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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版] 版权信息
- ISBN:9787510458163
- 条形码:9787510458163 ; 978-7-5104-5816-3
- 装帧:一般轻型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版] 本书特色
蒋廷黻先生对于近代中国史的科学研究,具有开风气之功。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 美国史学家费正清称蒋廷黻先生“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这是一部熔铸近代百年荣辱兴衰、传递中国知识阶级自觉经世真精神的史书。
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版]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的开端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用武力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强迫中国面对外面的世界。此后,人们开始了一步步的探索,从奕䜣、李鸿章、曾国藩为首的洋务运动,到康有为等人推动的百日维新,*后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历史学家蒋廷黻从客观的角度将近百年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娓娓道来,不是枯燥地堆积史料,不是简单地平铺直叙,却体现了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发展趋势。 中国的近代史,充满了侵略和反侵略、变革和反变革、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既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用血泪写出的苦难史和屈辱史,又是一部斗争史和光荣史。
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版] 目录
**章 剿夷与抚夷
**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003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009
第三节 东西对打/013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020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024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028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033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043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048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053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057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065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071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075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082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092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107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112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117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123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132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139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144
附 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节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151
第二节 欧洲人的蚕食/154
第三节 葡萄牙设法通商/160
第四节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167
第五节 康熙帝的外交/173
第六节 外交策略不进反退/177
第七节 马戛尔尼来华/183
第八节 英国输入鸦片/191
第九节 鸦片战争前后/197
第十节 “抚夷”的难题/201
第十一节 “剿夷”外交的代价/205
第十二节 俄罗斯侵吞国土/209
第十三节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211
第十四节 尾 言/214
琦善与鸦片战争
**节 引 言/217
第二节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221
第三节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234
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版] 节选
**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做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而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中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为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到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于1792年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唯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英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优之礼款待之。第二,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国希望中国给它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做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行跪拜礼。马戛尔尼*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第二次派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次同。但是嘉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中国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地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世纪的大世界上得到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的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增加。 道光对于鸦片是*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增加*快。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1835年),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一帮士绅觉得禁烟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借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1834年—1835年)的时候,这一派的议论颇得势,但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徒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徒杖,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地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唯独两湖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严加禁止,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禁烟。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好,办事*认真的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前没有办过“夷务”,但他对外国人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困难,何况在道光年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借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第三节 东西对打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就动手了。他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国人做两件事:**,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耻,实质上还不是在要价?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粮食还是有的,外人预贮了不少,行商又秘密地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英帝国的鸦片。 ……
中国近代史-[插图珍藏版]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民国时期杰出的外交家。1911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在南开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并与梁启超一起奠定了南开大学的史学基础。1925年,调入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在此期间建立了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1935年,弃文从政,此后一直活跃于政坛,被誉为“极知外交的人”。1945年,担任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5年10月9日在纽约去世。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主张兼重中外历史,兼采中外史学研究方法,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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