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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 版权信息
- ISBN：9787303089567
- 条形码：9787303089567 ; 978-7-303-08956-7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所属分类：>
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 本书特色
《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资料丰赡，考订精细，分析严密，是国内研究中外史学交流同仁们的集体智慧。当今国内学界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乃至整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出版，为此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 内容简介
本书上篇名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之行程”，按若干时段，从整体上论述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下篇名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之例案”，选择*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与历史学派作为个案，从一个侧面细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发展史。
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 目录
目录导论一、20世纪中外史学的双重合奏／1二、史学史研究的新天地／7三、基本脉络与发展线索／13四、学步中的一些思考／22一上编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之行程**章 20世纪初年域外史学之东传一、国外历史教科书的引译／32二、文明史学的东传／38三、兰克史学的早期传播／48第二章 西方史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一、异彩纷呈的西方史学被引入中国／57二、客观主义史学的输入与影响／61三、实验主义史学的传播与影响／65四、唯物史观传播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史研究／67第三章 20至40年代的中西史学交汇 一、新的输入途径／70二、新的留学时尚／74三、新的理论方法／76四、新的传播媒体／80五、新的地域特色／86第四章五六十年代苏联史学的输入一、路标转换／88二、历史理论的深刻烙印／94三、珠辉散去归平淡／104一第五章一 当代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的研究一、走出封闭／110二、重评与引进／114三、对西方史学的综合考察／119四、开拓与深化／124五、关于历史哲学／129一第六章 现代国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I)一、小引／136二、英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137三、法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141四、欧洲其他国家对中国史学的研究／144一第七章一 现代国外学者
展开全部
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 节选
瞿林东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从苦难、抗争走向胜利、振兴的历
史。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史学经历了伟大的变革、严峻的考验和深刻的反
省。这些大多与中国历史进程相关联，也与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交往相
关联。这是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出发点。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引进了进化论和唯物史观，从而引起了历史观上
的两次大变革。进化论的引入，产生了中国“新史学”；唯物史观的引入，
产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史学”是中国古代史学走向近代的里程
碑，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近代史学走向科学发展道路的历史性转折。这
两次变革，是20世纪中国*显著的进步，这是因为，历史观的变化，必然
导致人们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20世纪中国史学还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的传统，
同时又引进和借鉴了西方19世纪兰克史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新的历史考
证学。新历史考证学以其“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为特点，对中国
历史上许多具体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填补了许多空白，大大拓展了中国
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中国历史研究内容，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研究同考
古学研究相结合、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同外国学者的历史研究相结合。这
是20世纪中国历史考证学的重要贡献。
不论是“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它们在一
定的历史时期，都形成了极有影响的史学思潮，都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成
果，以至于都有可以传世的名著。正是由于20世纪中国史学拥有许多名
著，使中国历史学在厚重的优秀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珍贵
品；正是由于20世纪中国史学拥有许多名著，使中国学人和广大读者对中
国历史、外国历史有了新的认识。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具
有特殊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中国的社会革命、社
会建设有着天然的联系，从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遵循和运用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目前各种历史观和方
法论中*合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里仅就后一个方面，结合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道路，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一、20世纪中国史学*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
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
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另
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
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①；关于后者，李大
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②。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尤
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而且推动了中国
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顾颉刚从三个方面比较了19世纪后半期同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发
生变化的原因：“**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
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顾颉刚在讲到“新史观的输入”
时认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
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
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
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
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
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⑧诚然，顾颉刚所论，也有可议之处，但他关于
“新史观的输入”促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判断，应是符
合当时中国史学实际的。
李大钊批评了“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和“历史的政治的解释”，进而
阐明了“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认为：“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
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
他批评唯物史观以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
而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①。唯物史观的流行，在20世
纪二三十年代曾被许多人认可和运用，因而也就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
杂。翦伯赞撰写《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评“对史的唯物论
之修正、割裂、歪曲”的种种现象，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他强调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
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
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
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
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②翦伯赞的这些话，同样也反映出20世纪
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观发展的高度重视。
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历程作认真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一
个事实：20世纪中国史学*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
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
二、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难以作出全面、正确的回答，这里讲几点肤
浅的认识。
**，唯物史观要求研究全部历史，也可以说是要研究整体的历史。
一部史学史(至少是中国史学史)告诉我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作有系统的
和整体性的研究，是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史
学意识。当然，以往的史学，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
但是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作有系统、整体、
科学的把握，确是得益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启示和指导。
第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因
而是有规律可循的。中国史学史上的许多先哲，着意于“通古今之变”，
不断探讨社会治乱之“理”、朝代存亡之“势”，努力解释“势”与“理”
之中存在的“道”，即社会历史演变的法则与常规，其意颇近于后世人们
所说的规律。故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尽管
中国学人在这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也有丰富的思想积累，然而在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前，我们的先人们在这方面的思考所得，只
是停留在朴素的阶段，从而限制了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唯物史观把人
类社会历史看作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发展过程，揭示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的发展，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演变、发展对社会历史的影响，
社会历史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从而揭示出入们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
方法论原则，也就使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成为可能。
第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
展，这是因为唯物史观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
的。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应从
经济领域入手。但是，唯物史观同时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
化、道德风尚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写出
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则有《食货志》，杜佑《通典》更
是把《食货典》置于诸典之首等等，显示出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杜
佑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之间的
关系，把古代史家关于对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以
至于在此后的上千年之中，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进展都显得缓慢，并始终
带有朴素的色彩。唯物史观的传入，人们的历史观念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质
的飞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获得实践的意义。今天看
来，这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发展到这一阶
段，却是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第四，唯物史观*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
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司马迁还写出了《陈涉世家》
这样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明清时期史学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但
是，这样的思想传统要发展到更高、更加理性的阶段，也只是在唯物史观
传入中国以后才能达到的。只有到这时，中国史学界才能产生如同李大钊
的《民彝与政治》(1916年)、翦伯赞的《群众、领袖与历史》(1939年)
这样的鸿文，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作用。李大钊说得
好：“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
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
雄无势力焉。”①这是对“众庶”和“英雄”在历史上作用的合理解释。诚
然，结合到历史的具体事件来说，其情形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根本原理，
当不超出此论的范围。
以上这些，从几个重要方面表明了唯物史观是怎样的影响着20世纪中
国的面貌，怎样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
三、21世纪的中国史学怎样运用、丰富唯物史观
从20世纪中国史学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来看，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
2l世纪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后者对于前者的指导意
义仍将是十分重大的；二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更高的科学程度上运
用和丰富唯物史观，从而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为此，史学工作者有必要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
**，从严重教训的阴影中走出来。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史学在唯
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
取得成绩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时也走了不少弯
路。从学理上看，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研究，确有一个发展
过程，幼稚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条件上看，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
学相结合的过程中，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特别是政治上“左”的思
潮的干扰。上述两种情况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即或者把唯物史观简单
化、教条化，以理论代替学术，或者把唯物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以原则
代替具体研究。这两种后果的本质是一样的，既曲解了唯物史观本身，又
阻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代，有
不同程度的反映。现在，是到了完全走出这个严重教训所笼罩的阴影的时
候了。史学工作者应当像总结成就一样，认真总结教训，这就要求我们正
视严重教训，重新学习理论，改进运用方法。
第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不论是总结成就，
还是记取教训，都会碰到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问题。这些基本原
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政治经
济学批判>序言》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的有关论断。唯物史
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一个完整的体
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用来代替这个体系。其次，它经历
了一百多年历史的考验，没有被驳倒，更没有被人们遗忘和抛弃，这从另
一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它存在的合理性。
第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
创新。从史学前辈的治学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上这样的启示。翦伯赞
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如何处理历史
上的民族关系”、“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怎样对待发展观点”、
“怎样对待全面观点”、“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政治、经济与文化”
等重大问题①，是从理论上作出了精辟的论述。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
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
农民阶级身份的分析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对人、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地
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
的新的结论。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还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事实证
明，唯物史观不会窒息人们的创造力，而是要人们去发现这种创造的方法
和途径。
第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
雅量与勇气。这是从以往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也是从二十多
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
是一定要排斥任何其他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对于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
法，应当予以吸收。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唯物史观在同各种理论和方法
的比较中显示自身的特点和活力，一方面也使历史研究工作具有广阔的视
野和丰富的内容。
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唯物史观仍将是帮助史学工
作者认识这些新问题的基本理论；而新的理论认识的创造和新的研究成果
的取得，需要在上述几个方面作出艰苦的努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并不全是坦途，学术问题的复杂性和科
学探讨的艰巨性决定了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中国理论界和史学界关于
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的论战；五六十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
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讨论；七八十年代
关于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以及史学方法论等问题的讨论；90年代以
来，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评价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性等问题的各种观点
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史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经过讨论和辩论，
有些已获得共识，有些在认识上已比较接近，有些则仍存在歧异。这种现
象是正常的。在学术研究中，对于那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总是会存在
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见解、不同的阐释，而当旧的分歧消失的时候，往往
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在如此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学术研究发展了，学术水平
提高了，学术工作进步了。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之一。
为了推进学术讨论和争论，扩大讨论和争论的成果，“知人论世”的
历史主义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必须遵守的原则。尊重学术史上的积
极成果，是后辈学人的本分和天职；反之，对于学术史上的积极成果持轻
薄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因为那将走上自毁学术形象的歧路。
史学批评是保证史学之树常青的重要手段。积极地开展史学批评是非
常必要的。批评应当是善意的，是有利于史学发展的。无原则地吹捧不是
史学批评，当头棒喝似的指斥也不是史学批评，挖苦嘲讽同样也不是史学
批评。史学批评应以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为出发点，以促进学术发展为归
宿。史学批评往往又是同史学领域重大问题的讨论相联系的，因此，营造
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氛围，对于推进学术讨论、促进史学发展是完全必
要的。在这方面，20世纪中国史学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经验教训。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一再证明，加强中外史学交流，借鉴外国同行的
积极成果，是促进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这个条件，在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挥了空前的作用：大量的外国史学成果被翻译出来，介
绍给中国学者；中国学者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治学、研究，把中国史学
介绍给外国同行，从而写下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极为活跃的一章。进入
21世纪以来，这一趋势仍在发展，它必将有利于中外史学的进一步交流和
学术水平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中期，中国理论界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学术应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0世纪八九十年
代，有些学者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设想，并
为此作了实际的努力。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产生、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马
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过程，只是由于人们在史学活动中所具有的自觉性
各有差异，以至于走过一些弯路，出现了简单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出
现了否定中国史学优秀遗产和排斥外国史学积极成果的倾向。其实，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或者说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史学，它
的本质特征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同
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对于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合理、科
学的论述，这种论述的观点、形式和语言应具有中国学人的风格和气派；
而它的基本条件则必须批判继承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和外国史学的积极成
果；离开这个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或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马
克思主义史学，也就成了一句空话。20世纪的中国史学也为我们提供了这
方面的启示。今天，当我们面对着日益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趋势，面对着中
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形势，面对着中国史学不断走向世界的历史潮流，
突出中国史学的民族特点，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不是“保守”的心态，
而且是在史学上自立于世界史学之林的文化自觉意识。我们的先辈在20世
纪的中国史学领域已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史学工
作者应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个使史学家兴奋不已的事
件，即新的历史资料层出不穷。不论是考古学资料的不断出土，还是文书
档案、传世文献的不断发现，以及流传到国外的各种文献资料的搜集、整
理等等，都给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丰富了已知的历史内容，填补了
未知的历史空白。记得有这样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写一本运用考古学资
料重现中国远古历史面貌的著作，可是他总下不了定稿的决心，因为每年
都会有新的重要的考古学资料被发掘出来，足以充实他的学说。这样的例
子，在历史学界同样是存在的。
总之，20世纪中国史学，在新史观、新方法、新资料的推动下，显示
出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发展的局面。其作者之众多，著作
之繁富，也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的史学不能比拟的。
我们撰写、编著《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这部丛书，就是基于上
述认识而着手的。我们的宗旨在于：**，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从不同
的视角，对20世纪中国史学作一个研究性和资料性的描述，使专业工作者
有所参考，使更多的读者有所了解。第二，学术积累历来是学术工作的重
要部分，昨日之学术乃是今日之学术的起点，今日之学术又是明日之学术
的开端。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只有在充分认识了20世纪中国史学所走过
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所积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面对现
实、面对世界、面对未来，去开拓、创造新的业绩。
这部丛书的各位主编和作者，对丛书各卷的筹划、撰写、编次，作出
了可贵的努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及各位责任编辑，对于
史学领域学术积累工作的大力支持及辛勤劳动，使我们深为感动。在这
里，我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2007年1月15日撰讫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前 言
往事如烟，20世纪已经落下帷幕，我们迎来了人类新的千禧之年。站
在新世纪的桥头，一种“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历史情怀不禁
油然而生。在这样的时候，对于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而言，回顾与总结20
世纪的中国史学，以推动未来的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这既是一种现实的呼
唤，更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欣闻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瞿林东教授任总主
编的“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系列丛书”(八卷本)即将全面问世，喜悦之
情，无以言表。又蒙林东兄厚爱，嘱我主持本书的编纂工作，并承乏主
编，忝列“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成员之中，共襄盛举，吾辈学术人生之
乐事莫过于此矣。
回眸历史，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其范
围之广，速度之快，影响之深，真可谓是史无前例，史学文化的变革亦
然。20世纪初以来，世界史学的发展也是色彩斑斓与纷纭多变的。在这
里，新与旧交织，传统与革新相伴，东方与西方贯通，马克思主义史学与
西方史学对话，历史学的运动如同历史的运动一样，犹如一条长河，奔腾
不息。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发生与发展的20世纪中国史学，也是一个大变革的
时代。如何以科学的眼光与求真的精神回顾与总结丰赡多变的20世纪中国
史学，是令每一位中国史学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见
仁见智的学术话题。不过，在这“天翻地覆”的20世纪，倘忽视了中外史
学交流的内容，那总是不完整和有缺憾的。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史证
明，不管是新思潮的萌发、新学派的诞生、新思想的出现，还是新方法的
运用，都不免与外来的思潮、学派、思想和方法相关联，甚至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且看：中外史学的直接碰撞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伊始，借助东
邻，给我们带来了域外史学的*初信息，并由此引发了世纪初中国的新史
学思潮；五四以来，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中国史学终于艰难地剥离传统
史学的脐带，走上了史学现代化的新途；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俄苏进
入，自此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曲折发展的历史行程；30年代前后，
西方史学竞相东传，且迅速与思潮纷繁的中国史坛联结，一时高潮迭起，
流派丛生，诸家纷起，蔚为大观；这种高潮的余息，直至在战火纷飞的40
年代，外来史学依然与中国史学交互错杂，互有牵连；50年代开始了又一
次大规模的国外史学的引进，不过此次路标转换了，前方的标识是苏联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中国的“十七年史学”，恐怕很难不打上苏联的印记；
“文革”来临，彻底地关上了中外史学交流的大门，中国史学在闭关锁国
的时代条件下，正苦苦地寻求着历史学自身的地位；改革开放的春风，迎
来了新一轮的西方史学的引进高潮，中国史学又一次与当代西方史学为
伍，带着“新”字号各家各派的异域异说流行于学界，迄今未息……总
之，在20世纪，由于国外史学的不断东来，于是出现了中外史学思潮汇
流、学派结盟、思想融通、方法交接等多彩多姿的史学景观。简言之，国
外史学的输入，从总体上看，对促进中国历史学家开阔视野，深化认识，
更新观念，拓展方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与20世
纪之前的中国史学大异其趣的。个人以为，要回顾与总结20世纪的中国史
学，是绕不开中外史学交流的。
由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我想到了开拓史学史研究领域的问题。这
里借“前言”一角，再次强调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传统的史学史研
究，无论是中国史学史还是西方史学史，其中虽也包括有史家、史著、学
派、思潮等丰富的内容，但大都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多局限于各自史学自
身问题的研究，如研究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关注的是希罗多德的
身世、他的传世之作《历史》、他的史学思想等，而很少从另一个视角，
即从他的史学向异域传播及其对外界所产生的影响讨论他的史学贡献。在
我看来，倘缺少了对史家(或史著、或学派、或思潮)的史学思想向外界
传播，为异域所接受的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那么这种史学史的
研究就不可能是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刻的。上述所说，我姑且称之为“影响
研究”，个人以为，我们的史学史研究对此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如前述希
罗多德史学，不仅要从其史学自身探幽，而且还要从“影响研究”的角度
索微，索其史学何时外传、外传之途径、外传他国后的回响等，要同时兼
顾这两个方面，那么我们研究得出的希罗多德史学便会比较完整、比较深
入了。研究中国史学亦然，如研究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不仅要从其
史学自身抉隐，还要从它的外传及其在异域所发生的回应这一视角钩沉。
总之，我们所说的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指的是中外史学史的研究，
不应只局限于各自史学自身的问题，还应当留出一些空间，去关注不同国
家或地区之间史学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外史
学交流史的研究就是史学史中的“影响研究”。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
详尽史实，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可以预期的是，重视史学史的影
响研究，将为未来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开启一扇新的窗户，并有望成为史学
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由此，我们也认识到，历史学的研究，不仅要从历史学自身(内因)
来论证史学的发展与变化，而且还需要从事物之间的关联(外因)来探讨
史学的发展与变化。“关联”，是研究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梳理它们之间
的相互交往与相互冲突的事实，探讨这种相互联系对各自发展所带来的深
刻影响。这种相互关联当然是影响事物变化的外部原因，成为促使事物发
生变化的一种外力。然而，在某种情况下，外力也可以成为事物发生质变
的基本原因和一种决定性的力量。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许多事例可为
之佐证。例如，现代中国史学的若干场景的出现，往往不是内发，而更多
地归之于外烁。事实上，对于事物转变中的“内因”与“外因”，我们不
能持机械的与一成不变的观点，应当看到，它们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转化
与换位。我在这里无非是要强调，研究事物之间关联的重要性。正如法国
年鉴学派第三代传人勒高夫所说：新史学所代表的史学总体革新，只是在
面对马克思主义时才遇上一些基本的问题。勒高夫之言，其实说到了研究
事物之间相互关联的重要性。不是吗?倘只从西方新史学自身来研究新史
学，而忽略它在发展进程中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联，这种研究就不可能深
入透彻。但当它一旦“遇上”(关联)马克思主义时，新史学的“一些基
本问题”就凸现出来了。同样的是，研究20世纪中国史学，不了解外国史
学尤其是20世纪的外国史学，不了解后者之东传及其对我们所发生的影
响，那也是不行的。中外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的，特别是到
了20世纪，又怎能忽略两者之间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呢?
说到本书的编纂，另有如下一些说明。
关于本书结构。本书除导论外，设上编与下编，导论阐述本书题旨，
上编名为“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之行程”，共7章，按若干时段，从整体
上勾画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发展史之概貌；下编名为“20世纪中外史学
交流之例案”，共11章，选择若干典型个案，从局部上细化20世纪中外史
学交流发展史。总之，上编引领整体，下编细考局部，使之点面连缀，宏
观与微观结合，整体与局部相呼应。我提出的这一“构想”随即得到了林
东兄的首肯，也得到了本书撰稿者的认同，不知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关于本书内容。这里有两点要说。一是本书虽名为“20世纪中外史学
交流”，其实就我们所提供的内容来看，还是有缺陷的。文化的交流总是
双向的，在学术文化交流史上，不只是“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渐”，
这在中外史学交流史中不乏先例，如古代中国史学对朝鲜、日本和越南史
学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典史学对18世纪西方理性主义史学的影响。
不能否认，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史学对西方史学也曾发生或正在发生着
影响。对此，*初曾构想请海外学者撰写有关文章，专论中国史学输入西
方及其在20世纪的回响，但终未能如愿。幸好在国外访学多年的朱政惠教
授，为本书撰写了“现代国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或可稍稍弥补本
书只是单向的外国史学入华的缺陷，至于其他遗漏，只好留待来日弥
补了。
另一是本书在1949年以后，主要内容是大陆学界的情况，这部分是归
之于材料方面的原因。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与外界的隔绝，
也包括与台港澳地区的隔绝，就我个人而言，直至1998年6月应邀赴台出
席“海峡两岸史学史学术研讨会”时，才对台湾学界史学史研究的情况开
始有所了解。然而必须指出，台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华裔学者，由于独特的
地域优势与语言优势，他们在中外史学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他们的相关学术成果也应摄纳(当然也偶有涉及)，但由于本书交
稿日近，于是在这方面就留下了空缺，甚觉遗憾。
关于本书作者群。按传统的辈分依次为：李长林，湖南师范大学教
授；张广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政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邬国义，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勇，淮北煤炭
师范学院教授；梁民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博
士，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易兰，复旦大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任教。这是
一个老中青三代、于中外史学各有所长的作者群体。在现代学术分工日益
精细的情况下，各人都坚守自己的“世袭领地”，如研习西方史学而不谙
中国史学，只知希罗多德，而不知司马迁，反之亦然。不过，本书作者
群，有的精于中国史学，有的专攻西方史学，正可互补；行文风格，有的
长于思辨，有的善于考订，亦可互助。总之，集各人之所长，互补互助，
兼容并存，汇于本书，这一点却是很令我满意的。可能由于时间与联络不
畅的原因，大陆学人中于此很有研究的一些学者未能尽列其中，亦为
憾事。
说真的，我名为“主编”，实际上如罗志田所说，是一位“学术协调
人”(an academic coordinator)，起一种居间联络的作用。我的职责是，与
李勇同志一起认认真真地“编”(我们也是作者队伍中的一员)，力求尊重
原稿，不做什么“通稿”之类的事(由此也可能带来一些重复)，尽量保
持每位作者的个性特色，鉴于本书之体例，只不过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技
术上的处理。
行文至此，已是沪上人家的掌灯时分。推窗远眺，冬日的都市，细雨
霏霏，寒气袭人，只见远处高架道上车辆头尾相接，踟蹰不前；近处，行
者联翩，步履急匆匆，风雨夜归人……由此，我想到了行路之艰难，又顿
然联想到学术之途的艰辛。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史乃至整个中外史学交流
史的研究，还处在学步阶段，任重而道远，要取得一点进步，唯有我们不
懈与艰苦的努力。
张广智
2007年1月于复旦大学书馨公寓
第八章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发表的新史学诸文，如他所标示的“史界革命”
那样，其思想的穿透力与造成的震撼，无与伦比。然而，当1929年梁氏逝
世不久，彬彬(徐彬)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梁启超曾参合日本学者的著
作，“梁氏*著名之《新史学》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以日
人所著为蓝本……此固传译介绍，不同剽窃，且独擅之文格，亦有润色之
功能也。”①可见盖棺仍难定论，或者说尚有探讨、深化的余地。不过，文
中并没有明示梁氏蓝本所出，究难坐实此说，而梁本人也未谈及具体来
源，这方面的情况又十分复杂，因此，关于梁启超与日本学术资源中介，
包括与浮田和民《史学原论》等的关系，仍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自然，这种研讨既不能浮泛而论，需要缜密的实证，同时也不能将其局限
或仅归之于一书一人，而是要拓展视域，放大范围，才能做出比较准确的
研判。
一、《史学原论》及诸种中译本
浮田和民(1859—1946)是日本著名的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出生于日
本九州熊本藩藩士之家。幼名栗田龟雄，早年在其家乡熊本洋学校学习，
后入同志社英学校。1879年毕业后在《六和杂志》任职。自明治十九年至
三十年(1986—1897)一直在同志社担任教职。先任同志社政法学校讲
师，期间于1892年至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学习政治学与历史学，受到西方
近代学术思想的熏陶和科学方法的训I练。两年后归国，任同志社大学教
授。1897年后，就任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讲师，讲授西洋
史、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课程，次年聘为教授。先后历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教授、早稻田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等职。期间长期担任大日本文明协会
编集长(1909—1927)以及《太阳》杂志主笔，宣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
说，被视为英美派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其一生著述甚丰，撰有《政治学
史》《政治原论》《社会学讲义》《政治道德论》《伦理学讲义》《新道德论》
《国民教育论》《伦理的帝国主义》和《西洋上古史》(中译为《西史通
释》)《西洋中近世史》《史学原论》等著作。①译作有弗兰科·古德诺
(Frank J．Goodnow)著《比较行政法》、高尔（G．D．H．Cole)著《产
业自治论》等。
《史学原论》和《西洋上古史》等均是他为东京专门学校编写的教材。
《史学原论》又名《史学通论》，是一部讲述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著述。
全书约4万余字，计分8章，分述历史学的性质、范围、定义、价值，以
及历史与国家、地理、人种等之关系，历史大势及研究方法。从日本国会
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现存的几种日文本来看，东京专门学校藏版的
《史学原论》，封面署“讲师浮田和民讲述”；后来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出版
的《史学原论》一种，署“浮田和民述”。另一种稍晚些的东京专门学校
藏版的《史学通论》，封面署“浮田和民讲述”。②可知当时尚是大学文学
科的讲义，未正式公开出版，但已在社会上流传，被称为“讲义录本”。
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与坪井九马三所著的《史学研究法》，在日本史学
界均甚有影响。
关于此书著述与*初出版的时间，几种日文本均没有注明。杨鸿烈在
其所著《史学通论》中，著录为“浮田和民《史学原论》，明治三十年
(光绪二十三年)”，①也即1897年。杨氏此说未出所据。但根据此书的有
关内容，此说并不确切·。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不同的说法。如石川祯浩称两
书“据认为同为1898年前后出版”，为“东京专门学校文学科第二期一年
级讲义录”。②因缺乏比较确凿的证据，故说得比较谨慎。有一种东京专门
学校藏版的《史学原论》封面署“讲师浮田和民讲述”，似乎可说明其著
述于1897年。但据笔者研读查核，发现此书第七章《历史上之大势》曾述
及“例如北美合众国之因古巴岛事件而与西班牙构争”之事，这里所说
“古巴岛事件”也即“缅因”号事件。1898年4月，美国以停泊在西班牙
殖民地古巴首府哈瓦那港巡洋舰“缅因”号被炸，正式向西班牙宣战，进
攻西属殖民地，由此爆发了美西战争。后西班牙战败，于当年12月签订
《巴黎条约》，美国夺取菲律宾、关岛和波多黎各等地，西班牙承认古巴独
立，实际上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由此可证， 《史学原论》的著述必在
1898年4月之后，书中还说到两国开战后欧洲、美洲诸国的不同态度，并
称“客岁美西之战，美军征略菲律宾群岛，则泰西文明越美洲而达东
洋”。③故该书著述出版当在1899年。
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 作者简介
p>主编简介
张广智，1939年9月生，江苏海
门人。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
史系本科，1967年复旦大学历史
系西方史学史方向研究生毕业。
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室主任，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
学院特聘教授等。主要研究方向
为西方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
兼及世界古代史和世界文化史。
主要著作有：《克丽奥之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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