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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

作者:杜泽逊著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12-01
所属丛书: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
开本: 其他 页数: 420
本类榜单:历史销量榜
中 图 价:¥34.3(3.5折) 定价  ¥98.0 登录后可看到会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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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 版权信息

  • ISBN:9787550625372
  • 条形码:9787550625372 ; 978-7-5506-2537-2
  • 装帧:一般轻型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 本书特色

适读人群 :大中院校师生,文史古籍爱好者。 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古代文化的探索与发掘。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安平秋主编。本书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有杜泽逊《札记》、陈恒嵩《茅瑞征及其》、蔡长林《理论的实践场域——所见姚鼐的经学理念》等21篇中外学者的文章,学术质量较高。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 目录

鳳 凰 出 版 社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目録目録

《周易·中孚》卦解王志平()

《周易注疏彙校》札記杜澤遜()

茅瑞徵及其《禹貢匯疏》陳恒嵩()

以朱反朱

——朱熹《詩經》前後論説與明清學者反對朱子《詩》義觀的幾種方式

車行健()

戴震詩經學與宋代詩經學關係論考

——以《毛鄭詩考正》所引宋人注釋爲綫索[日]種村和史()

北京師範大學藏《新鎸張閣老進呈經筵詩經直解》輯著者與其書性質辨析侯美珍()

《儀禮》宫室細部新證章莎菲()

《禮記·三年問》與《荀子·禮論》關係再討論吴飛()

《左傳》服虔注體例臆解方韜()

理論的實踐場域

——《春秋三傳補注》所見姚鼐的經學理念蔡長林()

論天文、曆法與天命鄭吉雄()

從理到禮:宋代浙東學派經學詮釋的範式轉换姜海軍()

淩廷堪與《校禮圖》徐道彬()

莫可非“治《經》成文”之法

——兼論香港《自由人》《自由報》中的經學資料盧鳴東()

日本年號資料與經學[日]水上雅晴()


《無刑録》與《楚辭評苑》

——江户時代仙台藩儒蘆東山的生平與著述[日]稻畑耕一郎()

唐代的女冠詩及咏女冠詩的幾個問題葉國良()

康熙朝《政治典訓》纂修考楊春君()

《水雲村吟稿箋注》文獻價值試論

——以劉壎詩輯補爲中心趙昱()

張元濟刊石印本《王荆文公詩箋注》始末考董岑仕()

史語所敦煌研究考略

——以傅斯年檔案所見爲主陳亭佑()

《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稿約()

《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文稿格式規範()


英文目録()


展开全部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 节选

【關鍵詞】明代茅瑞徵禹貢禹貢匯疏 一、 前言 《禹貢》爲《尚書·虞夏書》中的一篇,内容記“録禹别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産,辨其貢賦”《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年,頁987。,述禹平治九州水土相關情形,被後人稱爲“古今地理志之祖”[明]艾南英《禹貢圖説·禹貢圖説序》,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頁1上。,爲中國古代*古老*重要的地理學專著,所記載的内容涵蓋古代中國的政治疆域,並對疆域内各州之疆域、山水、土壤貢賦均有極詳細明確的記載。内容包羅宏富,保存我國古代社會、經濟、地理等重要文獻資料,成爲研究中國古代政治社會、經濟地理的重要依據。皮錫瑞(1850—1908))以爲“《禹貢》一書爲後世山經水紀之祖”[清]皮錫瑞撰《經學通論·論禹貢山川當據經文解之,據漢人古義解之,不得從後起之説》,北京:中華書局,2017,頁88。,影響著後代地理類圖籍的寫作方向與内容。 《尚書》的特色重在講述古代政治的原理原則,歷代爲政者均將其視爲施政的寶典,極度看重。其中《洪範》篇歷來被認爲是箕子所陳治國之大法:“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彝倫所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此爲元人陳師凱之言,轉引自[清]王頊齡《欽定書經傳説彙纂》卷一一《洪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2上。爲古代探究政治思想者所難重。而《禹貢》篇則被研究《尚書》的學者視爲是“經國之鴻規”。《禹貢》與《洪範》兩篇同樣深受關注。然《禹貢》因“川澤消長不長,郡縣之廢置無定。或一山而更數名,或一水而分數道。九河之迹,至漢已湮;三江之稱,訖明未定。泥古則廢今,信今則疑古。”導致詮釋者各抒所見,紛歧聚訟,致形成衆説言殊的情形,清代《四庫全書總目》就曾歸納總結歷代學者研究《尚書》的特點説“書以道政事,儒者不能異説”《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1上。:“諸家聚訟,猶有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錯簡,曰《禹貢》山水,曰《洪範》疇數”《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頁1上。。又《日講書經解義提要》也説云:“《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於《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於《禹貢》之山川。明以來所聚訟者,莫過今文、古文之真僞。”《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頁21下。可見《禹貢》一篇的山川水澤,自古即爲學者探討的重點所在。 宋代以來,河患頻仍,爲害甚烈,故宋人已有學者將其從《尚書》中單獨抽出,進行專門的解釋。明代承襲宋代學術,《禹貢》學的發展愈加成熟發達,研究者增加,著作也更多,如鄭曉的《禹貢圖説》《禹貢要注》《禹貢説長箋》,王鑒的《禹貢山川郡邑考》,胡瓚的《禹貢備遺》,茅瑞徵的《禹貢匯疏》,艾南英(1583—1646)《禹貢圖注》及夏允彝(1596—1645)的《禹貢古今合注》等等。諸家講解《禹貢》疆域山川地理,詮解其内容義理,提供爲政者理政治安的方策,也提供治理水灾的方案。明代儒者研究《禹貢》,不僅僅是將經書内容提供作爲執政者經世致用的教材,更藉此謀求解決當時社會所面臨的漕運、賦税、糧食種種問題與君國治民的方法。 近年以來,大陸學術界已逐漸擺脱以往將經學視爲封建遺毒的偏頗觀念,開始展現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對傳統經學的研究風氣逐漸盛行。然綜觀兩岸學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偏重在宋代及清代較多,對於研究明代經學的風氣,受到前人對明代經學空疏不學的評價影響,相對的薄弱許多,就現行明代《尚書》學的研究成果來看,學者主要都將重心放在對梅鷟《尚書考異》《尚書譜》二書考辨《僞古文尚書》的真僞問題及其辨僞方法上,或偏向於對《尚書》經文時代的考辨,或是《尚書》學史專家的研究。缺乏全面性的探討,尤其對《尚書》通經致用思想的運用更缺乏深入的研究。晚明時代變亂紛紜,《禹貢》學的研究蓬勃發展,影響清初學者甚大,本篇試圖透過對明代《尚書·禹貢》學的研究,在廣泛掌握明代《禹貢》學的文獻研究的基礎之上,針對茅瑞徵的《禹貢》學相關著作進行研究,分析其《禹貢》學著作中的義理與書中藴涵的經國治民的道理,了解茅瑞徵如何運作《禹貢》學知識,以達成其欲解決明代當世政治經濟遭遇到各種問題的解決方式,進而抉發其通經致用思想的内容,提供學界對古人藉經書以經世的義理所在。 二、 《禹貢》在歷代的流傳 儒家的六經典籍,自從漢武帝(前157—前87)採納董仲舒(前179—前104)在對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臺北:宏業書局,2010年,頁2523。的建議,主張“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後《漢書》卷六《武帝紀·贊》,頁212。,儒家經典的地位正式確定,成爲中華民族傳統的核心思想。經學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影響甚鉅,歷代學者論其功能者極衆,近代經學大家程元敏(1931—)先生以爲“經學者,修己治人之學也,旨在經世致用,爲政治社會經濟文學史學道德教育之基本教材,是吾中國二千六百年來學術骨幹。”程元敏《先秦經學史·孔子前之經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頁4。“無論漢、宋經學,通經致用爲其治經唯一目的,唯治之之方不一、輕重步驟異趣而已。”程元敏《先秦經學史·孔子前之經學》,頁3。簡要清楚地指明經學的功用不在純經學義理理論的探討,而在通經致用。 《尚書》爲孔子設科授徒之重要科目,原爲朝廷政令之書籍,記載虞夏商周四代君臣的話語,史官記録以宣示天下者。經過孔子纂集,編次其事,成爲孔門傳習誦讀之本。漢人論學多倡言書中藴涵孔子編輯時的微言大義。秦始皇焚書,《尚書》被焚乃事屬必然,秦《書》學博士伏生將書藏於壁中,漢定後《尚書》方得以首傳。《尚書大傳》爲伏生講授《尚書》大義,張生、歐陽生等生徒所記伏生遺説。《尚書大傳》載孔子論《尚書》大義之言:《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62。清人陳澧(1810—1882)説:聖人删定《尚書》,存盛治之文以爲法,存衰敝之文以爲鑒,學者皆當熟玩也,凡讀經皆當如是也。[清]陳澧撰,魏旭元、魏達純點校《東塾讀書記》卷五《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84。伏生於秦火之後首傳《尚書》,指陳閲讀《尚書》要旨的方法,陳澧更進一步説明孔子編定《尚書》的目的在“存盛治之文以爲法,存衰敝之文以爲鑒”,使世人知道《尚書》篇章裏同時保存“盛治之文”與“衰敝之文”的緣由。 清初王夫之(1619—1692)説:治道之極致,上稽《尚書》,折以孔子之言,而蔑以尚矣。其樞,則君心之敬肆也;其戒,則怠荒刻覈,不及者倦,過者欲速也;其大用,用賢而興教也;其施及於民,仁愛而錫以極也。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漢而下,迄至於今,無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也;以理銓選,以均賦役,以詰戎兵,以飭刑罰,以定典式,無不待此以得其宜也。至於設爲規畫,措之科條,《尚書》不言,孔子不言,豈遺其實而弗求詳哉?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君子不以垂法。故封建、井田、朝會、征伐、建官、頒禄之制,《尚書》不言,孔子不言,豈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敢以記誦所得者斷萬世之大經乎?[清]王夫之《讀通鑒論》卷末《叙論四》,臺北:里仁書局,1985年,頁1112。王夫之將《尚書》的性質、價值及作用,説明得非常清楚。透過王氏的話,可以知道《尚書》一經何以受到歷代執政者及學者所重視,傳流不息。 伏生講述《尚書》大義,説“《禹貢》可以觀事”,然漢代運用《尚書》義理以治國,始於漢武帝時兒寬援引古法義以議獄政漢人以書義治刑獄,參見程元敏《尚書學史》拾五《漢尚書學(丙)》,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8年,頁822—824。。由於漢代黄河經常泛濫成灾,據《史記》《漢書》所記載,武帝元光年間前重大者即有“河決酸棗”《史記》卷二九《河渠書第七》,臺北:宏業書局,1995年,頁1409。、“河決濮陽”《漢書》卷六《武帝紀第六》,頁163。、“河決瓠子”《史記》卷二九《河渠書第七》,頁1412。三次,均造成百姓生命的重大傷亡,財産嚴重損失。在漢代首先倡導“以《禹貢》治河”者,首見於漢哀帝年間的平當《漢書》卷七一《平當傳第四十一》,頁3050。,顯見《禹貢》已受到儒者的重視。至晋代則有裴秀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可見專門研究《禹貢》學的專著已出現參見陳韋哲《明代〈禹貢〉學中的通經致用思想——以茅瑞徵〈禹貢匯疏〉爲主要考察對象》,《中國文學研究》第31期(2011年1月),頁6。。唯研究的著作僅偶見於史籍,未能全面化。等到宋代立朝,受到黄河河道頻仍泛濫的困擾,爲尋求河患解決之道,李垂(965—1033)、徐積(1028—1103)等人從經義出發探尋治河策略,爾後相繼有王安石(1021—1086)、曾鞏(1019—1083)、蘇軾(1037—1101)等人開始尋找《禹貢》中所提示及啓發的治水方法,《禹貢》學開始普遍受到重視。至南宋專門研究《禹貢》學的風氣已形成,導致專門注解《禹貢》學的著作紛紛出現,其中*著名的有程大昌(1101—1167)《禹貢論》《禹貢後論》《禹貢山川地理圖》,毛晃(绍興二十一年(1151)進士)《禹貢指南》,傅寅(1148—1215)《禹貢集解》等書,各家著作,或依循經文逐句解釋,或考證古今山水地名原委,或將經文分類以作專題討論,《四庫全書總目》:“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於《禹貢》之山川。”即是針對此種現象而説的有關宋代《禹貢》學的發展情況,可參見潘晟《宋代〈禹貢〉之學——從經學傳注走向地理學》,《歷史研究》2009年3期(2009年3月),頁39—58。及王小紅《宋代〈禹貢〉之學研究》(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10月)。。 三、 茅瑞徵生平及其時代 茅瑞徵(生卒年不詳),字伯符,自號澹樸居士、清遠居士、浣花居主人,浙江歸安(今浙江吴興)人。萬曆二十五年(1597)舉人,萬曆二十九年(1601)進士,天啓元年(1621)擢兵部職方主事,升郎中。官至南京光禄寺卿。 茅瑞徵在《明史》無傳,據今可知他爲胡瓚(字伯玉,萬曆二十三年進士)的學生,是《武備志》著者茅元儀(1594—1640)堂弟。茅瑞徵家世頗爲富裕,不必爲生計擔憂,生性喜歡吟詩,嘗有《彭城寒懷古》:“望彭城,彭城面面水,環匝與城平。君不見,馬中赤兔人中布,引水灌城走無路”,“鹿門孜孜治生,大理耽情吟詠”[清]朱彝尊《静志居詩話》卷一六,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頁34。。茅瑞徵於天啓元年(1621)所寫《自傳》,自稱其:“人謂公炙手不知炎,下石不知險,脂膏不知潤,且并軒冕不知榮。胸無機械,意無好醜,此殆天下至愚人也。公亦自謂名我以愚固當,然雅能以無私自許,人亦久而以是許之,因共號曰苕上愚公。”[明]茅瑞徵《東事答問》末附《自傳》,《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1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影印明天啓刻本,頁18上—18下。 茅瑞徵著有《禹貢匯疏》十五卷、《虞書箋》二卷、《象胥録》八卷、《萬曆三大征考》五卷、《東夷考略》二卷、《澹樸齋集》十五卷、《五芝紀事》、《明末啓禎遺事》、《楚游稿》一卷、《金陵稿》一卷、《閩游稿》一卷等書[清]周學濬、陸心源《同治湖州府志》卷七五《人物傳·文學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同治十三年愛山書院刻本,頁18下。。茅氏之書現尚有《禹貢匯疏》十五卷、《虞書箋》二卷、《象胥録》八卷、《萬曆三大征考》五卷幾種傳世,今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茅瑞徵嘗主兵部主事,對軍事用兵素所用心,曾撰《萬曆三大征考》,末附《東夷考略》一卷。《東夷考略》包括:女真通考、海西女真考、建州女真考,以及遼東全圖、瀋陽圖、東事問答、苕上愚公傳等。而《萬曆三大征考》記録明神宗萬曆二十年至廿八年三次對邊疆民族的戰役。書中記載的三次戰役分别爲平定鎮壓蒙古人哱拜叛亂的寧夏之役,其次是平定貴州土司楊應龍叛亂的播州之役,第三次是平定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以驅逐倭寇(日本)的戰役。據《明史》載:“(萬曆)二十年,寧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費帑金二三百萬。三大征踵接,國用大匱。”三次戰役明朝雖皆獲得*後勝,却造成明朝人力、物力的巨大損失,元氣大傷,成爲探討明朝衰敗的關鍵。 明代萬曆中葉以來,黨争不斷,政治腐敗,國勢衰弱,加以迭受外敵侵犯,内憂外患頻仍,催迫日亟。朝廷外,北有女真虎視眈眈,南有海盜肆虐,南寇北奴,日益滋大侵擾,明朝所面臨的情況,極爲危殆。明代知識分子長久以來蒙受儒家兼善天下以行道、以天下爲己任思想的薰陶,亟思謀求濟世扶傾富强國力的良策,以拯國家之積弱危亡,經世致用思想於焉興起,學者鑒於《尚書》記載上古時代的檔案文獻,内容義理爲“二帝三王嘉言要道”,可供後世君主作爲君世理民之參考,又以爲《禹貢》爲聖人治天下之書,讀懂《禹貢》即可通地理,能夠通地理就可以治天下。明代歸有光(1507—1571)的曾孫歸莊(1613—1673)説:儒者讀書,苟欲究經世之務,通古今之變,則必自唐虞三代而春秋而秦漢,以下至於唐宋,先古而後今,然後知制作之源流,得其因革損益之故,唯地理之學不然。[明]歸莊《歸莊集》卷三《西漢地理志注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168。學習漢儒通經致用的方法,遂争相研究《禹貢》以通地理、治天下,如:鄭曉(1499—1566)、茅瑞徵、夏允彝(1596—1645)、艾南英(1583—1646)、許胥臣、胡瓚等人《禹貢》學的著作,及清初顧祖禹(1631—1692)《讀史方輿紀要》、胡渭(1633—1714)《禹貢錐指》等名著,紛紛出版,基本上都是當時經世致用的心理的呈現。研究《禹貢》學以達致用的風氣相當發達,諸家講解《禹貢》疆域山川地理,詮解其内容義理,提供爲政者理政治安的方策及治理水灾的方案。明代儒者研究《禹貢》不僅提供經書作爲經世致用的教材内容,更藉此謀求解決漕運、賦税、糧食各種與君國治民的方法,志在民生世道,追求舉措安天下,以求能潤澤黎民。遂使《禹貢》的研究,*後竟發展擴衍成一門專門之學術。清初魏禧(1624—1681)曾説云:三百餘年來以八股取士,所求非所教,所用非所習,士子耳目無聞見,迂疏庸陋,不識當世之務,不知民之疾苦。其有志者,則每於釋褐後始盡棄所爲舉業,講經世之學。學之不精,習之不久,以遽當民社之寄,馭積滑之吏,其不克勝也固宜。然方其爲諸生,無絶人之資,而求通古今之務,則舉業不專不精,督學之法繩其後,而身之榮辱分。故經世之學,爲諸生,則不敢爲;既舉進士,則苦于無及。[清]魏禧撰,胡守仁等校點《魏叔子文集》卷一〇《送新城黄生會試序》,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500。清初學者習慣於批評明人受王學末流影響,人人皆空疏不學,將之視爲理所當然。魏氏批評當時士大夫“所求非所教,所用非所習,士子耳目無聞見,迂疏庸陋,不識當世之務,不知民之疾苦”,其説雖符合部分客觀事實。但其觀點即是承襲清初“王學末流,空疏不學”此種觀點而來。若檢視《四庫全書總目》的“存目”所列《禹貢》類書籍數量之多,及陳子龍等編纂《明經世文編》,就可以知道晚明時期的士子研究《禹貢》學的風氣及其有志世務之用心所在。陳寅恪(1890—1969)在爲馮友蘭(1895—1990)《中國哲學史》上册作審查報告時説“應具瞭解之同情”説: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説,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説,皆有所爲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説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據之材料,僅爲當時所遺存*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後古人立説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説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説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否則數千年前之陳言舊説,與今日之情勢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册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頁279。陳氏所説“對於古人之學説,應具瞭解之同情”,雖是針對中國哲學而言,同理而言,移以論述經學著作應該也是可以的,張之洞(1837—1909)説:“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晚明儒者研究《禹貢》學,不僅提供經書作爲經世致用的教材内容,更藉此謀求解決漕運、賦税、糧食等問題,以及君國治民的方法,却長期遭到冷落而未受到重視,有待後人作更深入細緻的研究。 四、 茅瑞徵寫作《禹貢匯疏》的動機所在 ... ...

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 作者简介

杜泽逊,1963年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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