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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的往事 版权信息
- ISBN：9787535459565
- 条形码：9787535459565 ; 978-7-5354-5956-5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可能发生的往事 本书特色
一千个人夸一个普通人是天才，这个人终可通晓天文地理。
一千个人义正词严地说你是个杀人犯，你做梦时，亦能梦到自己的双手鲜血淋淋。
荣登《出版商周刊》*佳图书排行榜
“奥普拉读书俱乐部”选书
《纽约时报》畅销作品
可能发生的往事 内容简介
我记得我曾坐着一辆很老的旅行车接生了500多个婴儿。有一个愿意跟着我到处行走的女儿，和一个依旧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丈夫。我记得生活原来的模样是欢乐的。
那天，明明确定而且坚信你已经没有气息，没有生命，所以做了对我而言，这辈子*错的决定。
接下来的审判，是可怕的。我每天总是失眠的模样，我会烦躁不安、疲惫不堪，走进空空的屋子放声哭泣。我当时怎么肯定你是死了呢？为什么现在又能记起你颤抖的样子？
被全世界憎恶和质疑很可怕，无数人面目狰狞地指责我的无知和残忍。宣判的结果已经不重要，我好像真的杀过你。
可能发生的往事 节选
序 言
案子开庭前，有整整一个漫漫长夏。那之后的干冷秋季，母亲成为全县人的众矢之的，她的品格被诋毁殆尽，她的智慧百遭质疑。虽然我父母没有意识到，但那数月间，我确实耳闻目睹了许多；尽管一些事情，他们宁愿我不知晓，但实际上，我确实懂得。
夜深人静时，从我卧室地板上的通风口，听得见父母和律师在休息室中的谈话——他们以为我早已熟睡。有时，这三个人会去厨房外的套间（母亲将那儿作为办公室和检查室），寻找记录里的某个旧文件，或是某个患者的孕前病史，我则在套间楼上的那间浴室，贴伏在地板上，倾听通过水池管道的间隙传达至耳的字句。当母亲用厨房的分机交谈时，我虽然从未用楼上那部电话窃听，但是常常，我会静悄悄地拾级而下，直到将每字每句听真切。分机的电话线只有1.8米多一点，所以母亲在厨房里看不到我的所在，而我就那样一声不响，立在*后一级台阶上。现在想来，我应该是通过这种方式，旁听到了好多的话，因为到庭审开始，无论电话那端是律师、朋友，还是其他的接生妇，我都可以准确无误地猜测出他们的话。
对父母，我总是投以热切的关注，而庭审前的数月里，我则达到了近乎痴狂的地步。我偷听他们一场场的吵架，并且懂得，在巨大的压力下，争论会怎样转瞬之间变为恶语相加。我听到他们彼此道歉，其中一个往往泣不成声。而他们和解后，我还能听见他们上床做爱时的那种声音，虽然低弱许多，却仍旧清晰可辨。我领会了他们与医生和律师的那些辩论要点；我弄明白了，为什么一些证人比另一些“更具毁灭性”；我更学会了憎恨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比如州验尸官、州检察官，以及一个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助产专家。
那个上午，法官给了陪审团若干指示，让他们做出关乎母亲命运的裁决。我不经意间听到，律师向父母解释关乎诉讼的著名传闻：
当陪审团审议完毕、重回法庭，从每个人看待被告的方式，你会推断出他或她的决定。
当然，不用去相信，这只是个传说。
律师这样对他们说。
然而，那时14岁的我，却深信那不会是空穴来风。它有一种属于真理的光晕，就像主妇和接生妇间口口相传的谚言：婴儿会在满月时降生；马铃薯要是煮糊了，天黑前就会下雨；茸毛浓密的毛毛虫意味着寒冬将至；在河水解冻之前，不要采集糖枫树汁……都是数百年的观察凝练成的常识。
母亲的辩护律师可能不相信那个传闻，但我相信。对我而言，它称得上真知灼见。过去的六个月，我懂得了许多，知道哪些话该置之不理，哪些话当铭记于心。
那两周里的每一天，父亲和我都坐在**排，就在母亲和她的律师的正后方。陪审团*终回到法庭，仿佛十二使徒一般列队而行。我探视他们的眼睛，想看看他们是注视着母亲，还是目光游离，我默默祈祷：
求求你，不要看你的鞋子；求求你，不要看着法官；别看上看下，别看着窗外；
求求你，求求你，看着我，看着我妈妈，看看我们；看这儿，看这儿，请看这儿。
……
我已经观察了陪审团好多天：我曾见过他们的目光投向我；我数过他们的胡子，记下了他们的皱纹。我毫无缘由且冒失无礼地盯视那位主席，他双臂环抱胸前，隐藏起那只数年前被链锯弄成伤残、只剩下拇指的手。
他们从隔壁房间走进法庭，在十二把椅子间寻找自己的座位。几个女人双腿交叠；一个男人揉着双眼，将座椅来回摇摆，重心在一刹那落在后面两只椅腿上；一些人扫视法庭的远侧壁；另一些人望着正门门楣上的“出口”标示，好像意识到这场折磨即将结束，自己解脱在即。
只有一个老妇人朝这边一瞥。她一头银发，总是穿着印有红色花朵的华美裙衫，我确信她是克拉夫茨伯里利平科特家族的一员。然而，她注目的对象却是州检察官和他的助手。
就在那个瞬间，我彻底崩溃。虽然竭力克制，但我的眼中满溢泪水，双肩不住颤抖。我努力眨眼，可14岁女孩子的眼睑怎能抗拒内心奔涌的痛楚？开始时，我只是吞声饮泣，哭声宛若悲戚的低语，情感迅速地积聚。事后他们告诉我，我在法庭上大声哭嚎。
虽然对那日在法庭上歇斯底里的表现，我并不引以为傲，却也从未羞愧难当。如果说，佛蒙特州东北部的那个小小法庭里，有谁应自觉赧颜的话，在我看来，就是整个陪审团。在抽噎和哭嚎的间隙，我大声地哀求：“看看我们，上帝啊，求求你，看看我们！”
然而，仍旧没有一名陪审员的目光投向我或母亲的方向。
**部分
1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会说“外阴”这个词，就像一些孩子说“屁股”、“蛋蛋”或是“呕吐”那样。虽说算不上粗口，但我知道，它有一种无形的尖角，能令大人们呆若木鸡。对所有家庭而言，“外阴”是那些具有双重含义词语中的一个：既可以描述人体生理构造的某个部分，或某种基本的身体反应（比如呕吐），也用来表达飘摇的心绪与眷眷的情思。
在我家，却独独不然。
记得一日午后，我在罗莉?麦肯纳家玩耍，她母亲正招待一个来自蒙彼利埃的朋友。那是一个罕见的佛蒙特州夏日，天色蔚蓝得近乎虹霓般夺目。那种蓝色往往在一月份才得一见，那时气温降至零度以下，邻家柴火炉中的青烟仿佛在冒出烟囱的刹那冻结。但这样的天色在六七月间却绝少出现。
同她一样，麦肯纳夫人的这位朋友也在州教育部门工作，她们在麦肯纳家砖砌露台上，围坐在铁艺小桌旁，啜饮加薄荷的冰茶（薄荷来自我母亲的花园）。即使对那时的我来说，这个露台也优雅得不合时宜。我走上前去，津津有味地描绘辛西娅?沙博诺的分娩经过：
“沙博诺夫人的宝宝约四公斤重，但我妈妈按摩阴道以使肌肉松弛，这样会阴就不会撕裂。如果宝宝重量有四公斤左右，大多数人都要做会阴侧切手术——就是把一个女人从阴道到肛门的那段会阴剪开——但沙博诺夫人却没做，她的外阴好好的，胎盘也紧接着诺曼（他们这么叫那个新生宝宝）大约两分钟之后就排了出来。我妈妈说，那个胎盘也好大，现在被埋在他家前院，沙博诺先生种的那棵枫树下面。我爸爸说，希望他家的狗不要把胎盘挖出来，但它确实可能会——我说的是狗。”
我大约9岁，那时麦肯纳一家在佛蒙特州只住了一年多一点。他们在我8岁生日当天，从纽约城郊的威斯特彻斯特搬到我们镇上。当搬运货车缓慢驶上门前的小丘，我告诉父亲，希望那辆车可以左转驶进我家的车道，卸下我的礼物。
父亲微笑着摇摇头，对我说还不如期盼月亮从天而坠，掉在我们的屋顶上呢。
我从未去过威斯特彻斯特，但我很快就意识到，麦肯纳一家来自一个比瑞灵顿讲究得多的地方，那个露台便是不言自明的铁证。他们比我们佛蒙特州人要冷淡和拘谨，与我父母那些朋友相比尤其如此，那些人喜欢和解放通讯社的社员厮混，并将爱珠视为深刻的政治理念。我喜欢麦肯纳一家，不过，当罗莉将我介绍给她母亲时，我曾有些许疑虑。若在佛蒙特州*大的城市伯灵顿，他们没准活得不错，但在瑞灵顿这样的小村庄里，我想她家或许呆不长。但我错了，麦肯纳一家过得挺好，尤其是罗莉。
镇里那些父母禁止他们的女儿去我家玩。一些人仅仅是害怕母亲一时找不到保姆，将他们的女儿抓来充数；另一些人则相信，那些被母亲称为干预药物的奇怪草药和酊剂里，混合了大麻、大麻麻醉剂和致幻的蘑菇。而麦肯纳一家却似乎毫不在意我母亲是个接生妇。
对九岁的我而言，告诉麦肯纳夫人和她朋友，诺曼?沙博诺如何从他母亲的产道中出生，与向父母汇报学校功课、恳求十二月里从桑迪?德莫瑞斯家后面的小山滑下一样稀松平常。
等到十四岁那年，母亲被告上法庭。我开始厌倦拿关于自然生产的丰富知识，或者那些在家接生的惊险故事来吓唬大人。另外，我也开始明白，十四岁少女言谈中“外阴”这类的字眼，要比从小女孩的口中说出更不讨人喜欢。
此外，十四岁的身体，早已开始了从孩童到少年的转变：五六年级间的那个夏天，我开始穿少女文胸；成为县法院常客的近一年前，我开始来月经。而一想到，一个四公斤的东西会从我两腿间的小小孔洞中出来，我就感到一阵恶心。
“我就是想不通，那么大的东西，怎么可能从那么小的东西中通过！”我固执己见。父亲有时会摇摇头，评论道：“糟糕的设计，不是么？”
如果母亲在场，她会一成不变地反驳：“才不是！那是一个神奇而美好的设计，完美无缺。”
身为接生妇，我想母亲只好这样认定，而我却不然。如今已三十岁的我，依旧无法理解，无论它是爬行、蠕动还是猛冲，那么大的婴儿怎能通过如此细狭的管道？
尽管母亲从未给我任何一位朋友接生，但从我八岁起，无论白天黑夜，如果父亲不在家，那个固定的保姆又在匆忙间无法赶到，就由我陪她接生。我不知道，在这之前母亲怎么办，但想来，她总能找到一个人应急。
我能记起的**场接生，发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雷雨之夜。大概是初夏的光景，六月份的**或是第二个星期，那时我正上二年级，学期已近尾声。那天，我**次听见母亲喃喃说出“头出来了”这句话。之后，经过想象力的加工，便成了一个婴儿头戴生日帽，从产道被挤出的情景。
母亲认为，婴儿更有可能在乌云密布的天气里降生，因为那时的气压比晴天低。那天黄昏，母亲和我在门廊上吃晚饭。她望着天边聚涌的乌云，对我说，洗过碗碟之后，或许该问问谁晚上能有空帮忙接生。那晚，父亲身在纽约州那侧的尚普兰湖畔，在那里，他为一所学校设计的数学科技馆将于第二天破土动工。那时，离父亲创办自己的公司还有三年之久，所以那座建在半山腰的建筑并不是他的个人项目。不过，多亏了父亲，它才没被建成北美防空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模样。
艾米丽?乔伊?派因（或者叫她E.J）是我目睹分娩的婴儿中的**个。她的出生被称为“顺产”，但在当时还有一个月才满八岁的我看来，可绝非如此。那天，大约晚上十点，大卫?派因给我家打电话。母亲还醒着，并很快接了电话，或许因为这个原因，我依旧毫无察觉地酣睡。所以对我来说，母亲吻我额头、将我唤醒时，艾米丽的出生才算真正开始。我记得床边的窗帘伴随徐徐微风，在母亲和我之间扬起，那时天色已变，雨却尚未落下。
我们到达的时候，洛丽?派因正坐在床边，肩膀上松松地披着一条轻薄的棉线毯。床上其他的东西，比如毯子、床罩和床单之类，都已经移开，在地板上堆积成一座小山。床头有几个圆滚滚的枕头，看起来像是旧沙发的靠垫。床垫上铺着一张床单，上面印着许多梦幻感的向日葵，满眼泪滴状的花瓣和散发光和热的太阳，如果用在又大又丑的浴帘上，这样的图案或许更合适。
我听说，这张床单被装进一只牛皮纸购物袋，在派因夫妇的炉子上加热了一个多小时，所以说，它虽然品位奇差，却绝对洁净无菌。
母亲那时的学徒已经等在那里，希瑟?里德大约二十四五岁，曾协助母亲接生过将近四十个婴儿。我们走进卧室那会儿，她正镇静地引导洛丽，冥想婴儿在她子宫中的图景。
母亲对卫生的注重近乎病态，打过招呼之后，她径自走进派因家的卫生间，她要花费整整十分钟搓洗双手和清洁手臂，才会将手掌轻放在产妇的肚子上，或是戴上一双薄胶皮手套，检视产妇的宫颈。
母亲从洗手间出来后，便告诉洛丽向后躺下，以便查看她的状况。派因夫妇的两个小儿子已经被送往他们叔叔家，他们的姨妈——洛丽的妹妹——守在床边，正隔着毯子按摩洛丽的肩膀。大卫刚从厨房回来，他一直在制作一种含有葳严仙的草药茶，据母亲说可以促进生产。
洛丽躺到床上，那张棉线毯脱落，我瞧见了毯下赤裸的身体。我当然知道，她睡觉时不会穿着我那种睡裤，但我猜想，她会穿母亲那种睡袍，或是夏夜里我和母亲都会穿的那种肥大T恤。
然而，她什么都没穿，庞大的身躯一丝不挂。
在我眼里，洛丽?派因一直都是个大块头女人。和多数母亲相比，她要高出我更多，当我俩站在瑞灵顿百货商店服务台前，或是挤着进出教堂的门厅时，她就像铁塔一般，向我压过来。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小我两岁，一个小我四岁，所以在学校，我和她并无交集。然而，我却总发现她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这在当时令我恐惧，如果发生紧急事件，她会将整个逃生通道堵塞。因为在我看来，她本人就是一个丰满的、扩张的人体平底塞。
如今想来，果真发生险情的话，洛丽的身形说不定能助我平安——她会将我轻而易举地抛向安全出口，就像清晨我将猫咪们扔出房子那样。
不过那个时节，洛丽的裸体*引我注目的是她的肚子，那景象使我惊诧万分并挥之不去。那肚子仿佛一只肉质的梨子，长在她大腿之上，高高突起，与那弯曲的膝盖持平。肚皮中间的结块，则令我想起煮熟的鸡胸肉或火鸡肉上的瘤块。我当时并不知道，孕妇的肚子是个硬实的东西。所以当她向后仰倒时，我以为肚子会像蛋黄酱那样，变平或是滑到一边。但它没有，它依旧如一座小山般屹立在床上。我的万分惊奇和目不转睛，引得洛丽将脸转向我这一旁，喘息着吐出一个词，我现在想来，应该是“安全套”吧。
我从未弄明白，她说这个词，是给我的一条值得牢记的忠告呢（完整的版本是：让你男人戴上安全套，不然后果就会像我这样，要努力试图把一条腌黄瓜吸出一根吸管），还是一条关于具体避孕措施的控诉（这都是一只安全套的错，比它好的避孕方式多得去了，我要是早点儿意识到，付诸实行该有多好）？
不管洛丽?派因究竟说没说“安全套”这个词，或许她只是见我站在那里，便叫了我的名字——康斯坦斯（不过小时候，我更喜欢被叫成康妮），对此我无从查证，但我愿意去相信，她说的就是“安全套”。长大之后，有那么多曾经的笃信碎裂成尘，我倒希望，这一个可以完好无缺地存留。
不管怎样，这句话一出口，在场的所有人才意识到，靠墙而立的我竟也在那个房间里。
“你介意她留下来么，洛丽？”母亲一边问，一边朝我的方向微微颔首，“和我说实话。”
洛丽的丈夫一面轻抚妻子的手，一面补充道：“她可以去孩子他叔叔家，我想希瑟很愿意开车载她过去。”
不过，洛丽?派因的心怀和她的身形一样宽广，她说根本不介意我呆在那儿：“不就是多一双眼睛么，西比尔？”她对母亲说。紧接着是又一次的宫缩，她五官扭曲，仿佛被人抽了耳光那样，头向我这边猛然一偏。
于是我就留了下来，目睹了洛丽的分娩和E.J的诞生。母亲和我抵达时大概晚上10点半，分娩从那时持续至第二天早上，大部分时间我都醒着。只是在雷雨云向东，经过尚普兰河谷和绿山山脉，飘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当口，我在地板上那些被褥间小睡了一会儿。
但这个小憩很短暂，早上5点45分时我醒来，母亲正告诉洛丽开始用力。7点35分，E.J*终达到耻骨，母亲用手指抵住胎头，保护产妇的会阴，以防撕裂。
E.J在7点37分出生（听起来像是飞机的型号）。分娩历时九个半小时左右，除了我以外，每个人都说是不费吹灰之力。我之所以会去小睡，不仅是因为我累得睁不开眼，同样因为，我再也不忍看到洛丽的痛苦，所以干脆选择紧闭双眼。
屋内昏暗不明，只亮着一对红色灯泡扮成的圣诞蜡烛。那是母亲和我到达后，大卫从阁楼里翻出来的。洛丽坚持分娩时要开着窗户，而风是那么大，真正的蜡烛无法点燃，于是大卫只好牺牲真实感以确保安全。
当洛丽看到，大卫手中拿的是塑料烛台而非蜡质火烛，便充满了怨恨。然而一阵宫缩紧随其后，她双手抓住母亲的手臂，从咬紧的牙关吐出声声尖叫——听起来，就像键钮破损却试图调挡的小小引擎。
“呼吸，洛丽。呼吸，”母亲温和地提示，“缓慢地深呼吸。”不过，从洛丽茫然空洞的目光来看，就算母亲告诉她疾行至户外，吊起车库那扇新门，她也不会有反应。在那之后，洛丽再也没计较过蜡烛的事儿。
在那之前，我从没真正见识过成年人的哭泣。我倒见过孩子们的哭嚎，有时则确实出于痛苦，就像吉米?库奇诺摔断锁骨那次。那会儿我们一年级，吉米就像腹痛难忍的婴儿，用六岁男孩的肺活量竭力哀号，他哭啊哭啊，直到被一名老师从操场带到医院方才作罢。所以对我而言，看到成年人啜泣，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母亲对洛丽非常好：不停地朝她微笑，不停地向她保证。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母亲不给她成人剂量的儿童阿司匹林呢？橘子口味的那种，当我身体不适时就吃它，那东西堪比神丹妙药。
反之，母亲建议洛丽在屋内绕圈（尤其是在我们刚到那会儿），母亲让她在两个儿子的房间走动，建议洛丽洗个热水澡，让洛丽的妹妹帮她轻轻捶背和按摩肩部。她一度让洛丽和大卫看一本影集，里面尽是他们儿子降生时的快照，而照片的背景恰恰就是那个房间……洛丽的痛楚，虽然没令我精神受创，变成恐怖的梦魇，但一些声音和图景却实在令我难忘。
母亲向洛丽低语关于见红的种种，我则瞥见床单上、旧抹布上的血迹；洛丽的喘息声、她丈夫和妹妹在她身后喘息的样子——仿佛一组上气不接下气的三重奏；洛丽的手背挥向床头板，指节就那样猛击过去，手腕好似被痛苦引动的发条，骨骼和樱桃木碰撞的那种声音，在我听来像是鸟儿撞上护墙板；洛丽说自己“力不从心”、“这次不行”、“事情不对劲”、“从没这样疼过”，声音里透露着惊恐万状，而母亲则平静地提醒她，她已经分娩过两次了。
等到分娩的*后，洛丽从床上爬起来，在母亲和希瑟的帮持下去浴室。她的胳膊耷拉在两人的肩上，正像电影里，伤兵被医护人员、战友或同胞从战壕里扶出的那种场景。母亲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不时检视洛丽产道，她饱含温柔和欣喜，快速地低语：“天哪，你表现得很好……不，是棒极了，早饭之前你的宝宝就会生下来。”而她的预言果然成真。
5点45分洛丽开始用力分娩的时候，尽管天空布满云朵，带雨的乌云却早已向东飘远，天色渐渐明亮。没有人在意那对仍然亮着的塑料圣诞蜡烛，所以我起身将它们熄灭。即使在1975年，即使当时尚不满八岁，我已经是个环保主义者，我关注可再生资源和国产护发素，还有那些没必要点亮的灯2书上说，受精始于精子进入卵子的瞬间。而所有的表述，都用“进入”这个词，仿佛生命始于一场两军对垒的恶战（猛攻那个卵子），或是用心险恶的谍海侦察（我们蹑手蹑脚地接近，等它睡着了，就从厨房的窗子爬进去）。我就是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总是说“进入”，而不改用“邂逅”、“融入”或是“契合”呢？
——选自接生妇西比尔?丹弗斯的笔记
一旦事关产育，即便是分厘毫丝的差池，也会铸成大错，乃至无可救挽。前一刻母亲和胎儿还流连在喜乐的巅峰，下一秒就身坠颤栗的渊谷。
从小到大，这样的类比我听过许多。母亲受审时，州检察官传唤的那些妇产科医生都无一例外，发表他们个人版本的“分娩如飞行理论”：
“绝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就好比开车去乡下，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有时——有时，你会碰上一块黑冰，结果车子打滑，冲出车道；或者，一辆失灵的翻斗车将你撞出了车道。”
“绝大多数时候，分娩并不需要任何医学干预。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女性从……嗯，混沌初开那会儿就已经掌握的能力。但显然，我们遗失了另一个集体记忆，那就是，虽然分娩是一个自然过程，它同样很危险。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分娩会带走母子两人的性命。”
他们的观点千篇一律：女人不应该在家生孩子，让我母亲接生。她们理应去医院，让医生接生。
一个医生则坚称：“医院就像一辆婴儿车，如果发生了意外状况，它可以提供一个缓冲机制，我们能够用工具将胎儿从烤炉里拿出来。”他的比喻混乱无章，并将子宫荒谬地比喻成西尔斯公司的厨具用品。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母亲是佛蒙特州若干“独立”（或叫“赤脚”）接生妇中的一个，她们前往产妇的家中帮助接生。医生则极少这样做，因为在家分娩的执业过失保险贵得出奇，大多数医生觉得胎儿在医院出生更为安全。
我母亲对此颇有异议，她和许多医生罗列统计数字，唇枪舌剑，乐此不疲。那时我还小，只觉得那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好似赛场上空的羽毛球，令人目不暇接。同样令我着迷的是，那些看似简洁的术语背后严谨的意涵，比如母体发病率、新生儿死亡率、产间死亡……“胎死腹中”这个词尤其令我迷惑——“仍未，出生”？九岁或十岁那会儿，我设想这个词表达的是一种炼狱般的劫难，一种永远进行着的分娩：
“他还没被生出来么？”
“可不是么。真可怕，他们已经生了三年了……”
母亲认定在家生产更为安全，部分原因在于，她拒绝接受那些高危病例。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怀着双胞胎的产妇，无论她们如何央求，母亲都坚持她们去医院生产。
此外，如果心中有一丝隐隐的不安，母亲也会毫不犹豫将产妇转送医院。她曾向我形容过那种不安，称它是“比希望多一点点的心跳加速”。有时，这种感觉源自一场数个小时毫无进展的分娩，那时产妇早已精疲力竭；另一些时候，则因为母亲害怕出现某些危险的突发状况（医学界更委婉的说法是“不可预知事件”），例如胎盘早剥，或是以胎心异常为症状的胎儿窘迫。
根据执业这些年的记录，母亲接生的产妇中，只有大概4%的人被转送去了医院。
毫无疑问，母亲和那些学院派医生彼此嫌恶，但我同样确信，就算彼此意见相左，母亲也绝不会因此置任何一个病人于险境。
这段故事，我本可以用夏洛特?菲热?贝德福德的死作为开篇，但对母亲而言，那意味着她生活的终结。我不想以这个结束作为叙述的开始，因为那就意味着，母亲所珍视的所有，不过是一场严酷的折磨，而我们一家，则不外乎历史宏章中一行小小的、悲哀的脚注。
所以我不会那么写。
再者说，这也是关于我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也选择了这个照拂婴儿的职业。
所以我坚信，我们的故事始于1980年的初冬。至少在那一个月之后，贝德福德家才搬到佛蒙特州，距离让母亲的生活一朝零落的法庭宣判，还整整有十八个月。
我记得，那年道路泥泞不堪，制糖业却形势喜人。事实也往往如此，从气象因素看，泥浆和糖枫树彼此关联，如果泥浆泛滥，糖枫树汁则必然丰足。而那是一个飘雪的寒冬，继之以昼夜温差极大的春日，于是三月里，佛蒙特州的尘土路变成泥沼，糖枫树液则香甜充沛，似雪消冰融后的河水，源源不断。
我父母家都不再采集枫糖，所以那些泥浆便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记忆。在我印象中，那个月几乎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棕色风暴，泥浆沾满我长至胫部的小靴，从我家污秽不堪的车道边，走上五十码穿过侧门，抵达厨房外那个窄间（那时节被叫做“泥巴屋”），泥迹也依然存在，多到可以刷满地板和墙面。泥浆未干时，颜色深沉浓郁，仿佛烟草的颜色；等到风干，则变浅许多，看起来更像冲调朱古力奶的粉末。
不过无论风干与否，1980年3月的那两个星期，它无处不在。烂泥路仿佛一块巨大的海绵，吸附着各色汽车，让它们深陷泥水中，有时甚至无法打开车门，于是司机只好从车窗爬出。各家的庭院也变成泥塘，狗儿们减速慢行，将就着遛圈。差不多每一家都要拿几块木板或胶合板，搭在草坪上的水坑两端，或者在车道和门廊间找寻若干转点，试图把它们连接成一条通途。
冬春季节，母亲经常将旅行车停在车道尽头的铺砌路面上，以便有状况时可以及时赶到。不过偶尔，即便是意志坚决的母亲也会爱莫能助。在我家老房子母亲办公区那里，曾经有整整一面墙贴满了照片，上面是母亲接生过的婴儿和这些婴儿的父母。其中有一张是胎儿露出头的瞬间，产妇的妹妹也在照片上，她正用肩膀夹着话筒和母亲通话。因为一场暴风雪，无论是母亲还是救援小队，都无法在婴儿降生时及时赶到，于是我母亲就在话筒的这边，通过电话指导了那场分娩。
那个春天，即便在州首府蒙彼利埃——那个只有铺砌的街道和坚硬人行道的城市——那延绵数里的柏油路上，也满是泥浆，整个街道好似穿上了一件厚重的污泥外套。
不过制糖形势很好，糖浆同样丰沛。我*好的朋友罗莉?麦肯纳有匹马，虽然真的不该一同骑它，但我们常常明知故犯。那年三月，放学后至少有三四次，我们骑马去布伦南家的制糖工坊，它被笼罩在一片清甜的迷雾中，树液也就在那里，被吉尔伯特和多丽丝慢慢熬成枫糖浆。
当然，骑马去那片悬挂着成千上万小桶的山林，还有别的原因：骑马去制糖工坊，会经过镇上的球场，而那里，是汤姆?考茨和他朋友们抽烟的地方。
我那时十二岁（即将步入十三岁），汤姆?考茨比我大两岁，上九年级，而他吸烟。我则情愿远赴千里，只为一睹他堆放木材或对墙涂鸦的模样。他总穿着黑色或海军蓝的高领衫，这样的着装，使他看来有一点点危险，不过，他有一头浅浅的金发，一双绿色的眸子，几乎像个女孩子——但这也在他那叛逆不羁的气质里，点染上了一份诗意。曾有许多位敏感的吸烟者令我心醉神迷，汤姆是他们中的**个。虽然我从不吸烟，但那种萦绕舌尖的烟草味，我总是熟稔于心。
汤姆?考茨抽硬盒的万宝路，他像电影中的恶棍那样，用拇指和食指夹着烟（若干年后，我上高中那会儿，汤姆的跟班、我同年级的一个男孩，教会我用这种指法夹住大麻烟卷）。他并不竭力吞云吐雾，吸气也只为保持烟焰不灭，通常，一支烟就慢慢地在他指间燃烬，烟灰落在球场的尘土或泥水间，抑或留在街道和人行道上。
在令大人抓狂这点上，汤姆可谓声名远播，且绝少以大人们预想得到的方式。我记得，汤姆**次参加狩猎那次，一位长辈交给他一支枪，引领他进入密林深处，结果他的猎物，是那年全县收获的*大的鹿之一。百货商店的老板给汤姆拍照，想将照片挂在“年度名人墙”上，汤姆一手环住死鹿的脖颈，假做哭泣状，另一只手举起一张写着“无辜者”（ 他给死鹿起的名字）的标牌。当看到汤姆在镜头前摆出的这种造型，那位长辈内心膨胀着的自豪感瞬间消散。
镇上的居民也普遍认定，汤姆是某个团伙中的元凶首恶。他们不知用了何种手段，购得许多罐油漆（还是交通部门用来标示公路的那种亮黄色），并在某一年万圣节，用那些油漆涂满了新任镇书记办公楼的正面围墙。那是一座被众人视为眼中钉的矮胖建筑——甚至镇政委员会也难以忍受，是个令全镇追悔莫及的错误。所以，对那些蓄意破坏公共财物的恶劣分子，地方警察和州警都不怎么上心。
随便哪一天，汤姆都可能正阅读一本平装的《古希腊神话》（当然不是学校课程指定），也可能在翻看一本雪地车的杂志。他可不喜欢按规则出牌：他或许翘掉了去圣约翰斯伯利天文馆的班级集体旅行，却仍能写出一篇令老师激赏的、以黑洞为题的出色论文。
父亲并不鼓励我去吸引汤姆的注目，他曾劝诫过我和罗莉，告诉我们，想要融入汤姆的圈子，其实并不明智。父亲是那种老派的建筑师，自打成年以后，他每夜都会按照尺寸大小，将硬币堆叠成摞。所以每天早上，我都能在他的写字台上，看到由25分硬币和10分硬币建成的摩天大楼。所以我想，*初父亲不认同汤姆，是因为汤姆在他眼里过于放荡不羁。父亲来自一个成就卓著的家庭：*初是连续几代的农场主，他们在佛蒙特州贫瘠的沙土上垦荒致富；而祖父和父亲，也都是体面的小生意人。虽然父亲也知道汤姆很聪明，但他糟糕的出身仍令父亲心存芥蒂。他害怕，汤姆会像瑞灵顿里考茨家绝大多数人那样，*后成为汽车修理厂的临时工，白天在锈迹斑斑的汽车垃圾场做工，晚上则用食品券去买百威啤酒。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活法未必不好，但却绝不是父亲想要他独生女儿过的生活。
母亲倒是能理解为什么我觉得汤姆吸引人，但她同样有所保留：“比汤姆那种坏小子更毒的蘑菇，世上也可能会有，”她曾警告我，“但我还是希望你，在他周围时能够小心，保持清醒。”
不过，他们都低估了这个男孩。一年之后，他们才看到，当我*需要汤姆时，他是怎样陪在我身边，不离不弃。
1980年那个泥浆泛滥的春季，那匹名叫女巫格拉斯的马已经20岁。对马而言，那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年纪，但对我们而言，它却是个相当不错的坐骑：耐心、容易伺候且速度很慢。*后一点对我们尤为重要（想必对我们家长亦然），因为早在一年前，罗莉和我就放弃了正规的马术训练，厌倦了坐直、预备和慢跑步那一套。
其实，就算女巫格拉斯负载我们两个人走上很久很久，那栗色的马背也承受得住。不过，我们尽量将同时骑它的时间缩减到*短，毕竟，我们加在一起，有190磅的重量，而它的脊柱早已衰老，所以，我们中的一个会跳下马背，与它并行。
大约在三月的第三周，我**次让汤姆吻了我。
不过别误会，并不是那种“我们吻在一处”的激情时刻：我的初吻无疑是被动的，而尽管这场接吻的发起者是汤姆（我是心甘情愿的参与者），他同样抽离得很快。我们当年都太年轻，地面又太泥泞，吻不到火花四溅的地转天旋。
那天，罗莉和我本来打算轮流骑马去戈夫小丘（那里是罗莉的母亲唯一能够想到既不是柏油路、也不是泥塘的地方），这样在女巫格拉斯舒展四蹄之后，我们可以骑它穿过街道，经过百货商店，直至球场，对汤姆和他那些面目模糊的逃课朋友投去偷偷一瞥。之后，我们可能去布伦南家的枫糖工坊，那里树间蒸腾起的水汽，即使在镇中心，同样清晰可见，如同很小的、过分活跃的间歇性喷泉，遗留下的长长水迹。
于是，罗莉先将马骑走了，我则翻过电牧栏，前往马厩旁的草场（罗莉上学时，女巫格拉斯就在那里吃草），用铁锨将大块的马粪放进我们私下里称为“运屎车”的东西里。我想，虽说那匹马不属于我，但既然骑了那么久，我就该尽我所能照料和喂养它。而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结果，就是我在午后，竭力地铲除粪团。
我在那里没呆多久，就听到母亲的旅行车偏离街道，向我驶来。车的马达发出独特的、有气无力的噼啪声，那是一辆1960年前后制造的巨大蓝色伍迪车。1973年石油危机期间，我父母曾讨论过要不要将车卖掉（因为，它不仅让动物们吸入大量尾气，而且还要用恐龙的遗留物保持车体运转）。但母亲却不忍与它分离：这辆车跟随她的时间，和我的年龄不相上下，它曾载着她，顺利地接生了超过500个婴儿，她又怎能忍心割舍这个特别的伙伴呢？
那片草场紧邻着瑞灵顿较为繁忙的街道：这些街道延伸到15号公路，这条公路东至莫里斯维尔，向西通往圣约翰斯伯利。这就意味着，母亲可能是前往任何地方：食杂店、银行或是待产的母亲家。
母亲看见我时，便减慢车速，在一侧车道中央停下（她不敢将车驶进一旁的泥水中），摇下车窗。我穿过街道，手中仍然拿着麦肯纳家的铁锨，双脚分别踩在人行道中央的黄线上，仿佛它们是两条平行的钢丝。
“旺达?帕林顿的宝宝快出生了。”说着绽开恬静的笑颜，每当有婴儿出世，她都会露出这种表情。
“她马上就生了吗？”我问。
“我也不知道，听他们说宫缩的情况，应该是快了，等到了再看吧。”
“那你不会回家吃晚饭了，是吧？”我试图掩饰自己的失望，我试图让这句话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而必要的事实确认，但我没有做到。
母亲摇摇头：“不，小甜心，你和爹地得靠自己了，你介不介意做晚饭呢？”
“不。”其实我很介意，而母亲也清楚这一点。
“从冷藏室拿点儿肉馅，做汉堡包吧。”
“嗯哼。”十二岁时，汉堡包是我仅有的拿手好菜。实际上，直到大三那年，我为了打发一月份的时间，参加了一个为期两周的烹饪班，之前我会做的菜，也只有汉堡包和烤芝士这两种。
“没准很快就生完了，旺达是伯纳姆家的人，她家总是生得很顺。”
“也可能，你整夜都得呆在那里。”
母亲扬起一侧的眉毛：“也许吧。如果那样，我们就一起准备一个盛大的早餐。”她将头探出车窗：“亲我一下，好么？”
我照做了，敷衍地轻吻她的脸颊，目送她将车入挡、驶走。我并不是生她的气，只是感到沮丧：她的工作和旺达的婴儿意味着，我要提前回家。并不是说，准备汉堡包和罐装豌豆需要耗费多少时间，我只是觉得，自己担负着某种道德责任，如果母亲离开了，我就该呆在家，等父亲下班回来时笑脸相迎。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如何深入脑海的，可能源自那些情景喜剧，我在家里满是雪花和噪点的电视机前，一看就是数个小时；也可能，有感于朋友母亲们的言传身教，尽管她们是那么不同（像来自威斯特彻斯特的麦肯纳夫人和土生土长的弗兰?赫利那样，彼此天差地别），但就我所知，除了接生以外，母亲都应该守在家里，等候从外归来的父亲。
我大步流星地走回草场，心不在焉地铲了几分钟，意识到已经来不及骑马去戈夫小丘了，也没时间找借口遥望汤姆?考茨吸烟了。于是，我将铁锨放在一块巨石上，牛仔裤脚塞进黑色高筒靴里，决定独自去球场游荡一番。我对自己说，我其实是去百货商店，买些口香糖。但即使在这点上，我依旧心怀不轨：要是汤姆或者我……口气清新……*好保持口气清新。
我徘徊之际，汤姆正和两个更大的男孩坐在一处。那两人已是青少年，大到已经认定，他们不需要读完高中，就能在鲍尔峰——南方人去的滑雪胜地——的山脚下任何一家餐馆洗盘子，也能成为一个熟练木工，因此，他们都辍学了。我想其中一个应该是奥格曼家的人，但他比我大四岁，所以，我不清楚他究竟是哪一个。另一个是比利?梅特卡夫，那种胡茬日益狰狞的瘦高男孩。
要是汤姆独自一人的话，我可能会鼓起勇气，绕过泥污的地面（一两个月后，那里没准能长出草来），走近露天看台。但他不是，所以，我步履沉重地转身去商店。口香糖和薄荷糖放在铁线储物架上，正对着木质的柜台，柜台的后面是日以继夜地坐在那里的约翰?达尔曼。他是一个安静的鳏夫，头发雪白，眼睛深陷，宛若鬼魅，总令我想起历史教科书内战那一章里，无处不在的亚伯拉罕?林肯。不过虽然他发丝已白、满眼倦意，但皮肤却很光滑，所以我想，他实际上要比给别人的**印象年轻许多。自我出生之时，他就是那里的店主，通晓大到商业贸易，小到咀嚼口香糖的全部事宜。他也有看似无穷无尽的侄子和外甥，一旦他们长大学会计数，便在前台帮忙。
我一面为口香糖付钱，一面懊恼不已：那个令我痴迷不已、稍带狂野的男孩，我竟从未走入他三十码以内。此时前门铃声大作，奥格曼和梅特卡夫径直向商店后方走去，在装满啤酒的制冷柜旁逡巡。他们并没到法定饮酒年龄，但我之前就曾见过，他们站在那里，一边盯视玻璃门后的各种半打装啤酒，一边大声讨论，等他们长大了，该喝多少、喝什么牌子。*终，达尔曼先生要么将二人踢出店门，要么将他们轰到过道处，那里存放牛肉干和人造奶酪松饼，对这些东西，他们同样兴致盎然，而且，想买也不违法。
我以为，汤姆?考茨会随后而至，但他没有。我于是假定，他可能已经回家，但却依然怀着渺茫的希望，期盼他会独自留在球场。而若是我走得足够快，也许，能在奥格曼和梅特卡夫怀揣“瘦吉姆”和“贾克斯”返回前，见汤姆一面。我当时并没有去想，若真见了面，我会如何行动。在此之前，我和汤姆之间仅有的交流，就是相对微微挥手，算是彼此间表达含糊的问候。
不过，这点并不重要，因为汤姆已然离去，一、三垒两侧的内野看台空空荡荡，目之所及的唯一生物，只有库西诺家的笨蛋金毛巡回犬。那狗笨到会冲着树墩和井盖狂吠数小时，而它彼时的吠叫对象，是右翼犯规线和球场边小河间的石砌烤炉。为了抚慰自己的失落感，我试图赞赏自己吹起的漂亮泡泡，继而将它抵在牙齿后，用舌尖感受它的香甜口味，同时昂首返回草场。我不想知道叼着烟卷、愤世嫉俗的汤姆究竟去往何处，我只是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汤姆不见了，要等到另外一天，我才会再次见到他。
我翻过电缆，重拾石头上的铁锨。而在离我不到二十码的地方，正是倚在马厩墙上的汤姆?考茨。他取下唇间的烟，朝我走过来。每行一步，他的运动鞋都深陷进马粪或是泥浆里，然而，他并不在意。
我僵立不动，和我的心一起屏息而待。他走得那么近，以至于可以闻到他气息里的烟草味。
他停步问道：“他们雇你做这个？”
我怔住思考：这个？继而领悟，他指的是铲粪团：“不是。”
“那你为什么做它？”
“因为罗莉是我的朋友。”
他颔首：“而且因为你骑那匹马。”
“这个也是原因。”
他那只没拿烟的手，伸进蓝色牛仔夹克的口袋里：“今夜会很冷，冷得对动物而言，如同地狱。直觉告诉它们，春天已经来临，严寒的一月已经过去，但今夜，气温会下降到20度，但因为降温在意料之外，对它们而言，就好像零下10度的感觉。”
我不知道，汤姆的理论是否有任何的真凭实据，但那天下午，它听起来充满智慧且心怀怜悯。我于是认定，这个男孩的心灵，与他神秘莫测的双眸一样，其实可以很温柔。
“你家有动物吗？”我明知故问，考茨家已经多年没有放牧了，但我觉得，自己得问点儿什么，“牛或是马？”
“我祖父……和外祖父都养过。我爷爷曾有过50头牛，那时可是个大数目，他们也有过一些马匹。”
“你会骑马么？”
他摇摇头：“不会。我只会开雪地车，还有摩托车。”
我见过汤姆开雪地车，父亲和我去瑞灵顿北部越野滑雪，我们滑过天然雪道和林道时，要停下十数次，好让汤姆、他的朋友和表兄弟们通过。但我认为，关于摩托车他撒了谎，但这个谎言，却和那段关于动物的睿智箴言一样，令我更加爱慕他。
“我从来没有开过雪地车。”
“你要是愿意，我可以载你，没准儿今年就行。你知道么，我们这里还会下雪的。”
“噢，我知道。”
“我以前见过你滑雪，和你爸爸妈妈一起。”
“只有我爸爸，妈妈不喜欢滑雪。”
“她很明智，雪地车更有意思。滑得更快，也更锻炼人——比人们所想的还要多。”
“我想，她也不喜欢雪地车。”
他将香烟弹在脚边，并将它深埋进泥浆里。
“你上普尔塔夫人的法语课，对吧？”
“对。”
“喜欢她么？”
“当然，喜欢。”
他点点头，并将这一事实转化为一种意涵：一个关于我成熟程度的信号（或是确认）。之后他说了一句话，一句本该吓到我的话，然而就在不久之前，母亲恰恰对我说了其中的几个字，这种巧合使我确信，或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而且，他的声音也蓦地和我一般，充溢着拘谨。
“走之前亲一下，好么？”他问道。字句间有一丝轻颤，将“好么”一词延拖成“好——么——”这样两个字的请求。我静止不动，十二岁时，这就是我能做出的、*近似默许的姿态。接着又有一秒钟的停顿，而我衬衫和毛衣下的双臂，已满是鸡皮疙瘩，他俯身向我，双唇压上我的，我们都将嘴微微开启，品味彼此的气息。
我们身体分开，他重新站直，我才意识到，他并没有伸出舌头。我对此由衷庆幸，主要是因为，我口腔的某处，还有一团口香糖，而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下，要如何应付汤姆的舌尖。
漫长的八个月以后，汤姆和我才正式成为男女朋友；整整一年半以后，我在纽波特的法庭里回眸而望，见到他站在屋子的后面，静静注目；整整一年半以后，我发现自己在深夜，哭倒在他怀里。
……
可能发生的往事 作者简介
克利斯·波杰里安
迄今已发表小说13部，《可能发生的往事》曾入选《出版人周刊》“最佳好书”、“奥普拉读书俱乐部”选书、《纽约时报》畅销作品。
另外，他也有多本著作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6种语言，销售近500万册，其中3部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
他和妻女现居佛蒙特州。
克利斯·波杰里安
迄今已发表小说13部，《可能发生的往事》曾入选《出版人周刊》“最佳好书”、“奥普拉读书俱乐部”选书、《纽约时报》畅销作品。
另外，他也有多本著作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他的作品被翻译成26种语言，销售近500万册，其中3部作品曾被改编成电影。
他和妻女现居佛蒙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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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没看前对这一批书期待值最高的小说，但是真的很一般。语言啰嗦，絮絮叨叨地“插叙”了很多与故事主线无关的铺垫，还有“我”这个叙事角度的故事。喜欢干净利落的故事类型的人，不建议购买。
- 主题：母亲的日记以及几场审判对白写得都极为精彩
《可能发生的往事》是对受人信赖与尊敬的乡村接生妇的母亲在一次接生过程中出现命案继而接受审判的回忆，深刻探讨了乡村接生妇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其实背后也是一场情与法的较量。 小说入戏稍慢，后来渐入佳境，母亲的日记以及几场审判对白写得都极为精彩。全文以“我”这个十三四岁少女为第一人称，叙述对象是帮人接生的母亲。少女眼里的母亲，叛逆，热情，专业，接生无数婴孩，对孕妇和婴孩充满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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