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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 版权信息
- ISBN：9787508613246
- 条形码：9787508613246 ; 978-7-5086-1324-6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 本书特色
《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是对徐友渔、周国平、苏国勋、何光沪、钱满素、高全喜、刘东、王逸舟、于沛、陈力丹、汪晖、陈晓明、渠敬东、陈明、许宏等十五位，80年代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毕业生的访谈录总结，《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挖掘了十五位人文社会研究者的主旨思想，探讨了他们对于人文学科在改革三十年中的发展变迁以及对我国社会的影响。
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 内容简介
本书以访谈的形式采访了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十五名毕业生。他们从自己的专业出发，回顾并阐述了文学、哲学、宗教、历史等人文学科在改革三十年中的发展变迁及其对国人思想的启迪和对社会的启蒙作用。
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 目录
徐友渔：为着启蒙艰难前行
周国平：生命的价值与追寻
苏国勋：通过韦伯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
何光沪：此心安处是何乡
钱满泰：美国文明研究的自由视野
高全喜：寻找通往大国的政制之道
刘东：理论之上的心智
王逸舟：中国只有改变自身才能影响世界
于沛：历史的民族记忆与世界史观
陈力丹：新闻学的“拨乱反正”
汪晖：对现代中国思想的整体反思
陈晓明：回眸三十年来文坛
渠敬东：失范社会与道德秩序的重建
陈明：当代中国的儒者之维
许宏：发掘*早的“中国”
周国平：生命的价值与追寻
苏国勋：通过韦伯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
何光沪：此心安处是何乡
钱满泰：美国文明研究的自由视野
高全喜：寻找通往大国的政制之道
刘东：理论之上的心智
王逸舟：中国只有改变自身才能影响世界
于沛：历史的民族记忆与世界史观
陈力丹：新闻学的“拨乱反正”
汪晖：对现代中国思想的整体反思
陈晓明：回眸三十年来文坛
渠敬东：失范社会与道德秩序的重建
陈明：当代中国的儒者之维
许宏：发掘*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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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 节选
徐友渔：为着启蒙艰难前行
问：徐老师，让我们从您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开始聊吧。我注意到您的硕士导师是徐崇温先生，徐先生主攻领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您*初的学术方向是英美分析哲学，这两者似乎大相径庭。
答：这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故事，1979年，当我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考社科院研究生时，本来打算考数理逻辑的研究生，但那年社科院不招数理逻辑的研究生，我只好报了接近的专业，即英美分析哲学。招我入学的导师是杜任之，这位老先生是位老革命家，他的兴趣是哲学，别是尼采，当时年纪也比较大了。但他很负责，要写论文时他决定在行政上由徐崇温先生当我的导师，负责我的学业，他知道我希望学习分析哲学，就请大学的洪谦教授在专业上指导我。每周我都要去北大见洪先生，包括硕士论文也是在洪先生指导下完成的，论文题目也是他定的。杜任之老先生虽然没有成为我实际的导师，但他独有的胸怀和人格魅力一直让我感动，没有他的帮助，很难想象我能走上分析哲学的学术之路。
问：您报考研究生时选择分析哲学为主攻方向，是出于单纯的学术兴趣吗？
答：不全是。经过“文革”，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反思，都希望中国能有所改变，自己能有所贡献。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我考虑过报考于光远的，因为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思想学术界很重要的一个人，当他的学生，毕业后可能在变革现实方面有一些有利条件，但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方面我跟别人思路不太一样，许多人有抱负，也许理想也很纯净，但往往想法很直接。比方考虑到中国贫困、被人欺凌，需要发展经济，于是就去学经济学，或者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需要改革就力图去从政。而我自己习惯在思想层次进行考虑。
经过“文革”，我个人的反思在于：在中国这么一个文明古国，在“文革”中，大家（包括读了很多书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表现得那么盲从、那么简单、那么激进？
往深一层思考，中国人的价值观有时会出现问题，比如把“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认为他们的民主、人道主义都是虚伪的。还有集体的那种大轰大嗡的情绪也时有出现，一人呼号，应者云集。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改变。日前有些抵制活动就是这类性质的。
当我选择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已经超过三十岁，而且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对中国人价值观等方面的不足有很深的体会，所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中国的现代化除了需要经济、政治、制度或生产管理等方面改变以外，*根本的可能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理解以及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精神气质方面需要进步。我觉得借鉴分析哲学可能是一种进路，因为分析哲学一方面要靠逻辑，另一方面要靠经验，这两项正是中国人*欠缺的。中国人应该学会尊重经验事实和逻辑，学会讲道理，不能靠激情、冲动和乌托邦理想来行动。
后来我的研究兴趣有所扩展，比如做过“文革”史的研究，现在做西方当代政治哲学。但是*初的那个信念至今没有改变，一以贯之，就是要借鉴西方，吸取我们思想文化传统欠缺的价值和改变思维方式。
问：我理解您这个信念就是致力于“启蒙”，帮助大众祛除蒙昧思想。
答：*初感觉我们的社会需要在思想上有重大的改变，后来这种感觉逐渐清晰，思考什么是文明，如何走向文明。一开始也并没有那么自觉地做启蒙的工作，不过这么多年所致力的工作确实有一条线贯穿着，你要用“启蒙”来总结的话，我觉得大体也是合适的。但这个“启蒙”并不是从严格意义的学术上理解的，而是基于“文革”后对中国状况的体验和反思，希望中国摆脱蒙昧，走上理性之路。
问：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可以视为全面改革的起点，是否可以当成新时期一次重要的“启蒙”活动？
答：在一个并非绝对根本的意义上，可以这样说。首先，我完全同意你们所说，并且确实可以观察到，1978年那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给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说它是一场“启蒙运动”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当时的问题就是社会确实处于蒙昧的状态。典型的例子就是“两个凡是”。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应算是一次标准的启蒙，它打破了“凡是毛说的就是真理”这一条。
不过，我1979年来到，发现有一批。文革”中没有停止阅读和思考的朋友，在思想上已经超前于那个时代。我们知道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起因和有效范围是在实际政治方面，而不是在纯粹学术理论方面。虽然一方面这场大讨论相对于“文革”状态是有决定性、革命性的一个突破——如果没有1978年的那场运动，中国后面的任何进步可能都不会发生，以那场运动之艰难、过程之折，对其在中国当代史上的功勋再怎么说也许都不为过，但是，我们根据自己对西方哲学的理解，认为它实质上是向常识的回归，是很普通的事情。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给予这次“思想解放”的“启蒙”活动很高的评价，但从绝对意义上评价，它在思想或学理上还不是崭新的东西。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承认一加一等于二了，这对于以前不承认的时候意义很大，但如果另外一个坐标是人类文明，与文艺复兴那样真正的启蒙相比，这样的事就很难说在人类文明上添加了多少彪炳史册的东西了。
问：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三十年中有过多次思想运动或者某种文化思潮的起伏，有多少在严格意义上是符合“启蒙”方向的呢？
答：如果不是非要拿人类文明的尺度去量，而是用一个相对的尺度和中国的语境去看，许多文化活动和思想运动都是很有意义的。但你们提到“启蒙的方向”，我觉得要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使“、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1978年到80年代末这十年中，给人的感觉就是有跟真正的启蒙很相似的东西，经常能使人联想起恩格斯这句话。
下一个具有这个方向意味的运动，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当时我们这批人已经较早走上社会文化舞台，开始发挥作用了。那时候对文化的尊重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与今天我们拥有如此多元的文化、多元的娱乐享受相比，那个时候大家唯一想的、可以做的就是看书，现在很难想象那种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文化人，是非常怀念80年代中期那种“文化热”的。
我举几个例子。当时*早主动在这场运动中崭露头角的是以汤一介先生为首的“中国文化书院”。他们在全国办学习班，谈文化传统、中西文化比较等等，可以吸引几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参加，那是很严肃的知识普及和学理讨论，这在今天有点不可思议。还有《走向未来》丛书，发行量非常大。我们也办了学习班，讲当代*新的人文思潮。有一个学员是某大学的教授，通六国语言，但他自己很真诚地从外地自费来学习。当时就是那样，大家都如饥似渴、不顾一切的追求新知，而且有一种自觉的思想文化使命感。大家都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变革的、欣欣向荣的伟大时代，感觉自己所做的事情是跟这个社会潮流在一起的，充满了光荣与梦想。而在那以后，这种感受就比较少了，当然希望还是有的。
问：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改革进一步深入，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到今天，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如果用那句古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作为常理逻辑，是不是可以认为，经济水平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也自然提高，或者说，启蒙实际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呢？
答：以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刚好相反。更准确地说，不是截然相反，而应该说启蒙要面对一个复杂得多的环境。
1992年以后，下海经商流行起来，大家都争着去发财，然后从1994年开始，《读书》就推出“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普遍感觉人文精神失落，道德水准、艺术水准和美学感受都江河日下。这里我不愿意从整体上加以否定，说中国经济驶入快车道后，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反而降低了，从情感上不愿意给出这样的判断。但我们周遭的事实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两点：首先，个人的发财致富如果不在一个社会公正的框架内进行，就会激发人们恶的一面，也就是说，你不讲道理、不讲良心反而有可能发财；另一方面，金钱越来越成为衡量社会价值的很重要的尺度，于是我刚才怀着深情叙述的80年代文化热的黄金时代不复存在，文化生产也很少出现高雅的、带思想性的东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那种企业式的文化生产、批量生产开始出现并很快发达起来，文化的大众化和低俗化趋向越来越明显。从实际经验上，道德可能相对于经济发生逆向运动。
你们提到的这种观点，有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李泽厚先生，他提出过“吃饭哲学”，认为首先要解决生存的问题，民主、文明之类的问题*后解决。曾经在大饥荒的时候，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那是*不道德的，但是如果那时每家每月多几十斤米，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完全成立的。但由于中国处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效用在短期内很难见到，大家在道德上更多的是彷徨、无所适从。
问：也就是说，您不单纯地相信整个社会的文明修养、一个民族整体的精神气质，是自然而然地随GDP的提高而增长。
答：是这样的。如果就这么放任自流的话，我可能要抱一个悲观的展望，而不可能有乐观的展望。
问：改革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际上，邓小平在1983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近又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政治文明”，也是看到“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一逻辑背后的实际矛盾。
答：严格从学理上讲，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文化的发展。当然某些具体情况会直接促进道德文化发展，比如刚才我举的例子，从饿殍满地发展到衣食无忧，人吃人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就会自然消失。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只是为道德文化发展开辟了道路和准备了某些重要的条件。可是如果别的东西比如制度、文化基础环境（社会对文化的尊重态度）很糟糕的话，准备条件的效用也可能不会发生。现在提“政治文明”是为了修补制度上的一些缺陷。*近先生有一篇文章令我感慨很深，文章的题目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我们曾经破坏的东西，需要一点点修复和改变。我们对于这方面的认识，也不能归结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民族性问题，而应该看到更深刻的制度、法理等机制。
我的这种思维方式也许是和我个人被划归的“自由主义学派”的基本主张有关。我们看问题努力向人类精神文明的*高点看齐，所以我们提出的社会理想是*高、*艰难的，但也是*根本的。如果是实务家，我当然选择支持*现实的操作方式，但我要强调我们自己的学者立场，要坚持*根本的理念。
问：您提到“自由主义学派”，我们都知道从20世纪90年始，思想界逐渐出现分化，尤其是产生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化，两派都提出了学理上的主张，十几年来在思想界有过几次正面的交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您能简单描述一下两派的异同吗？
答：“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派在20世纪80年代完全在同一个阵营里，没有什么区分。大家的思想和言论大方向是一致的，都声称自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启蒙”的传人，都要求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在90年代，“自由主义学派”的主张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仍坚持80年代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那些“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的理念。但“新左派”就批评“自由主义学派”没有与时俱进，仍陶醉在80年代的话语中，提出现在的任务不再是简单的捍卫和继承，更要批评，他们对于现代化的取向从80年代的肯定、支持、争取变为90年代的批判、消解、否定。
“新左派”感觉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新的时代，简单地说就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中国有了一种资本主义式的危险。这种认识或者说思想选择，刚好和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等西方新左派话语能够嫁接在一起。我有一篇文章叫《中国社会转型的两方面问题》，也谈到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但这里有一个主次轻重的判断。“新左派”认为中国在社会性质上已经进入资本主义，于是把他们所有的批判转向这个新问题。现实情况符合他们的分析吗，中国现在真的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了吗？我认为，要面对中国的现实，诊断中国的基本问题，需要现实感，同时也需要均衡感。不能忽视诸多问题闻的数量比例和主次关系。中国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种，有旧体制——斯大林模式的问题，也有市场经济出现后新的，类似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但是在目前阶段，前一种问题为主，后一种问题为次，而且后一种问题依靠前一种问题来起作用。
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保守主义”也逐渐走到思想界的前台，发出许多声音，并且这些声音似乎越来越洪亮有力，您是怎么看待自由主义与它们之间的异同的呢？
答：如果说“新左派”跟“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是90年代基本的思想格局，到90年代后期，“文化保守主义”的加入便形成三足鼎立，这种格局代替了此前的二元对立。在这一点上，“新左派”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这些思想流派缺乏正面和系统的看法。
在对待“文化保守主义”、“新儒家”这方面，自由主义有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有天然的亲和力，代表者如刘军宁等。照刘军宁的解释，自由主义就是保守主义，他觉得两者应该是没有区别的东西。而自由主义从学理上来讲确实不喜欢那种激进的、革命的、大破大立的社会变革，所以刘军宁甚至把“保守主义”跟“自由主义”解释为一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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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评书的内容
《三十年三十人之激扬文字（思想社会卷）》以访谈形式，汇聚了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十五位杰出毕业生的思想精华。他们分别从哲学、新闻学、宗教、历史等多元视角，回顾并阐述了中国人文学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发展变迁，以及对社会思想的启迪与启蒙。书中内容全面，见解深刻，不仅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更体现了人文精神的传承与创新。这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思想深度的作品，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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