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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理论

中国宗教通史-(修订版上下卷)

作者：牟钟鉴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7-12-01

开本： 16开

读者评分：5分3条评论

本类榜单：哲学/宗教销量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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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节选
作者简介

中国宗教通史-(修订版上下卷) 版权信息

ISBN：9787500465560
条形码：9787500465560 ; 978-7-5004-6556-0
装帧：暂无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所属分类：
哲学/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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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理论

中国宗教通史-(修订版上下卷) 节选

br />     挚友牟钟鉴、张践两位教授合著的《中国宗教通史》出版了。多年耕
耘，终结硕果，作者此时的喜悦心情是人们可以想象到的。但是，作者收获
的果实，并非道士专为个人羽化成仙炼就的“金丹”，而是志在建设中国宗
教学而奉献给学界以至整个社会的学术著作，所有的读者都可和作者一样共
赏珍肴美味，吸取精神营养。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出版不仅对作者个人，
而且对整个学界和社会都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我与作者有长期而且深厚的
友谊，我个人对学习和研究中国各民族宗教史更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和需要，
因此，在钟鉴确定本书的课题计划时，曾给予积极的鼓动。后来，更有幸常
常成为本书手稿的**读者。由于有这种因缘，在欢庆本书问世之际，我自
然有一种“襄赞盛举”、“先读为快”的快感。这大概是本书其他读者享受不
到的一种感受。
    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一种从各方面研究其对象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对象虽
然有大有小，但对于一个欲究其全体、探其奥秘的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可穷
尽的。各种学科体系的内容非常丰富，结构非常复杂，但其基本内容和基本
结构大体上可归结为二：一为理论，二为历史。理论部分的主旨在于揭示研
究对象的特性、本质与规律；历史部分则意在说明对象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
史过程中如何展现其自身的特性、本质和规律。没有理论的抽象与综合，历
史事实不过是一堆散乱堆放的砖瓦木石，不可能构建成一座历史的大厦；没
有历史事实的积累与展现，一切关于理论体系的建构无非是“海市蜃楼”式
的空想。这是几句老生常谈，本无什么新意，我只是从个人的治学经历中有
一些切实的感受而已。我从事宗教学术研究算来已有二十余年的光阴了。由
于工作任务的需要，我不得不把治学精力集中于宗教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宗
教学术思想史研究之上。而所谓宗教学术思想史，也就是宗教学术理论在历
吏上的形成与发展，所以，我的全部宗教学术研究侧重于基础理论方向，于
治宗教史则难免流于疏略。积二十余年之经验，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学习
和研究宗教历史的重要性。在宗教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我曾接触到各种各
样试图揭示宗教之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宗教理论和宗教学说。其中有些互相补
充，而有些则彼此冲突。如何判断其是非，惟有诉诸宗教史实的裁决。如果
你不满足于过去出现于学术领域的各种学说，立志建构一种新的理论，那似
乎也只有一条正确的路可走：沿着宗教发展的历史轨迹，从事宗教史的学习
和研究，从具体史实的分析上升到理论的综合。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学
体系，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宗教史实基础之上。至于我们中国的宗教学者，如
果要想使自己了解中国宗教的特性和本质，把握中国宗教发展的规律，或者
想赋予普遍性的宗教理论以中国民族的特色，则只有熟悉并通盘把握中国宗
教的历史。
    以上所说，只是从我个人作为一名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者的特殊立场来
谈研究中国宗教史的学术意义。这样一种理解无疑是不全面的。它的学术意
义绝非仅此一端。中国和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
和社会上层建筑，一直对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深刻的影
响。在从古及今的漫长历史阶段上，正像宗教的神被视为君临宇宙的主宰一
样，宗教也被视为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形态的神圣之源。早在史前时代，各种
文化的幼芽几乎就已包含在史前人类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崇拜活动之中。从那
时起，宗教和神灵的权威就渗入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渐成了人们
包罗万象的纲领，成为人们思想的原理、行为的原则、道德的标准、激情的
源泉、人际关系的纽带、社会秩序的保证。各民族的这种历史情况可能有长
短强弱之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如此，中国亦难例外。如果我们反思中国宗教
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关系，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在中国宗教所标榜的彼
岸世界里，寄托着我们民族的祖先们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和对理想世界的憧
憬；在中国宗教的神灵观念和神～性观念中，孕育了古代中国人关于人与超
人、人与天、自然与超自然的思考，而这便成了历代哲人各种哲学思辨和科
学探索的起点；在宗教激精激发而起的、以象征为特征的宗教仪礼行为中，
人对神的崇敬与畏惧感表现为各种象征性、形象化的艺术(诸如歌颂神灵恩
德的诗歌、讲述神灵事功的神话故事、感性地表象神灵形象的雕塑和绘画、
以象征性的身体动作表象人神交际的舞蹈以及作为神灵栖身之地和崇拜神灵
之所的各种神坛寺庙建筑……)；全氏族、家族、宗族以至全民族、全国家
崇奉共同的祖灵和神灵，举行举族一致、举国一致的规范化的宗教祭仪，把
群体成员纳入一个普遍性的行为模式和宗教体制之中，加强了民族群体的认
同感，促进了社会秩序的一体化，凝结为民族的传统，强化了社会的政治和
伦理……这一切，使传统的宗教参与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成了传统文化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于中国传统宗教在历史中所起的上述一系列社会
功能和文化作用，一个人可以持肯定的评价，也可以持批判的态度，但这个
历史事实，却是无法否认的。因此，如果我们的人文科学缺了对中国宗教史
的系统深入的研究，要想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和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
史，深层次地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特性，几乎是难以做到的。
    研究中国宗教史的价值与意义虽然如此重要，但我国学者从事这项研究
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按照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说法，中国之有宗教史是从陈
垣开始的：“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
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
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史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而有之，实
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不过，
我认为，中国宗教史的开拓之功，不能完全归诸陈垣先生一人。胡适、梁启
超、陈寅恪等人在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等领域都曾做过开拓性的研究。
汤用彤先生更在他们所做的有关中国佛教史的局部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中
国佛教史的整体研究，写出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
这两部系统性的断代佛教史，奠定了中国佛教通史研究的基础。许地山的
《道教史》(1934)和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1937)，可称为中国道教通史
研究的起步之作。王治心的《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1931)更可以说是我
国宗教学术史上**部中国宗教史。
    民国时期这一批有关中国宗教史的学术论著，虽然数量不多，也有待深
入和系统，但其开拓之功却永远值得称道。可惜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
代，这种研究不仅未能继续发展，反而出现中断。直到80年代，才春风又
生，枯枝又荣。短短十来年间，研究中国各种具体宗教史(佛教、道教、伊
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各民族原始宗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论著，像雨后春笋
一部接着一部破土而出，令人目不暇接。中国宗教史学出现真正的繁荣。
    正是由于中国各种传统宗教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提出了研究中国宗教通
史的需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一体、多种宗教多元共存的国家。从古及
今，各种宗教信仰(其中包括外来的宗教)都能在中华大地上得到比较自由
的发展。它们之间既有由于教义、信仰对象和崇拜礼仪的差异而产生的排他
性，又有为适应共同的社会、社会关系、社会体制而产生的共同性；既互相
排斥，又彼此渗透，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我们想从整体上了解和
把握中国宗教，单纯依靠单一宗教的个别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沿着
历史的轨迹，把历史上的各种宗教当成构成整体的一部分，深入探讨它们各
自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系。这种性质的探讨不是任何一种具体宗教史所能
独力承担的。通史性的中国宗教史研究，不仅是为了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宗教
的需要，也是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各种具体宗教史的需要。整体既是部分的组
合，也是部分依存的根据。没有分析固然没有综合，没有综合也不可能有进
一步的分析。实际上，我国历史上各种具体宗教都是在多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中展现自己的特性，获得自身的发展的。离开了社会的网络和历史的场景，
它的历史特性就将改变面貌，甚至将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对象的
整体把握常常是深入把握其各部分的契机。因此，中国宗教通史的研究必将
大大加深我们对各种传统宗教的了解，推动各种传统宗教史的研究。
    我以一种精神上获得满足的喜悦心情欢呼《中国宗教通史》的出版。作
为一位读者，我从本书学得了丰富的知识，满足了个人的求知欲。作为一名
宗教学者，我认为本书满足了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使之更加完
善，推动了它的发展。本书广泛吸收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各种传统宗教史研究
的成果，应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整个中国宗教史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和大
规模的综合，构建了一个规模宏大、结构严整、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的中国
宗教通史学术体系。上迄史前时代的原始宗教，下至20世纪各种现存宗教，
各种曾经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宗教，都在本书卷页中得到历史的展现。
一卷在手，读者可从本书得到有关中国各种传统宗教的完备知识。尤其可贵
者，本书所展示的中国宗教史，不是单纯静态的描述，而是动态的把握。通
过理论的概括与综合，揭示出了中国宗教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征，以
及它有别于世界其他宗教的特殊性。这些分析表现了本书作者对中国宗教史
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的，是
牟钟鉴教授所提的“宗法性传统宗教”这一新概念。他在写作本书之前就已
专文论述了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性质、内容及其在中国宗教信仰体系和中
国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
    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翼羽，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
    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
    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
    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不了解这种宗教和它的思想传统，就难以正确把
    握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特征，也难以认识各种外来宗教在顺化以
    后所具有的中国精神。①
他指出，正是这种宗法性传统宗教才是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一以贯之的“正
宗大教”，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信仰，各种外来宗教都得顺化于这种信仰方
能在中国历史上立下自己的脚跟。《中国宗教通史》全面贯彻了这个思路，
把：‘宗法性传统宗教”作为理解中国宗教的主轴，并以此来处理它和儒家、
道教的关系以及它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关系。正是这个
概念所具有的科学精神使得中国宗教史从整体上得到更科学的了解，赋予本
书以独到的特色。我相信，本书读者都会和我一样从本书的论述对中国宗教
史有更新、更深、也更符合历史实际的理解。本书的创造性贡献当然并非只
此一端。限于篇幅，这里只好就此打住。
    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信仰，由于其品种繁多，内容丰富，关系复杂，历史
跨度漫长，是一个巨大的研究对象。要全面、准确、系统地展现中国宗教的
历史全貌，无疑是一桩非常艰难的科学任务。没有广阔的视野、渊博的知
识、深厚的理论综合和宏观把握能力，以及深入细致的微观分析，是不可能
完成这一科学重任的。所幸的是，中国宗教学术界出现了这样的学者。钟鉴
是我赞赏和钦佩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宗教史家。他博学深思，功力深厚，学
风严谨。尤可贵者，他在学术思想上，既富于独创性，又海纳百川，从善如
流，没有门派偏见。多年来他对中国原始宗教、宗法性传统宗教、儒学、道
家与道教、佛教以及中国宗教与文化的关系，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写下了
大量论著，赢得海内外学术界广泛赞誉。张践是我国宗教一哲学领域近年脱
颖而出的优秀中青年学者之一。他谦虚谨慎，勤于治学，敏于思考。近年
来，他与钟鉴合作，从事中国宗教史研究，成果斐然。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
的学者，我们才有可能看到《中国宗教通史》这样的鸿篇巨制。目前，钟鉴
和张践正处于学术创作的旺盛时期，他们对学术界的奉献绝不会止于《中国
宗教通史》这部巨作，更加辉煌的未来是可以预期的。我为本书的出版庆
幸，更为中国宗教学术界的未来祝福。
    1997年5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

第二章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教
    **节概    述
    中国古代宗法性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之后，私有制和阶级、国家建立的
初期，在夏、商、周三代是国家宗教，并且是社会惟一的意识形态。中国古
代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羽
翼，以其他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郊社、宗庙及其他祭祀制
度，成为维系古代社会秩序和宗法家族体制的根本力量。中国古代社会与欧
洲古代社会相比较，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同时，仍保留了以男
性血统为轴心的氏族组织形式，使它与政治等级制度和经济私有制度结合起
来，形成了宗法等级社会。与此相适应，原始宗教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被
直接保留了下来，并被赋予了宗法等级性，由统治者培养的少数职业巫师把
持，为巩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
    中国古代宗教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原始社会末期发生的“绝地天
通”的宗教改革。在原始社会里，“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众有与神自由
交流的权利。此后圣王颛项(一说为帝尧)“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剥夺了
平民百姓通神的权利，由国家委任的职业巫师(“在女日巫，在男日觋”)垄
断了宗教神权，说明原始宗教已过渡为国家宗教。
    与原始宗教相比，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宗教*大的特点就是从自然崇
拜中发展出了天神崇拜。在原始宗教中，天只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诸神中
平等的一员，并无超越其他神灵的特殊之处，反映了地上平等的人际关系。
但是到了阶级社会，“天”因其包容性、涵括性，渐升于诸神之上，成为众
神之长以及人间王权的支持者、监督者。祭祀天神成了天子垄断的特权，他
人绝对不敢染指。夏代的宗教因资料的稀少并且多为神话传说，其确实面貌
尚不清晰，但出现统一的至上神则是可以初步肯定的。关于殷代宗教，由于
大批甲骨卜辞的出土，近现代学者基本廓清了其本来面目。在殷人的头脑
中，有一个无所不能，威力无比的至上神“上帝”，主宰着自然及人间的一
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祭祀仪式隆重而规模巨大，大
量供奉牺牲，甚至杀人祭神，反映了早期宗教的权威性和野蛮性。西周初
年，经周公的宗教改革，古代国家宗教开始走上了伦理化的道路。周公提出
了“以德配天”的重要观念，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把社会伦理的
属性赋予了天神。从此天不再是一位喜怒无常的自然主宰，而成为人间善恶
的裁判官。统治者是否“修德”、“保民”成为能否邀获天命的决定因素，重
人文、重自力开始成为周代宗教的特色。在这种人文观念的指导下，周代逐
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明堂报享、南郊祭天、泰山封禅等祭天制度，更加注重
宗教的礼仪性。所以后人总结周代宗教的特点时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
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古代宗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原始的祖先崇拜中发展出完备的宗庙祭
祀制度。殷王祭祖隆重而频繁，有“周祭”、“选祭”等不同形式，有“羽
祭”、“胁祭”、“乡祭”等不同祭法，且每位祖先都要分别祭祀，所以到殷朝
末年，殷王几乎每两天就要祭祖一次，其奢侈和浪费是惊人的。周人祭祖仪
式更注重等级性和仪式性，通过“吉礼”和“凶礼”的区分，通过“庶子不
祭”和“庙制”的规定，将宗族内部的嫡庶之别、贵贱之分、亲疏之异划分
得泾渭分明。周礼突出了父与兄的权威，直接为巩固宗法等级制度服务。另
一方面，宗法祭祀制度又强调同宗同祖的亲密性，给上下层差异罩上了家庭
般的和谐气氛，具有稳定社会，凝聚血缘团体的作用。
    中国的古代宗教在西周时代达到了鼎盛状态，其标志就是垄断社会精神
文明一切领域的“明堂制度”。根据古文献记载，明堂是宗教祭祀的场所，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将祭天与祭祖制度合一。明堂又是国家的行政
中枢，周天子“布政”、“折狱”、“告朔”、“论国典”皆于此。明堂还是国家
的教育机关，“明堂外水日辟雍”，天子“养老、尊贤、教国子”皆于此。可
以说中国三代社会也是全民信教、政教合一的。同时又通过“学在官府”的
宗教教育，保证宗教意识形态一体化结构得以延续。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宗教走向瓦解及其转型时期。西周时代国家宗教的
鼎盛是以强大的王权和严密的宗法血缘制度为依据的。但是到了周平王东迁
以后，王权下移，“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昔日天子的尊严不复存在。由于铁
器和耕牛的普遍使用，人们生产能力扩大，流动性加强，身份等级与贵贱变
化无常，“井田制”和“家族宗法制”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从而，建立在
宗法血缘制度上的宗法性宗教也发生了强烈的动摇。首先是礼仪器物层面的
违礼事件频频发生。齐桓公“欲封泰山”，觊觎天子之礼；鲁国的大夫季孙
氏用天子仪仗“八佾舞于庭”，可谓“礼崩乐坏”了。其次是人们信仰的动
摇。《诗经》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在动乱、苦难的社会中发出的疑天、怨天甚
至骂天的诗文。在疑怨的背后还有冷静的思考，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子产、晏
婴、管仲、孙武等一批具有无神论倾向的思想家。*后是古代宗教组织的瓦
解，巫觋地位的下降和学术风气的下移。从而导致“学在官府”的意识形态
垄断状态的结束。
    古代宗教的瓦解导致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繁荣。先秦诸子忧国忧民，纷纷
提出自己的救国方案，进行批判和争鸣。先秦诸子百家，与古代宗教都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对古代宗教的观念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批判与继承，从而保持
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先秦诸子之学奠定了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方向，他
们对待传统宗教的态度，不仅决定了宗法性宗教的转型与延续，而且也决定
了中国人对其他外来宗教取舍与改造的立场。尽管汉唐以后中国宗教种类繁
多，且许多教门内部又有众多流派，但其实质又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可以逐
渐走向融合。这是因为，它们都是中国人在先秦时期形成的宗教精神在不同
方面的展现与延伸。

中国宗教通史-(修订版上下卷) 作者简介

p>作者简介
    牟钟鉴，山东烟台人，1939年生，毕业
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中国哲学史方向
研究生。1966年春至1987年秋，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中国哲学与宗教
研究。1987年11月至今，任教于中央民族大学
哲学与宗教学系，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获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高校名师等称号。
    主要著作：《(吕氏春秋)与<淮南子>
思想研究》、《走近中国精神)》、《(儒学价
值的新探索》、《道教通论》(主编)、《宗
教·文艺·民俗》、《既说中国宗教与传统
文化》(与吕大吉合写)、《全真七子与齐
鲁文化》(合写)等。
    张践，汉族，1953年3月出生。中国人
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教育部佛教与
宗教学理论研究基地客座研究员，中央民族
大学客座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普及
委员会主任，中国实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
从事中国宗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
独立完成或合著：《中国宗教通史》 (上、
下卷)、《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宗
教·政治·民族》、《中国春秋战国宗教
史》、《中国宋辽金夏宗教史》《中国民
同宗教史》、《中国佛教)》、《世界中世
纪宗教史》、《国学三百题》、《德性与
功夫——中国人的修养现)》等lO余种。主要
论文：《(论政教关系的层次与类型》、《从
儒教的产生看儒教的性质)》、《儒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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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对中国宗教做系统学习
2022/11/14 20: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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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很专业的书，适合考研的学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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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10 20:3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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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shudejiajie
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一种从各方面研究其对象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对象虽然有大有小，但对于一个欲究其全体、探其奥秘的研究者而言，都是不可穷尽的。各种学科体系的内容非常丰富，结构非常复杂，但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结构大体上可归结为二：一为理论，二为历史。理论部分的主旨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特性、本质与规律；历史部分则意在说明对象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如何展现其自身的特性、本质和规律。没有理论的抽象与综合，历史事实不过是一堆散乱堆放的砖瓦木石，不可能构建成一座历史的大厦；没有历史事实的积累与展现，一切关于理论体系的建构无非是“海市蜃楼”式的空想。这是几句老生常谈，本无什么新意，我只是从个人的治学经历中有一些切实的感受而已。我从事宗教学术研究算来已有二十余年的光阴了。由于工作任务的需要，我不得不把治学精力集中于宗教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宗教学术思想史研究之上。而所谓宗教学术思想史，也就是宗教学术理论在历吏上的形成与发展，所以，我的全部宗教学术研究侧重于基础理论方向，于治宗教史则难免流于疏略。积二十余年之经验，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学习和研究宗教历史的重要性。在宗教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我曾接触到各种各样试图揭示宗教之本质和发展规律的宗教理论和宗教学说。其中有些互相补充，而有些则彼此冲突。如何判断其是非，惟有诉诸宗教史实的裁决。如果你不满足于过去出现于学术领域的各种学说，立志建构一种新的理论，那似乎也只有一条正确的路可走：沿着宗教发展的历史轨迹，从事宗教史的学习和研究，从具体史实的分析上升到理论的综合。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学体系，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宗教史实基础之上。至于我们中国的宗教学者，如果要想使自己了解中国宗教的特性和本质，把握中国宗教发展的规律，或者想赋予普遍性的宗教理论以中国民族的特色，则只有熟悉并通盘把握中国宗教的历史。以上所说，只是从我个人作为一名宗教学基础理论研究者的特殊立场来谈研究中国宗教史的学术意义。这样一种理解无疑是不全面的。它的学术意义绝非仅此一端。中国和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社会上层建筑，一直对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深刻的影响。在从古及今的漫长历史阶段上，正像宗教的神被视为君临宇宙的主宰一样，宗教也被视为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形态的神圣之源。早在史前时代，各种文化的幼芽几乎就已包含在史前人类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崇拜活动之中。从那时起，宗教和神灵的权威就渗入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逐渐成了人们包罗万象的纲领，成为人们思想的原理、行为的原则、道德的标准、激情的源泉、人际关系的纽带、社会秩序的保证。各民族的这种历史情况可能有长短强弱之不同，但大体上都是如此，中国亦难例外。如果我们反思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关系，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在中国宗教所标榜的彼岸世界里，寄托着我们民族的祖先们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和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在中国宗教的神灵观念和神～性观念中，孕育了古代中国人关于人与超人、人与天、自然与超自然的思考，而这便成了历代哲人各种哲学思辨和科学探索的起点；在宗教激精激发而起的、以象征为特征的宗教仪礼行为中，人对神的崇敬与畏惧感表现为各种象征性、形象化的艺术(诸如歌颂神灵恩德的诗歌、讲述神灵事功的神话故事、感性地表象神灵形象的雕塑和绘画、以象征性的身体动作表象人神交际的舞蹈以及作为神灵栖身之地和崇拜神灵之所的各种神坛寺庙建筑……)；全氏族、家族、宗族以至全民族、全国家崇奉共同的祖灵和神灵，举行举族一致、举国一致的规范化的宗教祭仪，把群体成员纳入一个普遍性的行为模式和宗教体制之中，加强了民族群体的认同感，促进了社会秩序的一体化，凝结为民族的传统，强化了社会的政治和伦理……这一切，使传统的宗教参与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构成，成了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于中国传统宗教在历史中所起的上述一系列社会功能和文化作用，一个人可以持肯定的评价，也可以持批判的态度，但这个历史事实，却是无法否认的。因此，如果我们的人文科学缺了对中国宗教史的系统深入的研究，要想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和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史，深层次地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特性，几乎是难以做到的。研究中国宗教史的价值与意义虽然如此重要，但我国学者从事这项研究却是相当晚近的事情。按照史学大师陈寅恪的说法，中国之有宗教史是从陈垣开始的：“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史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而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不过，我认为，中国宗教史的开拓之功，不能完全归诸陈垣先生一人。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在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等领域都曾做过开拓性的研究。汤用彤先生更在他们所做的有关中国佛教史的局部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中国佛教史的整体研究，写出了《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这两部系统性的断代佛教史，奠定了中国佛教通史研究的基础。许地山的《道教史》(1934)和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1937)，可称为中国道教通史研究的起步之作。王治心的《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1931)更可以说是我国宗教学术史上第一部中国宗教史。民国时期这一批有关中国宗教史的学术论著，虽然数量不多，也有待深入和系统，但其开拓之功却永远值得称道。可惜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种研究不仅未能继续发展，反而出现中断。直到80年代，才春风又生，枯枝又荣。短短十来年间，研究中国各种具体宗教史(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各民族原始宗教和各种民间宗教)的论著，像雨后春笋一部接着一部破土而出，令人目不暇接。中国宗教史学出现真正的繁荣。正是由于中国各种传统宗教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提出了研究中国宗教通史的需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一体、多种宗教多元共存的国家。从古及今，各种宗教信仰(其中包括外来的宗教)都能在中华大地上得到比较自由的发展。它们之间既有由于教义、信仰对象和崇拜礼仪的差异而产生的排他性，又有为适应共同的社会、社会关系、社会体制而产生的共同性；既互相排斥，又彼此渗透，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如果我们想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中国宗教，单纯依靠单一宗教的个别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沿着历史的轨迹，把历史上的各种宗教当成构成整体的一部分，深入探讨它们各自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系。这种性质的探讨不是任何一种具体宗教史所能独力承担的。通史性的中国宗教史研究，不仅是为了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宗教的需要，也是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各种具体宗教史的需要。整体既是部分的组合，也是部分依存的根据。没有分析固然没有综合，没有综合也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分析。实际上，我国历史上各种具体宗教都是在多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展现自己的特性，获得自身的发展的。离开了社会的网络和历史的场景，它的历史特性就将改变面貌，甚至将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对象的整体把握常常是深入把握其各部分的契机。因此，中国宗教通史的研究必将大大加深我们对各种传统宗教的了解，推动各种传统宗教史的研究。我以一种精神上获得满足的喜悦心情欢呼《中国宗教通史》的出版。作为一位读者，我从本书学得了丰富的知识，满足了个人的求知欲。作为一名宗教学者，我认为本书满足了中国宗教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使之更加完善，推动了它的发展。本书广泛吸收了近几十年来中国各种传统宗教史研究的成果，应用新的思路和方法，对整个中国宗教史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和大规模的综合，构建了一个规模宏大、结构严整、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的中国宗教通史学术体系。上迄史前时代的原始宗教，下至20世纪各种现存宗教，各种曾经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宗教，都在本书卷页中得到历史的展现。一卷在手，读者可从本书得到有关中国各种传统宗教的完备知识。尤其可贵者，本书所展示的中国宗教史，不是单纯静态的描述，而是动态的把握。通过理论的概括与综合，揭示出了中国宗教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特征，以及它有别于世界其他宗教的特殊性。这些分析表现了本书作者对中国宗教史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在这方面，我认为应该引起学界高度重视的，是牟钟鉴教授所提的“宗法性传统宗教”这一新概念。他在写作本书之前就已专文论述了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性质、内容及其在中国宗教信仰体系和中国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翼羽，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形成相对稳固的郊社制度、宗庙制度以及其他祭祀制度，成为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社会秩序和家族体系的精神力量，是慰藉中国人心灵的精神源泉。不了解这种宗教和它的思想传统，就难以正确把握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和文化特征，也难以认识各种外来宗教在顺化以后所具有的中国精神。① 他指出，正是这种宗法性传统宗教才是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一以贯之的“正宗大教”，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信仰，各种外来宗教都得顺化于这种信仰方能在中国历史上立下自己的脚跟。《中国宗教通史》全面贯彻了这个思路，把：
2012/6/10 19: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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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wan***(购买过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