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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四十自述

胡适:四十自述

作者:胡适著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05-01
开本: 16开 页数: 227
本类榜单:传记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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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四十自述 版权信息

  • ISBN:9787513905954
  • 条形码:9787513905954 ; 978-7-5139-0595-4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胡适:四十自述 本书特色

胡适先生回顾自己人生前四十年的经历,从他的信仰、母亲的订婚、慈母的教育、三岁入塾、叫局吃花酒到醉酒打巡捕、闭门读书考上庚款留美、至 “逼上梁山”的文学革命,完整地讲述了自己成长、学习与突破的根源与历程。
胡适是当代中国学术、思想、舆论界的领袖、宗师,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论影响力无人能出其右。胡适的才华、思想、品德的形成都与他童年、少年与青年时期的成长与所受教育密不可分。
这部自传不仅完整地呈现了他40岁及以前的生活、思想与事业,也再现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他的家乡、他求学的上海、留学的美国、活动*多的北京,在此都有描述,这些成为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政治、舆论界的状况,民国时期文人中国梦的思路,当时知识分子寻求进步轨迹的重要内容。

胡适:四十自述 内容简介

1. 胡适是一位思想家、文学大师,时代变革的推动者,20世纪全世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胡适的学问与为人堪称知识分子的典范,李敖、唐德刚、季羡林等历史学家都对胡适极为推崇。他的成长和思想的形成经历,值得一看。
2. 胡适的传记和研究作品很多,而仅本书是亲笔撰写的传记,对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有非常详细的回忆,和相当深刻的思考,是胡适传记作品中相当有价值的。
3. 作者所写传记,内容鲜活、语言质朴,文字中见亲切,让人感动。关于文学思想的阐述又精辟入里,入木三分。本书是作者成长和思想精髓的集合,是了解胡适生平与思想的必读本。

胡适:四十自述 目录

我的信仰
四十自述
自序
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
 **章 九年的家乡教育
 第二章 从拜神到无神
 第三章 在上海(上)
 第四章 在上海(下)
 第五章 我怎样到外国去
 第六章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新文化运动
 原书自序
 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
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我的信仰
四十自述
自序
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
**章 九年的家乡教育
第二章 从拜神到无神
第三章 在上海(上)
第四章 在上海(下)
第五章 我怎样到外国去
第六章 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
新文化运动
原书自序
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
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附录日本译《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序
作品列表
生平年表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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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四十自述 相关资料

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
文 | 叶胜舟(公务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胡适不足26周岁,即在全国“暴得大名”。他曾以“暴得大名,不祥”一语自警、自省,仍躲不过各种势力怀着各种目的,将他作为一个标靶、箭垛,进行滔滔不绝的攻击。正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过河卒子 忠而获咎
蒋介石在日记上评价胡适:“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既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又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8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援助,压制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决定派胡适出使美国。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 胡适成名45年,亲人、旧友、门生、同仁、粉丝等都曾对他撕破脸皮。“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文 | 叶胜舟(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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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胡适不足26周岁,即在全国“暴得大名”。他曾以“暴得大名,不祥”一语自警、自省,仍躲不过各种势力怀着各种目的,将他作为一个标靶、箭垛,进行滔滔不绝的攻击。正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过河卒子 忠而获咎
蒋介石在日记上评价胡适:“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既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又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8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援助,压制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决定派胡适出使美国。

《纽约时报》载文欢迎:“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日本媒体也非常关注,东京的《日本评论》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二战初期,美国反战情绪高涨,孤立主义盛行。1938年12月,胡适、陈光甫想方设法绕过美国中立法案,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940年3月,胡适、陈光甫又为中国争取到2000万美元的滇锡贷款。两笔巨额贷款,鼓舞了中国军民士气,提升了中国国际信用。
胡适受命于国难、败军之际,又是“半路出家”干外交,凭借坦诚、学识、人脉,在美国学界、政界、舆论界声望甚隆。最深的人脉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同窗──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对胡适的印象极好,说:“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直接打电话给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全面抗战4年多,一直苦撑待变,也不单独宣战,如今终于松口气。12月9日,国民政府跟随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胡适日夜奔波,为国尽忠。他告诉夫人江冬秀:“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也谢绝英、美大学的高薪聘请。胡适在送“抗日战友”陈光甫的照片上,以《自提小照》诗明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但胡适抗战时的言行,当年即受不少指责。概括有三:
其一,“汉奸”说,幻想对日求和。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高层、学者有主战、主和两派。汪精卫、周佛海、顾祝同、胡适、陶希圣等属于主和派,即所谓的“低调俱乐部”。
胡适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1937年8月5日,他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上条陈,有条件地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即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8月6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书面建议,强调与日本“有和平希望”。
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以“某学者”为名介绍胡适的主张,清醒判断“日本是没有信义的”。参谋总长程潜直斥其“汉奸”。会议以全体起立形式决定抗战,否决胡适等人的“主和”意见。
国力悬殊,主和派认为“战必大败”,主战派也对前景悲观。胡适在1937年7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当日蒋介石夫妇约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吃饭,“蒋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政府意志坚定,士兵英勇顽强,民众同仇敌忾,“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粉碎日本“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的阴谋。胡适深受鼓舞,对抗战结局不再悲观,倾向“主战”。9月8日,他对汪精卫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近代以降,日本对华狼子野心。甲午海战大胜后,更是贪得无厌,咄咄逼人。胡适幻想与日本求和,无异缘木求鱼,但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后期叛国罪行完全是两码事。陈布雷向蒋介石转交胡适、陶希圣“主和”之见时,附信明确反对,同时中肯评价是“忠诚迫切”。胡适使美之后,更以“过河卒子”自许自励,“低调同志”转变为“抗日斗士”。
其二,“沽名”说,到处演讲不管“正事”。
胡适任驻美大使4年有余,在北美各地开展民间外交、宣传中国抗战,演说400余次,确实蛮拼的。不少大学争相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仅1942年就接受10个。李敖对他这时期的工作和成就颇为认可,“在大使任上,胡适没有政治资源,只能到处演讲、交朋友,才有可能完成使命。”
胡适的演说也引起日本的惊恐。胡适日记中保存《纽约时报》1940年10月31日报道,转述东京英文《日本时报》评论,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引入与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由此可见,胡适虽为一介书生,却是二战期间日本政府、日本媒体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在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决不亚于正面战场一个整编师的军事“硬实力”。
但胡适的演说备受国内诟病,视为不务正业。1940年6月,蒋介石委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见面就批评胡适:“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管管正事吧!”
胡适后来继续演说,还有一个无奈缘由,就是深受宋子文排挤,无所事事。1940年10月,宋子文来美不久就致电蒋介石,参了胡适一本:“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能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还鼓动蒋介石撤换胡适,“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蒋介石下不了决心,宋子文不断催促。
宋、胡矛盾难以调和,蒋介石也有责任,任命就有问题。胡适是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特命全权代表,两个“特命全权”,人为制造矛盾。1941年12月,宋子文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排挤胡适更加有恃无恐。
1942年5月17日,胡适致信翁文灏、王世杰,吐槽“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也谈及辞职的两难:“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宋子文做了(外交)部长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蒋介石明确发宋、胡的电报,宋也不给胡看,而是直接复蒋。
其三,“无能”说,对美外交不力。
1941年9月,美国私底下绥靖日本,进行秘密谈判,盘算利己损华。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召见中、英、澳、荷四国大使,通报美方草案。英、澳、荷无异议,胡适当即表示反对,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陈述阻止美日和谈草案的理由。24日,胡适急电重庆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
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11月25日,电令胡适反对。26日,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向赫尔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又与宋子文一起拜见罗斯福总统。由于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蒋介石、胡适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慎重考虑,26日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中美同盟由此巩固,远东战局虽苦但翻盘概率大增。
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反省录”中痛批胡适“无胆、无能”,“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
学者余英时的评价与蒋介石截然相反,认为胡适在此事上为中国抗战立下大功,“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这就是有名的“最后一分钟强烈争持”出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理毕尔在《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著作中,从另外一个视角评价胡适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飞鸟未尽,良弓已藏;敌国未破,忠臣获咎。1942年1月1日,美、苏、英、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美国援华已是顺理成章,驻美大使更由苦差变成肥差。胡适捐躯赴国难,视“骂”忽如归,如今“桥”已铺、“河”方过,胡适这个“卒子”反而成了“弃子”。
1942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以“心脏衰弱,不胜繁剧”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因不满胡适争取美援不力、站在美国立场处置国事,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一笔抹杀,评价他“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书生意气 反弹琵琶
儒家文化熏陶之“士”,七分可敬、两分可爱、一分可怜。
胡适是书生,非政客。有时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立场,难免不合时宜,不论得失,显得天真简单,“书呆气”十足。有三例为证。
例一:抗战不愿使美,为保自由身而本能拒绝。
1937年8月19日下午,蒋介石希望胡适以非正式外交使节身份前往美国游说。不愿当官的胡适第一反应情绪化,竟一口拒绝,理由是不知道去美国后“能做些什么”,也担心被人指责为逃兵,所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政府高官们都头大、傻眼,不得不搬请胡适的得意门生、学术知己傅斯年客串“政治辅导员”,鼓动他为国效力。傅斯年一再苦劝,胡适就是不松口。最后傅斯年情真意切流下热泪:“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也是真性情,被此言此情打动,终于流泪答应,“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1938年7月20日,在美国游说的胡适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希望他正式出任驻美大使。也是经朋友们劝说,磨磨叽叽一周后,胡适7月27日才回电:“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9月13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9月17日对外发布,胡适在17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例二:国难当头,劝学生安心念书。
“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危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危急!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清华大学救国会发布蒋南翔起草的《告全国民众书》,其中一句悲愤怒吼,成为不朽经典,全民共鸣:“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2月13日,胡适反弹琵琶,在《大公报》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文章,在简短肯定“一二九运动”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后,笔锋一转,切入主题。认为“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指责“鼓动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
国难深重,外侮内患。胡适担忧青年学生被政治口号迷惑,所以苦口婆心地劝解,“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结果受到激进学生们的斥责。
一名热血青年基于“阻止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的义愤,给胡适写信送上“三字经”国骂,警告“往后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落款为“将来杀你的人”。
北大学生李祖荫在《胡适受窘北大礼堂》中回忆,1934年秋季,胡适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上讲演,“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李祖荫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声一阵。
胡适的学生邓广铭回忆,胡适到北大任教,直到二十年代,是在北大最大的三院大礼堂上课;三十年代改在稍小点的二院礼堂上课;抗战前夕,改在更小的红楼大教室上课。原因是前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
胡适的“调理药方”,理性温和,少伤元气,“远水”不足以让热血澎湃的急性子解“近渴”。其实,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看法也有所保留,批评“因学生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着实不少。”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认为,为寻找国家和个人的出路,“性急的年轻人一般很难满足于‘多研究些问题’和点滴改良,何况这种研究和主张改良并没带来多少成效,于是求‘根本解决’──进行阶级斗争自然地成了更富有吸引力的方向。”
例三:国共内战箭在弦上,写信劝毛泽东放弃武装。
1945年8月22日晚,胡适在美国与董必武长谈后,意犹未尽。24日致电毛泽东,以美国民主党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和平奋斗成为多数党这两例,劝说“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胡适此议不全是帮蒋介石忙。抗战结束时,国军兵力约430万,明显强于约130万的共军兵力。他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显示超党派,想走英美民主之路;其二,为天下苍生计,免内战之苦;其三,高估自己对蒋、毛的影响力,尝试调停。
中共“七大”后,毛泽东党内根基已固,羽翼已丰,逐鹿中原的雄心万丈。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他眼中也是“只识弯弓射大雕”。岂能轻从胡适书生之言,解除武装,自废武功,任人宰割?
阅思吾族史籍,笔者常抚卷感叹,儒家文化熏陶之“士”,七分可敬、两分可爱、一分可怜。文革初期,毛泽东、刘少奇早已水火不容,章士钊亦尝试调停,可与胡适尝试调停蒋、毛相印证。 学术公正 宽容大度
与鲁迅、郭沫若,如何交手?
自由需要宽容。1959年3月,晚年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了题为《容忍与自由》的文章,提倡“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与《论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异曲同工之妙。
某些权贵自以为永远正确,批评别人,往往高高在上,头头是道;被别人批评,就暴跳如雷,急于反击、打压。胡适有涵养,有雅量,对学生宽容大度,对论敌也宽容大度。1930年4月30日,他在致杨杏佛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自1924年始,左翼革命文学旗手鲁迅与右翼自由主义旗手胡适渐行渐远,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由扬而弃。1925年5月11日,鲁迅因看不惯胡适“国人导师”的做派,写了《导师》一文,文末呐喊一声:“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1933年3月22日,又用“何家干”笔名发表《出卖灵魂的秘诀》,挖苦胡适“出卖灵魂”。
对于鲁迅的含沙影射、冷嘲热讽,胡适大度淡定,不急、不理、不驳。相反,在著作《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客观评价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称赞他“成绩最大”,“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尤见正气凛然的是,鲁迅去世一个月后,胡适还为他主持公道。1936年11月18日,文坛“骂鲁第一人”的女作家苏雪林致信胡适,并附11月12日致蔡元培信,辱骂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攻击“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
胡适回信苏雪林的措辞理性、宽容:鲁迅“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深戒“旧文字的恶腔调”,“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1958年5月,胡适在台北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演讲时,依然肯定鲁迅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郭沫若的品行气节素有争议,晚年更是彻底堕落为“党棍”。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写道,1960年6月2日,胡适回忆:“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
郭沫若信奉马克思主义,亲昵时曾搂抱亲吻胡适(徐志摩在场见证),翻脸时常公开辱骂胡适。1947年2月5日,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把胡适的抗战诗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改了一字,“拼命”改为“奉命”,有意曲解胡适原意,讥讽他是为蒋介石奉命、为国民党卖命的“卒子”。
1948年2月12日,郭沫若写了《斥帝国主义臣仆兼及胡适》。3月1日,在香港《光明报》发表《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5月14日,又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的评论,攻击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
但郭沫若才华横溢,例如学界推崇他在甲骨文领域的研究成果,是王国维之后的佼佼者。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分人文、数理和生物三组,遴选首届81名院士。人文组的遴选由胡适和傅斯年各拟一个名单,胡适提名17人,傅斯年提名21人,相同人选有15人,都提名郭沫若,英雄所见略同,亦可显二人胸怀。据夏鼐日记,中央研究院开会讨论时,会议主席朱家骅、萨本栋、吴有训等不支持,胡适等人力挺,坚持学术水准,抛弃政治偏见,郭沫若顺利通过票决,当选首届院士。
胡适还坚守着一条清晰底线:不论政治立场,爱护善待学生。清史专家戴逸北大求学时成绩优异,胡适赏识,曾邀其来胡府做客,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胡适马上写信救援,戴逸在法院只待了三小时就安全获释。北大学生千家驹思想左倾,胡适为他介绍工作,推荐到北大兼课,还为他证婚。
两岸“公敌” 晚年凄凉
信息

胡适:四十自述 作者简介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 年12 月17 日生于上海,是20 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
胡适童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14 岁到上海求学,开始接触新思想。20 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赴美留学生,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后改读文科,25 岁时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受其“实验主义”哲学影响颇深。1917 年,27 岁的胡适回国,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成为文科教授。同年,他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后历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1962年2 月24 日,胡适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台湾,享年72 岁。胡适去世时,蒋介石写挽联,评价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的一生璀璨斑斓,曾与众多成就巨大的人物互相唱和:胡适虽然说过“不喜欢搞政治”,但他的一生都与政治密切相关,在台湾多年身处官场,还参加过总统竞选;胡适一生著述颇丰,在文、史、哲、教育及社会活动方面都有巨大建树;他在任驻美大使时,与美国罗斯福总统、美国的国务卿及其司长、各国驻美使节都有交往。
以胡适的成就、影响力及对近现代中国之贡献,说他是拉开现代中国文明与进步、民主、自由幕布的先哲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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