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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全二册) 版权信息
- ISBN:9787100152952
- 条形码:9787100152952 ; 978-7-100-15295-2
- 装帧:70g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全二册) 内容简介
本书是2012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的“汉代文学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论文集之一,参会学者多为该领域专家,这些论文在会议召开之后,陆续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现在按专题结集出版,以纪念此次盛会,并为今后的汉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份宝贵的文献材料。这是所有与会学者共同的心愿,也包含了他们对学术发展的热情期待。本书体系清晰,学术价值突出,涉及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多个方面,关系到文学、音乐、政治、思想、宗教等各个领域,创获丰厚,对新世纪的汉代文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全二册) 目录
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全二册) 节选
汉初文学的秦文化语境 许志刚 汉朝初期陆贾、贾谊陈述秦王朝灭亡的教训,规谏*高统治者避免暴力施治,对刘邦起到警示作用。然而,刘邦在数年间平定天下,建立汉王朝。对于这样庞大国家的统治,刘邦集团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储备,而摆在新王朝面前的却是一个必须立即着手治理的国家与臣民。于是,他们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将秦文化移植到新生的汉家政治文化土壤中。 汉王朝对秦文化的移植是全面的。秦文化深刻地影响、制约着汉初社会与文学,其中尤以政治思想层面、朝廷礼仪层面、职官设置层面*为显著。这是汉初文学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汉初士人都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他们面对社会发出的感慨,大多萌生于这样的现实中。 一、 力征与文治的反思 汉初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在秦王朝统治时期都处身社会下层。刘邦为乡里豪强,秦时为亭长,处理乡间讼诤之事。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为沛狱掾,都是小吏。他们都缺少文化方面的知识储备与修养。 他们投身反秦起义之后,依靠攻城野战起家。无论秦的影响,还是自身征战经验,都导致他们只知战场拼杀和军事谋略的重要。刘邦出身微贱,尚武轻文,长年的战争经历,更使他只知良将、谋臣的作用,而不承认儒道等学派的士的社会作用。汉王朝建立后,他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削平叛乱,巩固王朝政权,至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和文化建设,尚未进入他的视野。刘邦只承认直接、间接地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他称张良、萧何、韩信为“人杰”,称赞他们“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肯定他们在破秦、灭楚战争中的贡献。 刘邦周围的武将集团也以战功自负,以身被数十创的流血为荣。他们否定文人的作用,甚至否定本集团中不在战场拼杀的任何人。这一点在刘邦封赏萧何时就表现得很突出。《史记·萧相国世家》云:“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虽然刘邦对萧何的功劳给予充分的肯定,但只重攻城略地之功却是当时统治集团的普遍认识。 在汉初政治文化建构过程中,汉王朝*高统治者经历了从否定文化到自觉探寻文化发展的思想转变,汉初士人则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和自觉精神促进了汉家文化的建构。 刘邦不喜欢儒生,甚至轻视、侮辱他们,《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他宁愿礼遇酒徒,也不相信儒生会有什么作用。在这方面,刘邦的认识还不如陈胜。陈胜为楚王,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之,他还接纳孔子后裔孔鲋为博士。刘邦则拒绝接纳儒生,更不喜欢他们的言论。 这是士人阶层极为不利的生存环境。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从上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促进汉初文化建设。 一些学者如申公、伏生等坚信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他们身居民间,聚徒讲授《诗》《书》,培养人才,传播学术与文化,为新王朝的文化建设预做准备。 更有一些士人着眼于上层统治者的思想,他们直接批评、引导决策者,使统治者认识到凭借武力可以夺取政权,却不能有效地建设新的王朝,他们力矫统治集团重力征、轻文治的错误倾向,进而以切实有效的思想与宏观决策影响统治者。这是对秦以力征经营天下,将文化视为暴力统治的辅助手段的政治思想的批判与否定。 陆贾在汉初文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陆生在刘邦面前时时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刘邦居马上得天下,这与秦兼并六国实现统一,在本质上没有区别,特别是刘邦的态度,完全拒绝士人对文化建设的呼吁,内心深处隐然存在着暴力崇拜倾向,如不及时矫正,就必然会产生一个仅仅改换姓氏的暴力政权。陆生的批评是对刘邦的严重警示:不与秦的残暴统治划清界限,就会迅速灭亡,不总结秦的覆辙,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秦王朝建立与灭亡的魔咒。这场简短的思想交锋表现出上层统治者同有思想的士人在治国基本思想方面的矛盾,表现出*高统治者一定程度的对暴力统治的迷恋,也表现出敏感的士人对汉王朝是否重蹈秦迅速败亡覆辙的忧虑,对人民命运的关切。 陆贾提出以秦为鉴的命题,对亲身经受秦王朝统治、亲见其迅速败亡,而今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统治者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震撼力。他的文章在当时起到了发蒙震聩的作用,使得刘邦及上层统治集团开始认识到避免秦败亡覆辙的紧迫感。陆贾成功地将文学引导到总结秦兴亡教训的主题上,以至于成为论说文的时代性话题。 以秦为鉴,避免汉王朝重蹈秦以暴力经营天下的覆辙,这一警策性的论述为刘氏统治集团所接受,连樊哙这样的鲁莽将军也能将现实问题与秦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云: 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余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由此可见,秦衰亡过程中的许多教训已引起汉初统治集团的高度警觉。 又如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 文帝时,贾山撰《至言》,借秦为谕,言治乱之道。其文云: 昔者,秦政力并万国,富有天下,破六国以为郡县,筑长城以为关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势,轻重之权,其与一家之富,一夫之强,胡可胜计也!然而兵破于陈涉,地夺于刘氏者,何也?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国之民自养,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养者驰骋弋猎之娱,天下弗能供也。劳罢者不得休息,饥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故天下坏也。 贾山认为,秦虽拥有强大的兵力、坚固的地势,但秦王以残暴、贪婪的统治造成人民的贫困、疲弊,与天下人民为敌,导致其灭亡。这样警策的论述对汉初统治者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当时文帝率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热衷于狩猎,虽与秦的贪狼暴虐有本质的区别,却也起到警示作用。“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终不加罚。”朝廷也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些以秦为鉴的言论。 在这类文章中,*具影响,成为此类文章典范的首推贾谊的《过秦论》。 《过秦论》是汉代以秦为鉴话题中成就*高的作品,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这组文章为《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篇末的论赞文,班固《汉书·项羽传》篇末也以此文为论赞,后世论散文者无不对此文称颂备至。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又云:“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全篇宗旨在此数语中。 《过秦论》分上中下三篇,论述秦兼并群雄,统一天下的强盛,及秦王朝由盛而衰,迅速败亡的经验教训。 上篇以精练的语言概述秦自孝公至秦始皇七代君臣雄心勃勃,持续扩张,蚕食诸侯,吞并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历程,然而秦王朝却仅仅维持了十几年的短暂统治,“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这是作者对秦灭亡教训总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这样的总结中,人们往往注意到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即“仁义不施”导致秦的灭亡。然而,在文章上篇论及的秦壮大过程中,从未行仁义,而以六国诸公子为代表的贤士仁君却无法对抗强秦,这似乎与“仁义不施”而导致秦败亡之说有些矛盾。诸侯谋弱秦,人才、兵力、土地皆过于秦,仁义也胜于秦,然而,纵散约解,强国请伏,非关仁义之事。下文论陈涉,极言其与秦对比,与六国对比,皆弱,而陈涉“非有仲尼、墨翟之贤”,也无关于仁义,此仅可见秦不施仁义,至于自弱。作者纵览秦强盛到衰败的过程,并非仅仅关注仁义在施治中的作用。他主张治国应重仁义,此仅仅一个方面,在作者看来,“攻守之势”不同,仁义的作用也不同。上篇限于所论的中心不同,未将观点作全面展开,而是留在中、下篇展开论证。 中篇论始皇、二世治国失误,即“正(政)之非”,提出兼并与守国根本策略的不同:“并兼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以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战国兼并之时,虽有六国诸公子之贤,终究未能扭转局面,是因为秦与六国的历史证明“并兼者高诈力”。贾谊《新书·时变》也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秦国失理,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劫惧,壮陵衰;攻击奋者为贤,贵人善突盗者为忻(哲)。” 在他看来,建立秦王朝之后则不同。而秦没认识到“攻守之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政策应作彻底的调整。相反,“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守天下之时,仍然坚持诈力、暴虐,而与人民的期望相反。他认为,安民为治理之要务,“故先王者,见终始之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 。然而,二世不能安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 下篇论子婴救世之误,进一步言势与仁义的关系。“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这里补充论述了秦兼并六国时势与诈力的作用。贾谊认为陈涉起义之后,山东虽乱,只要秦“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荷戟而守之”,以待反秦义军疲弊,“秦之地可全而有”,甚至“不患不得意于海内” 。这里所谓“其救败非”,就是指子婴君臣不知用势、用险,放弃了“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的势。 《过秦论》分析秦的盛衰,及论天下大事,重“势”,重“仁义”。贾谊以“势”与“仁义”论史议政,这是他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的两大支点。他的这一基本观点在其他政论文中也得到充分的发挥。 陆贾、贾谊所阐述的“以秦为鉴”的思想,及他们撰写的政论散文,取得了政治思想方面的成功,也获得了极大的文学成就,同时,他们也引导了政论散文对当下时局与政治问题的殷切关注。陆贾、贾谊批评秦灭绝典籍、实施暴力统治的论述,旨在帮助汉王朝统治者在政治思想上摆脱秦的影响,他们的论述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与紧迫性,对于汉初*高统治者如何治理新王朝,汲取秦迅速灭亡的教训,起到发蒙振聩的作用。 ……
汉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全二册) 作者简介
赵敏俐,男,1954年生,1987年12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中国古代诗歌与音乐等。出版《两汉诗歌研究》、《中国诗歌通史》(主编兼汉代卷著者)等著作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150余篇,以署名人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特等奖等省部级奖多项,主持完成国家重大及教育部重大课题等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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