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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书史话

《中国读本》系列中的一本,介绍了中国的藏书史。

作者:焦树安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时间:2011-01-01
所属丛书: 中国读本
开本: 16开 页数: 154
读者评分:4.8分40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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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书史话 版权信息

  • ISBN:9787507832594
  • 条形码:9787507832594 ; 978-7-5078-3259-4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中国藏书史话 本书特色

中国是世界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极其灿烂的古代文明。古代典籍之多,居于世界之首。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因而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是《中国读本》系列中的一本,介绍了中国的藏书史。

中国藏书史话 内容简介

《中国读本》系列涉及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该系列中的一本,介绍了中国的藏书史,书中包括了:秦代的藏书与焚书、中国古代藏书概论、魏晋南北朝藏书旋聚旋失、宋元官私藏书发展空前、近代图书馆的出现等内容。

中国藏书史话 目录

章 中国古代藏书概论
第二章 中国古代藏书起源
一 中国早的图书形式——简牍与帛书
二 国家藏书机构——藏室的产生
三 私人藏书的出现
第三章 秦代的藏书与焚书
第四章 汉代藏书制度的确立
一 两汉的藏书及其机构的建立
二 两汉的征书与献书
三 中国的个国家书目
四 石渠阁会议与《熹平石经》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藏书旋聚旋失
一 纸的发明与纸书的出现
二 魏晋南北朝的藏书
三 图书的分类与编目
四 汲冢书的发现与整理
五 各类书目的出现
第六章 隋唐盛世 藏书大增
一 从卷轴式写本到雕版印本册装
二 隋唐五代的藏书
三 图书的分类与编目
第七章 宋元官私藏书发展空前
一 雕版印刷的普及与活字印刷的发明
二 宋元时期的藏书
三 图书的分类与书目
四 宋元时期的图书流通
第八章 明清一统,藏书规模恢弘
一 明清两代的藏书
二 明清私人藏书激增
三 明清时期的重要书目
四 敦煌藏书西流与醑宋楼藏书东渡
五 明清时期藏书的流通
第九章 近代图书馆的出现
一 铅印技术的传人和书籍形式的变化
二 清末民初文化教育的发展
三 清末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立
四 各种类型图书馆的普及
五 从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化
六 中国国家图书馆
七 民国时期图书馆机构与管理
八 民国时期的藏书
九 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
十 日寇对中国图书馆的摧残和劫掠
展开全部

中国藏书史话 节选

公元前206年,刘邦创建西汉王朝,定都长安(今西安市)。目睹了秦代暴政的严重后果,汉初统治者着力恢复经济,减轻赋税与劳役,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国家对文化建设也较为重视。西汉王朝在藏书方面的许多做法,为后来历代承袭与仿效,后演化为一种制度。这些做法是:(1)建立国家藏书处,收藏与管理图书;(2)在全国范围内访书、征书,力图使国家藏书齐全;(3)选派专门人员对收藏的图书进行整理校勘,编制国家藏书目录。
汉高祖刘邦七年(前200),在丞相萧何的主持下建成未央宫。与此同时,在正殿北面修建三座藏书楼: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作为专用的皇家藏书楼。在这三座藏书楼建成后,萧何将灭秦时在咸阳收得的秦代书籍置于其中,作为汉初批皇家图书而人藏。所以后来“石渠”、“天禄”则成了皇家藏书的别称。为了防火、防潮,在藏书楼中用石块砌成“石室”,书柜是用铜镶边的柜子,称之为“金匮”。
汉武帝时由于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图书增加很快,适应这一发展的需要,汉武帝进一步“建藏书之策,置写书(指缮写图书)之官”,除了萧何修建的石渠等三阁放置从咸阳收集的秦代藏书外,据《汉书·艺文志》引刘歆《七略》称,当时藏书“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说明:宫内在石渠、天禄、麒麟、延阁、广内、秘室六处等有藏书;宫外主管礼制、修史、授学的太常、太史、博士等所在的机构也有藏书。不仅如此,西汉时期规定了御史大夫(副丞相)的助手御史中丞是既掌管监察,又管理图书的主要官员。因此,御史官署所在地——兰台也成为朝廷的另一个重要藏书处所了。
西汉时国家藏书的总数量,根据刘向父子校定编目的数字为13269篇卷,其中六艺类3123篇,诸子类4324篇,诗赋类1318篇,兵书类790篇,术数类(占卦)2528卷,方技类(医药)868卷,加上不同写本与残本就数量更大,多达33090卷。
西汉末年,发生王莽篡权,引起政治动乱,藏书受到很大损失。公元25年,刘秀取得政权,建立了东汉,定都洛阳。东汉初期的几位皇帝,崇儒尚文,重视图书收藏。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光武帝曾从长安运来书籍2000余车,后经过明、章两帝近30年的经营,国家藏书有了较大的增长,达到原有藏书的三倍,计有6000车图书。这么多的书籍,除收藏于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等处外,还在宣明殿和辟雍(皇族读书处)以及鸿都等处也藏有大量缣帛图书。西汉时虽设有管理图书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太常、太史等官职,但他们都是从事监察、礼宾与史官工作,只是兼管图书。东汉桓帝刘志(147~167年在位)设立秘书监,成为管理图籍的专门机构,以后历代各朝都设此机构(明、清除外)。东汉管理图书的职官有兰台令史、东观郎、校书郎以及秘书监等,《汉书》的撰写者班固当时任兰台令史。正是有了专门性的图书管理机构与专职官员,才使图书管理与图书整理工作走向正规化。
东汉国家藏书由于《后汉书》中没有艺文志,所以很难得以精确地统计。清代的《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对东汉图书目录记载分为内外篇,内篇有“六艺志”、“记传志”、“子兵志”、“文翰志”、“数术志”、“方技志”;外篇为“道佛志”。其中章、篇、卷数可考者8l章1790篇,232l卷;不可考者208部,占全部藏书的绝大部分。尽管这是些大约的数字,从中也可看出东汉的藏书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藏书控制很严,除太常、太史、博士等官外,其他人员未经皇帝许可,不得私借、抄录,否则给予严厉的制裁。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太常苏昌把国家藏书私借给大司马霍山抄录,为此苏昌被罢官。汉成帝的叔父东平王刘宇上疏求书,遭到拒绝。拒绝的理由是因诸子等书反对经术,非难圣人;谋臣奇策以及天象灾异、地形要塞也不宜诸侯王掌握。可见汉朝统治者所以十分严格控制图书流通,是为巩固其至高无上的皇权,以防诸侯王谋反。
至于民间私人藏书,至汉惠帝四年(前191)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后,才成为合法之事。在此之前,民间藏书都以隐匿形式保存,因此藏书者不多。
在两汉,由于简册书写与收藏不便,加上缣帛之书昂贵,故私人大量藏书者并不多,能够大量收藏图书的首先是有权和富有的诸侯王,比较著名的收藏者有淮南王刘安与河间献王刘德。献王曾步朝廷之后,向民间高价征书,“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就是请人精抄一份,把正本留下,抄本归还原主,于是四方人士纷纷献书。献王所得到的大都是古文先秦旧书,致使刘德的藏书与皇家藏书数量相差无几。西汉的私人藏书家中有些是官宦学者,如刘向父子、班■、卜圭,都有相当数量的藏书。东汉时有名的藏书家是蔡邕(132~192),据史书记载,他是我国位藏书近万卷的藏书家。
当时私人图书来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国家赐书,如西汉末班■,东汉窦融都曾得到皇帝的赐书;二是私相授受,如蔡邕亲自赠给王粲(can)“数千卷书籍”;三是由书店采购而来。随着经济文化发展,人们对书籍需求量增加,已出现专门买卖书籍的书肆。在西汉著名思想家扬雄(前53~后18)的《法言·吾子》中已有“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的记载。《后汉书》也说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可见,汉代既有国家藏书,又有私人藏书。图书既有典藏,又有流通;图书来源既有赠赐,又有购买。那时藏书达到很高的水平。P22-26

中国藏书史话 作者简介

焦树安(1937~2002),祖籍浙江绍兴,生于西安。1957年由天津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中国国家图书馆参考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客座教授。先后在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六所高校教授比较哲学导论,指导研究生。曾赴法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与讲学,宣讲中国哲学、汉学、历史、文献等。公开出版图书八部。2000年接受国家项目《中华大典·哲学典》工作,任常务副主编。作者迄今学术生涯四十余年,是中国从事比较哲学研究较早的专业人士,并对文献史料进行了钩沉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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