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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

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

作者:李珮瑶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07-01
开本: 16开 页数: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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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 版权信息

  • ISBN:9787520365673
  • 条形码:9787520365673 ; 978-7-5203-6567-3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 内容简介

  自单位制产生以来,单位组织形态发生过两次重大变动,即厂办大集体的产生所带来的单位组织规模的膨胀,以及国企改制所带来的传统单位组织结构的瓦解,这一变动实则是单位组织内边界形塑、组织外边界式微并瓦解的过程。《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主要以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型国有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围绕东北地区Y厂和T厂两所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在历时的纵向变动过程中考察单位组织边界的塑造及变动过程,以此来回视作为“共同体”的单位从产生到衰落的总体性变迁,并对其变迁的内在逻辑加以分析和思考。

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 目录

导论
**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 理论意义
二 现实意义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 方法论
二 研究方法
第四节 案例介绍
第五节 单位制及相关概念的厘清
第六节 研究内容结构

**章 单位制研究评述
**节 单位制研究综述
一 单位制的产生
二 单位制的变迁
第二节 单位与国家、社会及家庭关系
一 单位与国家和社会
二 单位与家庭
三 “后单位时代”的社会治理
第三节 对以往单位研究的回应
一 单位研究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轻视
二 单位研究对“厂办大集体”的重视不足

第二章 共同体与社会闭合
** 节西方共同体理论与单位共同体
一 滕尼斯:村落共同体
二 马克思:虚幻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
第二节 资源的社会分配
一 社会闭合:差异化的资源分配
二 单位资源分配中的差异与限定
第三节 “家国同构”思想下的单位共同体
一 “小共同体本位”的情理社会
二 全能主义与“家国同构”
三 “父爱主义”下的单位共同体

第三章 体制内外区隔:有限覆盖的单位共同体
**节 单位制的“工合”起源
一 “工合”运动的兴起与衰落
二 “工合”实践的反思:组织、动员与社会建设
三 “工合”的延续与完善:单位制的建立
第二节 单位人身份的获得与认同
一 单位人身份的获得
二 单位人身份的再生产与复合
三 单位人的身份认同
第三节 单位体制边界:闭合性与排他性
一 闭合的单位空间
二 伴随单位人身份的单位福利
小结

第四章 厂办大集体的产生:单位共同体的全面扩张
**节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生与发展
一 集体所有制的产生
二 单位准入机制的变迁:集体产权引入国营的历史条件
三 厂办大集体的建立
第二节 厂办大集体对单位共同体的重塑
一 “潜在单位人”依附意识的塑造与强化
二 厂办大集体与国营单位的双向联结
第三节 全面覆盖的单位共同体
一 单位共同体的结构性扩张
二 单位资源共享边界的扩大
三 单位组织的“家族化”
小结

第五章 单位组织内边界的结成与强化
**节 单位组织内自反性力量的结成
一所有制身份混合后的得益者与失意者
二 单位组织内边界的塑造
第二节 国营与集体的逐渐分离:单位组织内边界强化
一 组织重组的制度性分离
二 单位组织内边界两侧的人情权力关系
第三节 厂办大集体改制:单位共同体衰落的先声
一 辅业改制前的厂办大集体
二 厂办大集体的改制路径与职工的身份转换

第六章 单位组织外边界的弱化与单位共同体的衰落
**节 国企改制:单位组织外边界的式微
一 效益追求与市场面向
二 单位社会性功能的剥离
三 国企改制与单位共同体的衰落
第二节 单位领导的身份转变与权威重塑
一 身份转变:从“内部人”到“外来者”
二 公共意识的模糊与角色政治性的淡化
三 角色转变与管理权威的重塑
第三节 从“单位人”到企业员工
一 职工间身份的差异化体验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
二 职工工资、福利议题的缺失
三 职工与单位组织间关系的转变:从制度依附到利益依赖

第七章 单位共同体变迁的分析与思考
**节 单位资源的社会重置
一 有意设定的边界:资源的体制内共享
二 社会范围内的资源重置
第二节 从闭合到开放:单位合法性的重构
一 闭合下的父爱主义
二 单位共同体衰落:非“意外后果”
第三节 单位共同体变迁的反思
一 单位共同体变迁与中国的现代化
二 “后单位时代”社会的再组织化

附录1 访谈提纲(国营)
附录2 访谈提纲(厂办大集体)
附录3 访谈提纲(三线厂)
附录4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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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 节选

  《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  (二)单位人身份的限制性与资源再分配的排他性  在生产资料、生活资源之外,体制内共享的资源还包括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各种机会及信息资源。也就是说,单位体制边界的确立,实际上也是通过控制单位中“人”的流动,继而实现韦伯意义上社会闭合的过程:通过将报酬和机会限制在有限的人员范围内,单位也可以获得自身利益的*大化。①单位组织的成立到广义单位体制的建立,除了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并实践了计划经济,也塑造了“单位人”与“社会人”的身份差异,这种差异源于限制性的单位人身份获得方式,连带着的是伴随这种身份的福利、机会资源的获得,体现为一种明显的排他性。  首先,单位人身份的获得有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即城市工作机会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在城市中,单位是实现社会整合的*主要途径,在农村,由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政策的推行,基本上避免了农民因贫困或失地而流入城市成为失业人口的可能。但客观存在的城、乡,工、农差别,使城市对于农村劳动力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吸引力,并且许多农民也在试图进入城市寻求工作。然而在物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国家只能有限度地赋予单位人身份。再加上城市中本就有大量失业人口尚未安置,农村人口向城市的盲目流动不仅为城市解决自身就业问题带来负担,同时也非常不利于国家对于劳动力的控制,容易造成城乡劳动力分布的不合理。因此国家开始多次出台政策、文件,提出劝阻农民盲目流人城市,并规定单位不得擅自到农村招收工人。通过严格限制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办法,国家划定了农村中的大队、合作社与城市单位的界限。因此,在根本上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区别就成了能否获得城市单位身份、享有城市单位资源的**重限制。而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用工制度改革时才逐渐开始松动。  其次,单位人进入单位组织有着严格的准入机制。这种严格的准入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对于单位招用工的数量总额始终有着较为严格的明确规定,这在单位组织成立初期,主要通过国家统一调配劳动力的方式来实现,即限制单位在招工上的自主性。在随后的一段时期里,受到“大跃进”的影响,招工的审批权呈现出下放又重新集中的特点,“审批权”成为能否获得单位身份的决定因素。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劳动计划的加强和编制定员工作的全面开展,能否获得国营编制成为是否具备单位人身份的指标,“编制”也成为合同制改革后“单位人”与“合同工”的根本区分。第二,除了对单位人来源的城乡限定外,还有其他的诸多要求,并且呈现出日益严格的趋势。根据1971年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规定,“1971年计划招收固定工的来源是:1.退伍军人;2.根据‘四个面向’,从家居城镇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部分;3.经过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4.矿山、森林工业、地质勘测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子女,本系统可招收;5.从农村招工要严格控制,必须从农村招一部分工人时,要经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此后招工的来源也基本相对固定,即基本局限于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及符合顶替、内招条件的单位人子女。第三,随着厂办大集体的产生,单位组织内出现了国营身份和集体身份的区别,因此在严格的单位组织准入机制下,又产生了更严格的国营准入机制和集体准人机制的差别。  ……

单位组织边界形塑与单位共同体变迁 作者简介

  李珮瑶,女,1993年2月出生,吉林长春人,社会学博士,师从田毅鹏教授,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博士在读期间,2016年8月通过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以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身份,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安舟(Joel Andreas)教授;2016年10月获日本东京财团笸川良一跨国交流研究奖学金(SRA)项目资助,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师从单位制研究专家华尔德(Andrew G.Walder)教授进行访问学习。主要研究方向为工业社会学及单位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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