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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著名哲学家贺麟对188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到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段时期,现代中国哲学发展历史的介绍。

作者:贺麟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02-01
开本: 16开 页数: 214
读者评分:5分3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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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版权信息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本书特色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是贺麟先生对从188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到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这段时期,现代中国哲学发展历史的介绍。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界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哲学的介绍与引入,以及对儒家思想的创新与发扬。在这个大背景下,贺麟先生介绍了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熊十力、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洪谦等思想家的思想,反映出民国学者的学术造诣与学术水准。《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三章,从新心学的角度出发,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约五十年时间中国接受西方哲学影响,以及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等内容。下编则深入探讨了“知行”学说问题。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内容简介

  《贺麟全集》全新精装版!贺麟从自创的“新心学”的角度,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前五十年中国哲学的发展,深入探讨“知行”问题。纵览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熊十力、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洪谦……各家思想,勾勒一部中国现代哲学史,反映民国学者zui高学术造诣。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目录

题记
新版序
《当代中国哲学》原序
上  篇
**章 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第二章 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
第三章 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一、引言 二、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剖析 三、辩证唯物论的剖析 四、古典哲学的新展望
附 录 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兼论我对介绍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回顾

下  篇
**章 知行合一新论
第二章 《孙文学说》的哲学意义——引言一、对知难行易说各种批评的反批评 二、孙中山对知难行易说的证明 据知行的界说以证明 由知识可贵证明知识难能 由人类文明进化的阶段以证明知难行易 由人类的分工以证知难行易 哲学史的证明 三、知难行易说的绎理 四、知难行易说的归宿是知行合一说
第三章 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
附录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序(任继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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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节选

节选自 上篇 **章 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

近五十年来,中国的哲学界即或没有别的可说,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称道的好现象,就是人人都表现出一种热烈的“求知欲”,这种求知欲也就是哲学所要求的“爱智之忱”。我们打开了文化的大门,让西洋的文化思想的各方面汹涌进来。对于我们自己旧的文化,即使不根本加以怀疑破坏的话,至少也得用新方法新观点去加以批评的反省和解释,因而会觉得有无限丰富的宝藏,有待于我们的发掘。尤其足以迫逼着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努力探求新知的地方,就是我们处在一崭新的过渡时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信仰均起了空前急剧的变化。其剧变的程度,使许多激烈趋新的人,转瞬便变成迂腐守旧的人;使许多今日之我不断与昨日之我作战的人,但犹嫌赶不上时代的潮流。我们既不能墨守传统的成法,也不能一味抄袭西洋的方式,迫得我们不得不自求新知,自用思想,日新不已,调整身心,以解答我们的问题,应付我们的危机。因此,这五十年来特别使得国人求知欲强烈的主因,是由于大家认为哲学的知识或思想,不是空疏虚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个人智巧的卖弄,而是应付并调整个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机和矛盾的利器。哲学的知识和思想因此便被认为是一种实际力量——一种改革生活、思想和文化上的实际力量。
所以,欲了解我们近几十年来的哲学思想,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推翻传统权威和重新解释哲学思想之处;(二)接受并融会西方哲学思想之处;(三)应用哲学思想以改革社会政治之处。因此本书也分下列四章:(一)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二)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三)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四)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兹先述**章。
有许多纯粹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他们没有直接受过西方哲学的训练,然而他们却感受到了西方文化思想的震荡,而思调整并发扬中国哲学以应新时代的需要。他们的心理,分析起来大约有几种不同:有的人,对于中国的文教有了宗教的信仰,而认为西方的文化有了危机,想发扬中国文化以拯救西方人的苦恼;有的人,看见西方思想澎湃于中国,中国文化有被推翻被抛弃的危险,抱孤臣孽子保持祖宗产业的苦心,亟思发扬中国哲学,以免为新潮流所冲洗,荡然无存;有的人,表面上攻击西方思想,而不知不觉中却反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还有一些人,表面上虚怀接受西方思想,然而因不明西方思想的根底,他所接受的乃非真正的西方思想,而仍然回复到旧的窠臼。总之,当东方学者与西方哲学初次接触的过渡时代,免不了有种种不彻底的表现。前两种人,思想中本来有新的成分,甚或从守旧眼光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然而他仍说他是直接孔孟。后两种人,喜欢用他自己也不全懂得的新名词新口号,喜欢作翻案文章,抬出些他们尚未消化的西方某派学说或主义来攻击古人,然而细考其思想言论,他并未能将中国哲学向前推进一步。
大体上讲来,中国哲学在近五十年来是有了进步。这进步的来源,可以说是由于西学的刺激,清末革新运动的勃兴,从佛学的新研究里得到方法的训练和思想识度的提高与加深。我们试简单地结算一下,至少有了下列几点,可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一)在这几十年中,陆王之学得了盛大的发扬;(二)儒、佛的对立,得了新的调整;(三)理学中程朱与陆王两派的对立,也得了新的调解;(四)对于中国哲学史有了新的整理。
要叙述*近五十年来从旧传统里发展出来的哲学思想,似乎不能不从康有为(1858—1927)开始。康氏于五十年前(1891),开始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之万木草堂,以一派宗师、思想政治礼教之大改革家自命。综他生平的思想,虽经过激变,由极激烈之改革家,变为极顽固之守旧派。然他生平用力较多,气味较合,前后比较一贯服膺的学派仍是陆王之学。他在万木草堂时,对于梁任公、陈千秋作学问的方针,仍“教以陆王心学”(见梁任公《三十自述》)。平时著书立说,大都本“六经注我”的精神,摭拾经文以发挥他自己主观的意见,他的《新学伪经考》一书,论者称其为“考证学中之陆王”(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洵属切当。他《大同书》中许多胆大激越的理想,如毁灭家族,公妻共产,破除国界、种界、形界、类界、级界等等主张,也颇与王学末流猖狂的一派相接近,他晚年提出“不忍”为他所独办的刊物之名称,所谓不忍亦与孟子恻隐之心、阳明良知之说较接近。
至于康氏的两个大弟子,谭嗣同(1865—1898)和梁任公思想亦倾向陆王。嗣同著《仁学》一书,他所谓仁,乃佛之慈悲,耶之博爱,阳明之良知糅合体。他主张“冲决网罗”,特别注重打破名教礼教世俗的束缚,以恢复仁,象山所谓本心,阳明所谓良知。“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他大声疾呼地反对荀子,尊崇孟子,扬陆王而抑程朱。他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他认为惟黄梨洲及王船山二家比较能代表儒家的真面目,因为“黄出于陆王,陆王将缵庄之仿佛,王出于周张,周张亦缀孟之坠遗”。至于谭氏的性情行径之近似王学中泰州、龙溪一派,更属显然。所以我认为康谭二人皆以陆王之学为其中心思想,不过两人皆以气盛,近于粗疏狂放,比较缺乏陆王之反本心性的精微穷理工夫罢了。
梁任公(1873—1929)作学问的方面多,思想言论变迁甚速,影响亦甚大,然而他全部思想的主要骨干,仍为陆王。他*初受学于康有为,所传授者,据他三十自述,系以陆王之学为主。他也是当时“排荀运动”中一员大将。深感“各派经师二千年内,壹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清代学术概论》,页138—139)。他在湖南时务学堂时,亦以讲陆王修养论及公羊、孟子民权论为主。他曾选有《节本明儒学案》,其重心当然在揭示王学的精要。据作者的印象,任公先生谈义理之学的文字,以五四运动前后,在《时事新报》发表的几篇谈孟子要旨的文章,*为亲切感人。对于“先立乎其大则小者不能夺”之旨,发挥得*透彻。他晚年专注于史学,但在他去世前三两年,我们尚曾读到他一篇斥朱子支离,发挥阳明良知之学的文章。他终身精神发皇,元气淋漓,抱极健康乐观的态度,无论环境如何,均能不忧不惧,不为失望恐怖所侵入。年老而好学弥笃,似亦得力在此。
章太炎(1869 —1936)为一代国学大师,门弟子遍天下。然而他的哲学思想却没有什么传人,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据我看来,他的思想深刻缜密,均超出康梁,在哲学方面亦达到相当高的境界,其新颖独到的思想不惟其种族革命的思想,是当时革命党主要的哲学代言人,而且可以认作五四运动时期新思想的先驱。所以我在这里对他的思想不得不多为表彰几句。他对哲学的贡献,**,在于提倡诸子之学的研究,表扬诸子,特别表扬老庄,以与儒家抗衡,使学者勿墨守儒家。这是他承孙诒让、俞曲园之绪而加以发扬的地方。其对革新思想和纯学术研究的贡献,其深度远超出当时的今文学派,而开新文化运动时,打孔家店的潮流之先河。不可否认地胡适先生曾受其影响。第二,在于发挥道家的自然主义,用佛学解释老庄。他所著《齐物论释》一书,尤多奥义,且能运用西方无政府主义、个人放任主义等说,以发挥老庄自然放任之旨。在他《国故论衡》中有“明见”一篇,*富哲学识度,又有“原道”三篇,*能道出道家的长处,而根据许多史实,指出道家较儒家在中国政治史上有较大较好的贡献,尤值得注意。他的《检论》中,有“四惑论”“五无论”等篇,否定了许多流行的观念和世俗的执迷。(可惜《章氏丛书》不在身边,一时无法详述其内容。)其勇于怀疑,与康有为之破除九界,谭嗣同之冲决网罗,有同等甚或较大的解放思想、超出束缚的效力。他不单是反对传统的中国思想,他同样反对西方的新思想。记得他反对宋儒的天理,但一样地反对西人所谓公理,他说“宋世言天理,其极至于锢情灭性,天理之束缚人甚于法律,而公理之束缚人,又甚于天理”。他提倡的是自由放任的自然生活,反对社会国家以公理为名来干预个人,侵略他国。*有趣的是,他能看出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对立统一的地方。他说:“唯物论者唯心论之一部也;唯心论者唯物论之一部也。”因此他认两派学说皆一丘之貉,他一并加以反对。他复提出他有名的“俱分进化论”以修正当时流行的片面的乐观的进化论。他认为:“以道德言,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以生计言,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知识愈高,虽欲举一废一而不可得,曩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曩时之苦乐为小,而今之苦乐为大。然则以求善求乐为目的者,果以进化为*幸耶,其抑以进化为*不幸耶?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见《别录》二)他这种说法,不惟合乎素为退化观及循环观的中国人的脾胃,且与他的道家的自然主义相贯通。盖从“为善毋近名,为恶毋近刑”,“疾圣弃智”的道家看来,净纯之善或乐的进步既不可能,我们又何必以更大之恶去换取更大之善,以更大之苦去换取更大之乐呢?小国寡民的原始生活,岂不*善*乐吗?这样一来,则新知识新文明的进步,皆是痛苦及罪恶将随之进步的预兆。因此对于西方整个文明社会的各种进步皆抱悲观。而对于整个日新月异的西方科学文明皆抱轻视隐忧的态度。章氏此说相当有力,且代表当时许多中国学人对西方新文明的共同看法。据我看来,王静安先生“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的悲观态度,和梁漱溟先生在他初期名著《究玄决疑论》中所表现的出世悲观的思想,似皆与此说相关联。而梁著中论苦乐一段,更显得部分地采取了章氏之说。
章氏这些否定一切、打破束缚的思想,正是使他精神上得以解放超脱的不二法门。不是这样,他便无法“转俗成真”。至于他在哲学上所深造自得的境界,可引《汉微言》中自道甘苦的几句话来表明:“及囚系上海,专修慈氏世亲之书,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人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为诸生说《庄子》,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现代西方哲学,大部分陷于支离繁琐之分析名相。能由分析名相而进于排遣名相的哲学家,除怀特海教授外,余不多觏。至转俗成真,回真向俗,俨然柏拉图“洞喻”中所描述的哲学家胸襟,足见章氏实达到相当圆融超迈的境界。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作者简介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国内外久享盛名的西方哲学专家、翻译家,于黑格尔哲学无不精通,论述遍及黑格尔哲学的各个方面,他翻译的《小逻辑》,学术界公认为是继严复《天演论》之后影响zui大的学术著作中译本;对斯宾诺莎、怀特海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深入的研究。贺麟在中国哲学方面也颇有建树,1930年代创立了与冯友兰“新理学”相对的“新心学”体系,是现代早期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译著还有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主要著作有《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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