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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的医学人文之思 版权信息
- ISBN：9787030698711
- 条形码：9787030698711 ; 978-7-03-069871-1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疫病的医学人文之思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师生在迎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撰写的论文共21篇，以医学人文视角审视了疫病转归，内容覆盖人类疫病演进的方方面面，主题涉及医学史、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医学信息学、卫生政治学、卫生法学、优选疫情流变、叙事医学，并旁及科学文化、新技术嬗变等多学科谱系，构成一道多维度深究人类疫病发生、发展规律的学术风景。 本书可供公共卫生、传染病学、医学人文及跨学科研究人员、政府卫生防控系列公务人员等阅读参考。
疫病的医学人文之思 目录
目录
代序：疫情呼唤加强科学文化建设 韩启德 i
辑一：近距离观察，远距离思考
从首个病毒的发现看5G时代的科学文化建设 周程 3
大疫之后的公共卫生 唐金陵 11
论我国传染病疫情防控法律原则之完善 王岳 21
论“守望相助”作为公共卫生伦理的核心价值之一——基于传染病伦理问题的思考 丛亚丽 36
抗疫中的利他行为与价值内驱 王一方 张瑞宏 43
新冠肺炎逝者尸检法律规定的伦理法律思考 刘瑞爽 50
疫情防控期间一线医护人员如何保障心理健康 官锐园 周婷 苏英 孙立群 60
从防疫健康码看技术创新的平衡之道 武青 单煜夏 69
多语言风险沟通：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实践反思及政策建议 李俊 朱珊 陈庆 沈琳 王瑾 乔玉玲 79
英国抗击新冠疫情的观察和思考 谢广宽 95
康桥疫影，一个留学生的思绪点滴 梁佳媛 112
辑二：历史中洞识当下与未来
全球史视野下人类与传染病的抗争 张大庆 127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卫生相关的社会运动初探 陈宇晗 王玥 148
认知与应对：从医学历史辨识肺炎 甄橙 159
历史上的疫苗：技术、疾病与争议 苏静静 175
知识、理解与记忆：传染性疾病防控的思考 尹秀云 187
医学技术与疾病防治——人类抗疟史对疫情防控的启示 姚靓 196
公共卫生与国家能力——天花的消灭 潘龙飞 212
疾病的多面性——历史上的梅毒知识与医疗文化 庞境怡 220
什么是疾病？ 张鑫 234
鼠疫与文明冲突 曾点 245
代序：疫情呼唤加强科学文化建设 韩启德 i
辑一：近距离观察，远距离思考
从首个病毒的发现看5G时代的科学文化建设 周程 3
大疫之后的公共卫生 唐金陵 11
论我国传染病疫情防控法律原则之完善 王岳 21
论“守望相助”作为公共卫生伦理的核心价值之一——基于传染病伦理问题的思考 丛亚丽 36
抗疫中的利他行为与价值内驱 王一方 张瑞宏 43
新冠肺炎逝者尸检法律规定的伦理法律思考 刘瑞爽 50
疫情防控期间一线医护人员如何保障心理健康 官锐园 周婷 苏英 孙立群 60
从防疫健康码看技术创新的平衡之道 武青 单煜夏 69
多语言风险沟通：我国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实践反思及政策建议 李俊 朱珊 陈庆 沈琳 王瑾 乔玉玲 79
英国抗击新冠疫情的观察和思考 谢广宽 95
康桥疫影，一个留学生的思绪点滴 梁佳媛 112
辑二：历史中洞识当下与未来
全球史视野下人类与传染病的抗争 张大庆 127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卫生相关的社会运动初探 陈宇晗 王玥 148
认知与应对：从医学历史辨识肺炎 甄橙 159
历史上的疫苗：技术、疾病与争议 苏静静 175
知识、理解与记忆：传染性疾病防控的思考 尹秀云 187
医学技术与疾病防治——人类抗疟史对疫情防控的启示 姚靓 196
公共卫生与国家能力——天花的消灭 潘龙飞 212
疾病的多面性——历史上的梅毒知识与医疗文化 庞境怡 220
什么是疾病？ 张鑫 234
鼠疫与文明冲突 曾点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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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的医学人文之思 节选
辑一：近距离观察，远距离思考 从首个病毒的发现看5G时代的科学文化建设② 周程* 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和科学认知的渐进性决定了科学家认识新鲜事物需要有一个由浅入深的探索过程。就这次肆虐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而言，科学共同体内部对该病毒的起源、命名、检测与防治存在多种不同见解毫不奇怪。 在短期内不可能进行充分的重复实验验证或质疑与交流的情况下，科学家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新鲜事物的理解与预判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前不久，笔者曾基于科学史视角对人类发现首个病毒——烟草花叶病毒的曲折过程进行过详细考察[1]，本文拟以该病毒的发现史实为例，着重讨论科学共同体通过持续性和反思性的“集体学习”，尽可能避免对新鲜事物的认知偏差之必要性问题，并基于此提出，在5G时代，每一位中国科学家都有必要支持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平等对话与合作交流的纠错机制，积极参与新时代的科学文化建设。 一、滤过性病原体的发现 19世纪晚期，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和德国微生物学家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提出的细菌致病学说方兴未艾[2]。受其启迪，出生于德国西北部奥尔登堡的农业化学家麦尔（Adolf Mayer，1843—1942）于1886年发现烟草花叶病是一种植物传染病，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植物也像动物和人类一样会感染疾病[3]。但囿于当时的研究条件，尤其是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高只能达到200纳米，麦尔未能发现烟草花叶病的致病因子是一种亚微观的颗粒，亦即滤过性病原体。 首先发现烟草花叶病的致病因子可通过细菌过滤器的，是俄国植物生理学家伊万诺夫斯基（Dmitri Ivanovsky，1864—1920）[4]。但1892年还是一名年轻学生的伊万诺夫斯基并未意识到这种致病因子既有别于细菌，又非源自细菌。由于不知道它是一种新型病原体，所以伊万诺夫斯基没有及时对这种滤过性病原体，也就是烟草花叶病毒进行深究[5]。 因传染病皆由细菌或其分泌的毒素引起的观点获得了当时学界的广泛认同，故当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的新型病原体——口蹄疫病毒于1897年被德国的微生物学家吕夫勒（Friedrich Loeffler，1852—1915）和菲洛施（Paul Frosch，1860—1928）等人“发现”之后，他们仍然不愿意抛弃主要由其师长科赫提出的特定细菌引发特定疾病的既有理论，继续将这种亚微观的新型病原体视作一种“极小生物”，即认为它本质上仍是一种细菌，只是尺度更小而已[6]。 1898年，荷兰细菌学家贝杰林克（Martinus Beijerinck，1851—1931）使用当时*先进的尚柏朗（Charles Chamberland，1851—1908）氏过滤器对患有花叶病的烟草叶子的汁液进行了过滤，并发现这种过滤液具有传染性。稍后他还发现这种过滤液能够渗透到琼脂凝胶内部，且没有丧失传染性。于是，贝杰林克认定这是一种不同于细菌的新型病原体，并将其称作“传染性活流质”（contagium vivum fluidum）[7]。 除使用“传染性活流质”指称这种滤过性病原体外，贝杰林克还多次使用“病毒”（virus）特指这种滤过性病原体[8]。virus一词源自拉丁语，其字面意思是“黏稠的液体、毒素”，在中世纪晚期的英语中主要指“蛇的毒液”。因此，当贝杰林克赋予virus全新的含义——滤过性病原体，并认为这种病原体是一种“传染性活流质”之后，受到了伊万诺夫斯基等人的质疑[9]。因为基于过去积累的经验，人们无法想象非颗粒形态的流质也像单细胞细菌那样具有增殖能力，何况伊万诺夫斯基于1903年还用多个实验证明这种病原体很有可能是颗粒体。不过，伊万诺夫斯基既没有通过光学显微镜观察到这种颗粒体，实际上也没有在体外纯粹培养出这种病原体。 二、确认病毒是有别于细菌的颗粒 进入20世纪后，跻身烟草花叶病毒研究领域的学者越来越多。因电子显微镜的商业应用是1939年以后的事，故20世纪早期人们对烟草花叶病毒的研究只能是各显神通。当时，人们讨论*多的问题是：烟草花叶病毒究竟是不是颗粒体？如果是，它是不是微生物？ 1902年，美国农业部植物产业局专家伍兹（Albert F. Woods，1866—1948）提出，烟草花叶病很有可能是因叶内的氧化酶活性增强引起的[10]。稍后进入该局担任专家的奥拉德（Harry A. Allard，1880—1963）对此表示怀疑。于是，他于1916年对伍兹的实验进行了追试。 当时**次世界大战正酣，奥拉德无法从欧洲买到尚柏朗氏过滤器。正巧利文斯通（Burton E.Livingstone）此前发明了一种用于监测土壤水分变化情况的装置，该装置带有一个埋在土壤中的、主要用云母制成的多孔杯。于是，奥拉德就用这种当时在美国很容易买到的多孔杯来替代尚柏朗氏过滤器进行过滤。 奥拉德发现，患有花叶病的烟草叶子的汁液用这种多孔杯过滤后，滤液中确实含有高活性的氧化酶，但这种滤液没有传染性。它表明病原体已被多孔杯滤除了。尽管这是一项偶然发现，但它却证明了烟草花叶病病原体是可被云母吸附的颗粒。奥拉德还发现，使用45%—50%的乙醇对被云母吸附的病原体进行处理后，病原体仍然会保持较强的活性，同时还会出现沉淀[11]。 奥拉德的研究引起了美国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植物病理学拓荒者杜加尔（Benjamin M.Duggar，1872—1956）的注意。杜加尔设计了研磨等实验对烟草花叶病毒展开了对比研究[12]。结果，杜加尔不仅将病毒的概念发展成为可在活细胞内进行自我增殖的亚微观颗粒体，而且还推定烟草花叶病毒的尺度和红细胞差不多[13]。此后，烟草花叶病毒是一种亚微观的颗粒体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不过，人们仍不知道病毒的本质是什么。 1935年，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的生物化学家斯坦利（Wendell Meredith Stanley，1904—1971，194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借助当时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先进的酶蛋白质结晶技术分离纯化出烟草花叶病毒结晶，并指出病毒是一种分子量高达数百万的蛋白质[14]。这种病毒概念颠覆了很多人对生命和物质的认知。自我增殖被认为是只有生命才具有的属性，如果作为化学物质的蛋白质确实具有这种属性，那么生物与非生物的界限在哪里？生命究竟是什么？ 质疑斯坦利的研究结论的学者很多，但很快就用无可争辩的事实修正其研究结论的是英国植物病理学家鲍登（F.C.Bawden，1908—1972）和皮里（N.W.Pirie，1907—1997）。鲍登和皮里于1936年用确凿的实验数据证明，烟草花叶病毒中除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外，还含有少量的核糖核酸（RNA）。不过，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含量很低的RNA才是真正的遗传物质。此外，他们还从这种核酸蛋白质复合体具有各向异性推出，烟草花叶病毒乃杆状结构的颗粒[15]。 在透射式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人、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恩斯特 鲁斯卡（Ernst Ruska，1906—1988）的弟弟哈尔墨特 鲁斯卡（Helmut Ruska，1908—1973）的协助下，德国生物化学家考舍（Gustav Adolf Kausche，1901—1960）*终于1939年借助全球**台商用电子显微镜直接观察到了烟草花叶病毒，并确认其为杆状颗粒[16]。不过，考舍等人当时观测出的烟草花叶病毒的大小与实际情况存在一些出入[17]。 三、人类发现首个病毒的启示 即使从贝杰林克1898年通过过滤实验断定烟草花叶病毒为滤过性病原体算起，至考舍1939年通过电子显微镜直接观察到这种滤过性病原体为一种亚微观的杆状颗粒，人类完成**株病毒的发现至少花了40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很多科学家都为人类加深对病毒本质的理解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没有这批跨时代、跨国别、跨专业科学家持续性和反思性的“集体学习”，借助*先进的光学显微镜也看不见的病毒是不可能这么早就被人类发现的。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科学家在研究烟草花叶病毒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得出了一些符合事实的、颇有价值的结论，但他们的论文或报告中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亦即没有一篇论文或报告不存在失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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