薄刑”。夏季是植物生长的旺季，所以在仲夏时期，“禁民无刈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无闭，关市无索”。到了季夏时期，一些动物正处于肥育状态，所以“乃命渔人，伐蛟取鼍，登龟取鼋”。有一些植物也可以砍伐，于是“令滂人，入材苇”。《礼记·月令》也要求：“命渔师伐蛟，取鼍，登龟，取鼋。命泽人纳材苇。”但是，在这个时期，很多树木在继续生长，“树木方盛，勿敢斩伐，不可以合诸侯，起土功，动众兴兵，必有天殃。土润溽暑，大雨时行，利以杀草粪田畴，以肥土疆”。《太平御览》卷二二引《四民月令》说：“四月八日，不宜杀草木。始服生衣，宜进温酒，服温药。是月也，无坏麛卵，无伐大树。是月也，宜以夙兴。”
秋季万物成熟，动植物都停止了生长，可以合理获取，“乃命有司，趣民收敛畜采，多积聚”。但是砍伐树木一直要等到季秋之月，“是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冬季万物衰落，这个季节主要是收藏，贮备食物过冬，“农有不收藏积聚、牛马畜兽有放失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
中国古代重视祭祀，朝廷每个季节都有比较传统的祭祀活动。此外，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每个季度统治者又要安排一定的活动，“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群吏撰车徒……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陈，辨旗物之用……中冬，教大阅，前期，群史戒泉庶，修战法，虞人菜所田之野，为表”。这种做法，后世称之为三田，《文献通考·王礼考五·田猎》。即在春、秋、冬举行田猎活动。田猎活动的目的，除了获取猎物祭祀先祖外，主要目的是“因习兵事”，以表示不忘武备。但狩猎活动有可能破坏环境，特别是春季狩猎，并不符合传统保护动植物的做法。针对这种情况，董仲舒提出：“享鬼神者号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猎禽兽者号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搜，冬狩，夏猕；无有不皆中天意者。”《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这里，董仲舒指出，无论是祭祀还是狩猎活动，都要“中天意”，也就是要按照传统的“取之有时”的原则来获得祭品和猎物。《礼记·王制》也有类似的思想：“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罻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
在四季之中，春夏是动植物生长的季节，故要保护；秋冬是成熟的季节，可以收获和保护。这种取之以时的思想是历代农事与动植物保护的思想基础。《四民月令》中规定“自正月以终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虫”，十一月“伐竹木”。总之，取之以时是中国传统环境保护思想的基础之一。
三、用之有节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也是保护环境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地要消耗一定的自然资源，故而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破坏。如何使这种破坏既能维系人类生存和发展，又可以保证自然环境不会被过度破坏，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是个两难的问题。在古代，中国的先哲就提出必须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其实是保护环境的手段之一。
西汉时期的思想家贾谊指出：“礼，圣王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尝其肉，隐弗忍也。故远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围，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泽。豺不祭兽，不田猎；獭不祭鱼，不设网罟；鹰隼不鸷，眭而不逮，不出植罗；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虫不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刳胎，不殀夭，鱼肉不入庙门，鸟兽不成毫毛不登庖厨。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则物蕃多。”《新书·礼》。
《淮南子》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用之以节”的思想。《淮南子·本经》指出：“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歙，不失其叙，喜怒刚柔，不离其理。”明确提出了“取予有节”的思想。这种思想具体要求：“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淮南子·主术训》。
西汉时期，董仲舒还提出了人类要节制欲望的思想。他指出：“其可食者，益食之，天为之利人，独代生之，其不可食，益畜之，天愍州华之间，故生宿麦，中岁而熟之，君子察物之异，以求天意，大可见矣。”《春秋繁露·循天之道》。董仲舒认为，自然为人类提供了可食用的和不可食用的物品，对于可食用的要珍惜，对于不可食用的要保护。在大自然面前，人类要节制自己的欲望，“节欲顺行则伦得”《春秋繁露·天地阴阳》。
东汉时期的孟尝合浦太守，“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后汉书·循吏列传·孟尝传》。。由于过分捕捞珍珠，破坏了珍珠的可持续发展，*后无珠可采。孟尝采用了取之有节的办法，使得珍珠又恢复了以往的平衡，这是典型的取之有节的做法。
(精)中国环境变迁史丛书:秦汉环境变迁史 作者简介
李文涛，现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中国古代经济史与环境史、汉晋出土文献、文化产业、中古家族史等。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东南海海洋史研究（19ZA189）子项目中国东南海海洋灾害史”，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传统灾害思想的源流、嬗递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10CZJ001)”、民政部项目“中国殡葬史（隋唐五代卷）”。主持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中古黄河流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动（2011—QN—178）”（已结项并出版，《中古黄河中下游环境、经济与社会变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主持山西省社科联项目“中古河东裴氏廉政文化研究”。参与儒藏工程《文天祥集》校点。发表学术论文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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